“写在括号里的电话地区号，在电话号码前面，没有改掉。它是212。作为海外部第一副总裁，我每天都打这样的电话。”
“改动的时候很草率。”
“可能。可能改的时候太仓促，也可能没有彻底明了。另一方面，指示的主体未经过重新公证是不能取消的。纽约电话多，改动一下，风险小。无论如何，这一改换给了我问一两个问题的机会。银行家最讨厌改动。”达马克喝干了杯子里剩下的酒。
“再来一杯？”贾森问。
“不，谢谢。那会处长谈话时间。”
“谈到哪儿停止由你定。”
“我在想，先生。在我开讲之前你脑子里应该大体有个数字。”
伯恩端详了下对方。“它可能是五，”他说。
“五什么？”
“五位数。”
“我就开始。我对一个女人说过——”
“女人 ？＇…3uww＇你一开始怎么说？”
“实话实说。我说我是瓦洛阿的副总裁，按照苏黎世联合银行的指示办事。还能说什么别的？”
“说下去。”
“我说我同一位自称贾森·伯恩的人联系了。她问我多久以前，我回答说几分钟前。于是她很想了解我们谈话的内容。这时我说明了我和顾虑。卡片上明确说该打长途电话给纽约，不是巴黎。自然，她说这用不着我担心，改动是经过签字授权的，因此如果告诉苏黎世说瓦洛阿有位负责人拒绝遵守联合银行的指示，我愿意吗？”
“停一下，”贾森打断说。“她是谁？”
“我不清楚。”
“你是说这么长时间都是你在说话，她没对你说什么？你也没问？”
“卡片的规矩。如有姓名给你，很好。没有，不去问。”
“问电话的事你并没犹豫。”
“只不过是种策略；的需要信息。你转来四百五十万法郎，数目可观，是位的势力的客户，也许后面还有更强有力的线…先犹豫，再同意，再犹豫，再同意，这就是人们了解事物的方法，特别是当一方在谈话中表现出焦急的时候。我向你保证，她当时挺着急。”
“你了解了些什么？”
“应该把你看作危险人物。”
“从哪方面说？”
“还不能下定论。可是既然用了这个字眼，已经足以使我问她为什么不找安全部门。她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已经越出安全部门的范围，越出国际刑警组织的范围。’她说。”
“你认为这说明什么？”
“事情十分复杂，什么样的可能性都有。最好还是私下处理。可是，从我们谈话以来，这事现在给了我某种启发。”
“什么启发？”
“就是你真应该好好酬谢我。因为我必须非常小心谨慎。那些寻找你的人也许都是越出安全部门和国际刑警组织范围的人。”
“可以商量。你对那女人说我正在去你办公室的路上？”
“一刻钟就到。她叫我在电话上等一会儿，她马上就回来。她显然又打了个电话，回来告诉我她的最好指示，要我把你留在办公室里，直到有人找到我秘书那里询问一件有关苏黎世的事，然后，当你离开的时候，点下头或做个手势把你指给那人看，因为不能出差错。那个人当然来了，然而，当然啦，你根本没来，所以他和他一个同伴在出纳的柜台前等候。听了你的电话说你准备去伦敦，我便走出办公室去找那个人。我的秘书把他指给我看了，我就去告诉了他。以后的事情你都知道啦。”
“你有没有因为还得有人来辨认我而感到奇怪？”
“不是奇怪，而是觉得过分。卡片是一回事——电话，不见面的联系——可是直接参与。公开的，就象这件事现在的情况，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对那个女人也这么说。”
“她怎么说？”
达马克清了清嗓子。“她明白表示，她所代表的一方——实际上卡片本身已经证实了那一方的地位——会记住我的合作。你看，我什么也没保留…他们显然不认识你的相貌。”
“一个曾在苏黎世见过我的人在银行里面。”
“然而他的同事们不相信他的眼力，或者也许不相信他认为他所看到的。”
“你为什么这样说？”
“只是一种观察，先生。那女人的固执。你必须懂得，我坚决反对任何公开的插手，那不符合卡片的规矩。她说没有你的照片。显然撒谎，当然啦。”
“是吗？”
“当然。所有的护照都有照片。哪有移民局官员不能收买或者欺骗的？在护照管理室十秒钟，一张照片的照片。办法是有的。不，他们犯了一项严重的错误。”
“我想是的。”
“而你，”达马克继续说，“刚才还对我些别的事。是的，你应该给我很好的酬谢。”
“我对你说过些什么？”
“你护照上的名字不是贾森·伯恩。你是谁，先生？”
贾森没有立即回答；他又在转手中的酒杯。“是一个可能给你一大笔钱的人，”他说。
“完全足够了。你只是位姓伯恩的客户。而我必须谨慎行事。”
“我想要纽约的那个电话号码，能给我弄到吗？会给你一笔可观的赏金。”
“但愿我能，我看没有办法。”
“卡片上可能有痕迹。用低倍的放大镜就行。”
“我说了消掉，先生，不是划掉，是消掉——它被裁掉了。”
“那么还在苏黎世的什么人手中。”
“或者已经毁掉。”
“最后一个问题，”贾森说，现在他已急于离开。“它正巧关系到你，是唯一能使你得到酬金的途径。”
“这个问题当然只好听一听。是什么？”
“如果我不打电话就在瓦洛阿露面，事先也没有告诉你说我要来，你是不是要再打个电话？”
“是的。不能不理睬，那张卡片，它是有权势的董事会会议室发出来的。谁不理睬它就丢掉饭碗。”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拿到我们的钱？”
达马克噘起嘴。“有个办法。缺席提款。填好表格，书面指示，由一家正式的法律事务所证明和鉴定，那时我就无权干涉了。”
“然而你还是要打那个电话。”
“那是时间问题。如果一位曾同瓦洛阿多次打过交道的律师打电话给我，譬如说要求我准备若干张支取一笔他已经证实手续完备的国外汇款的本票，我一定照办。他会说他即将把填好的表格和不记名支票送来，这在税收太高的今天并不是罕见的做法。一个信使会在业务最繁忙的时间带着那信件前来，我的秘书——一位可尊敬和可靠的多年雇员——会直接把表格拿进来给我副签，信由我签名。”
“毫无疑义，”贾森打断。“同另外一些需要签字的文件一起。”
“对了。然后我才打我的电话，也许在打电话的时候目送那信使带着他的公事包离开。”
“你是不是凑巧想起巴黎哪个律师事务所的名字？或者某位律师？”
“巧了，我正好想起了一个。”
“要多少钱？”
“一万法郎。”
“很贵。”
“一点也不贵。他从前是法官，有身份的人。”
“你呢？我们来商量一下。”
“我说过我这人通情达理，由你来决定。既然你提过五位数，从五开头，五万法郎。”
“太棘手了！”
“你干的事也一样，不管你干了什么，伯恩先生。”
“秘密卡片，”坐在窗旁一把椅子上的玛丽说，黄昏的夕阳正好反射在蒙帕奈斯大街漂亮的建筑物墙上。“原来这就是他们使用的方法。”
“精采的在后面——我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贾森从柜子上拿起酒瓶倒了一杯酒，走到床边坐下，面对着她。“你想听吗？”
“没有必要，”她回答，望着窗外，若有所思。“我完全知道它来自何处，意味着什么，它使人愤慨，仅此而已。”
“为什么？我以为这是你料想得到的。”
“结果不奇怪，但是手段没想到。卡片是对合法性的一种古老的侵犯办法，现在几乎只有欧洲大陆的私人银行还在使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都早已在法律上禁止使用。”
伯恩回想起达马克的话，重复了一遍。
“‘它是有权势的董事会会议室发出来的’——那是他的原话。”
“他说得对，”玛丽望着他说。“你知道吗？我知道在你的账户上有个记号。我推测有人受贿提供情报。那不是不寻常的事，银行家们并不是封在圣徒胶列的人。但这情况不一样。在苏黎世的那个账户从一开始建立就把卡片作为部分活动办法。你凭自己的常识也可以想到。”
“纹石七十一号，”贾森说。
“是的。银行老板必须同纹石配合一致。从你的存取权限看来，你可能本来也知道这个内情。”
“可是有人被收买了。康尼希。他用一个电话号码代替了另一个。”
“他拿到的钱不会少，我敢肯定。他可能坐十年牢。”
“十年？够严的。”
“瑞士法律就是这样严格。他至少是发了一笔小财。”
“卡洛斯，”伯恩说。“卡洛斯…为什么？我在他眼里是什么人 ？＇…3uww＇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我一次又一次重复这个名字，但什么结果都得不到，什么也没有。只是…嗯…我不知道，什么也没有。”
“可是有一些，是不是？”玛丽探过身去。“是什么，贾森？你在想些什么？”
“我没想什么…我不知道。”
“那么你感到了什么。是什么？”
“我不知道。恐惧，也许…愤怒，紧张。我不知道。”
“集中思想！”
“该死的，你以为我不在集中？以为我没有集中？你知不知道我是什么感觉？”伯恩板着脸，对自己的发作感到恼火。“对不起。”
“不必。这些是你应该寻找的提示和线索——我们必须寻找。诺阿港里你的医生朋友说得对，有些事情会令你联想起一些情况，象你自己说过的，一板火柴，一张面孔，或是餐馆的店面。我们已经看到过这样的事发生。现在，是个名字，一个你躲避了将近一星期的名字。你把过去五个月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全都告诉我了，直到最微小的细节，可是你从来没提到过卡洛斯。你应该提到，可是没提。这一点的确对你有意义，你不明白吗？它在搅动你的内心，你内心有东西想冲出来。”
“我知道。”贾森喝了一口酒。
“亲爱的，在圣日耳曼大街有一家有名的书店，是一个杂志爱好者开的。店堂里堆满了过期的杂志，成千上万册。他甚至象图书馆管理员一样把它们的刊名编成目录和索引。我想查查卡洛斯是不是也在索引里。你愿不愿意去查？”
伯恩感到他的胸部剧痛起来。这与他的创伤无关；是恐惧。她看到了；而且也有所理解；他感觉到了，但是不理解。
“在巴黎大学里有过期报纸，”他说，抬起头注视着她，“其中有一份使我在一段时间里高兴得上了云端，直到我思考了之后。”
“发现了一个谎言。这很重要。”
“可是现在我们不是要寻找谎言。是不是？”
“对，我们要寻找真相。不要害怕，亲爱的，我不怕。”
贾森站起身来。“好，把圣日耳曼排上日程。现在，给大使馆那个人打个电话。”伯恩从衣袋里拿出写着电话号码的纸巾，上面还添上了从玛黛琳路银行开走的那辆小汽车的牌号。“这是达马克给我的号码，还有汽车牌照号码。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行。”玛丽拿了纸巾走到电话旁边。电话机边上放着一个活页笔记本，她拿起来翻开里页。“在这里。他叫丹尼斯·考勃利尔。彼得说他今天中午打电话给他，巴黎时间。这人可以信赖，是大使馆里最能干的参赞。”
“彼得认识他，是吗？不是只知道名字而已？”
“他们是多伦多大学的同学，我能不能从这里给他打电话？”
“当然，可是不要说你在哪里。”
玛丽拿起电话。“我对彼得怎么讲，对他也怎么讲。我正要搬旅馆，可是现在还不知道云哪一家。”她要了外线，拨了座落在蒙塔古路睥加拿大使馆的电话。十五秒钟后她同丹尼斯·考勃利尔参赞通话了。
玛丽几乎立刻就谈到了她打电话的意图。“我估计彼得已经告诉过你了，我可能需要你帮忙。”
“还不止这一些，”考勃利尔回答，“他说你在苏黎世。他讲的话我不敢说都明白，可是我领会了他总的意图。似乎当今金融界手法又多又复杂。我能帮你些什么忙？”
“我有个牌照号码和一个电话号码，都是巴黎的。这个电话号码没有列入电话簿，如果我打电话过去可能尴尬。”
“念给我听。”她念了。“男子汉就是男子汉。”考勃利尔引用他本国一句老话。“我们在几处极好的地方有几个好朋友。我们经常彼此帮忙照顾，通常是在麻醉品方面，可是我们大家都很灵活。明天同我一志吃午饭好吗？我尽量把所有的材料带来。”
“我很愿意，可明天不行，要同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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