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他会感谢我，也从来没被他感谢过。他永远不会向我要钱，我们俩都有点儿装模作样——假装他是靠信托基金或是别的什么在生活。
我到的时候，他坐在他最喜欢的苏丹式躺椅上，正在那台巨大的电视机前看节目——这是他主要的消遣——这可以让他揪着什么就发一通牢骚。他鼻孔里插着氧气管（他现在得二十四小时吸氧），正在看商业信息片。
“嗨，老爸。”我说。
大约有一分钟他都没抬头——他完全被商业信息片迷住了，仿佛是在看电影《精神变态者》中最惊险恐怖的那一幕。他瘦了，平头也都白了。他抬起头来看着我说：“那个婊子要辞职，你知道吗？”
他所说的“婊子”是最新的家庭健康护理员，一个名叫莫林的忧郁的爱尔兰女人。莫林五十多岁了，戴着一头醒目的红色假发。大概是时间到了，她拿着一个塑料筐，里面堆满了叠得整整齐齐的白色T恤和平脚短裤。她一瘸一拐地穿过起居室——她的髋部曾受过伤。惟一使我诧异的是她居然忍了这么久才辞职。在苏丹式躺椅旁边的茶几上有一个小小的无线电门铃，每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就会按铃叫她，而他似乎老在按铃。要么就是他的氧气出问题了，要么就是鼻管把他的鼻腔弄得太干燥了，再不就是要人搀他去洗手间。莫林偶尔会推着他出去“散步”，他坐在机械推车里，一边逛商场一边骂骂咧咧地说现在的年轻人的不是，还不忘变本加厉地辱骂莫林。他口口声声地说莫林想毒死他。正常人当然会被他搞疯，更何况莫林本来就挺敏感的。
“你怎么不告诉他你叫我什么来着？”她边说边把洗好的衣服放在沙发上。
“噢，上帝啊。”他说。由于老喘不上气，他只能断断续续地几个词几个词地往外蹦。“你一直在我的咖啡里放防冻剂，我能尝出来。他们把这叫做‘弑老’，你知道的，就是谋杀老年人。”
“如果我想杀你，我会用比防冻剂更好点儿的东西。”她反驳道。尽管已经在美国居住了近二十年，她的爱尔兰口音还是很重。“他说我是个——那个词我都说不出口。”
“去他妈的，我叫她臭婊子。这个词用在她身上还太礼貌了！她打我！他妈的这些空气软管搞得我只能坐在这儿，不能动弹，这个婊子就对我拳打脚踢。”
“我只是从他手里抢下了一根香烟，”莫林说，“他趁我在楼下洗衣服的时候偷偷抽烟。满屋子的烟味儿，你以为我闻不到吗？”她看着我，“医生禁止他吸烟！我都不知道他把香烟藏在哪儿了——他肯定把它藏在哪儿了，我知道的！”
老爸得意地笑了，但是什么也没说。
“管它呢，我有什么可操心的？”她辛酸地说，“反正今天是我在这儿干的最后一天了。我再也忍不下去了。”
商业信息片里不时传出演播室花钱请来的那群托儿的惊呼声和叫好声。
“好像我会介意似的！”老爸说。“她什么都不干。看看这儿的灰尘吧。这个婊子到底能干什么？”
莫林拿起洗衣筐，说道：“早在一个月前我就该走了。不，我根本就不该接这个活儿。”她一瘸一拐地走了出去。
“见到她的那分钟我就该炒了她，”他嘟囔着说，“我就知道她是那些谋杀老年人的凶手之一。”他撅起嘴来呼吸，就像是在含着吸管吸气一样。
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老头儿不能独自一人在家——他上厕所都需要帮忙。他不愿去老年公寓，他说如果我送他去的话他就自杀。
我把手放在他的左手上，他左手的食指连着一台发着红光的指示仪，脉搏氧饱和度仪——我想是叫这个名字。显示屏上的数据为百分之八十八。我说：“我们总会找到合适的人的，爸爸，别担心。”
他抬起手来甩开了我的手。“她算哪门子的护士？”他说，“她根本不关心别人。”他一阵剧咳，从椅子边上摸出一块卷成团儿的手帕，咳出一口痰。“我搞不懂你为什么不搬回来住。你到底在干什么？你的那份狗屁工作根本毫无前途。”
我摇摇头，柔声说：“不行，爸爸。我还得偿还念书时申请的学生贷款。”我不想提醒他总得有人赚钱支付刚刚辞职的那个人的工钱。
“大学生，读了不少书啊，”他说，“不过是在浪费金钱！在外面跟狐朋狗友们狂欢嘛！为了你，我勒紧了裤腰带，一年连两万块都花不到。这样的大学还不如在家里念！”
我报以一笑，以示自己并没有生气。为了保持气管通畅，他必须服用波尼松（合成类固醇，用作抗过敏、免疫抑制和抗癌药——译者注）。不知道是不是他吃的那些类固醇把他变成了这样一个大混球，还是他的本性就是如此。“是你死去的妈妈把你惯坏了，把你宠成了这样。”他又吸了一口气，“你是在浪费生命。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一个真正的工作？”
老爸很擅长哪壶不开提哪壶。我有点不爽，但是立刻恢复了平静。对这个老头儿说的话可别往心里去，否则你会疯掉的——他的脾气就像是垃圾场里的狗。我总是觉得他的怒火就像狂犬病——他根本没有自制能力，所以你也没法责备他。他从来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在我还是个小孩儿、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的时候，他动不动就拿皮带抽我，忘乎所以地狠揍我。打完后他还总是嘟哝：“看看，你都让我干了些什么。”
“我正在努力找。”我回答。
“他们能嗅到一英里外的窝囊废，你知道的。”
“谁？”
“那些公司啊。没人想要窝囊废，大家都想要赢家。去给我拿罐可乐来，好吧？”
从他还是教练的时候，他就开始信奉并且时常念叨他的这些不二真理——我是个“窝囊废”；只有得第一才算胜利，第二名就是失败。有一段时间，我一听这些话就上火。不过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了，我总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
我走到厨房，思索着现在该怎么办。老爸需要全天候护理，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还有哪个中介会给我们派人来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请的是那些只想捞外快的正式医院的护士。他把她们气走后，我们找了一连串勉强合格的护理员。这些人只接受过两周的训练，拿了个护理助理证书。再后来，我们在报纸的广告上逮着谁就是谁了。
莫林把金黄色的熙尔仕楷模冰箱整理得井井有条，整洁有序得让人相信它本该是摆放在政府实验室里的。金属架的高度已经被莫林调整好了，一排可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上面。就连厨房里通常脏兮兮的玻璃杯也被擦得闪闪发亮。我往两只玻璃杯里放进一些冰块，分别倒进一听可乐。我一定要和莫林好好谈谈，代表老爸向她道歉，恳请甚至恳求她留下，有必要的话也可以贿赂她，至少也要让她等我找到别的护理员后再走。也许我可以利用她对老年人的责任心——尽管我觉得老爸的臭脾气已经将之一点点地消磨了。事实上，我已经穷途末路了。如果明天的面试搞砸了，我就有的是时间了，只是我会在伊利诺伊州的某个监狱里度日如年地熬我那无穷无尽的时间。
我端着杯子走回去，杯子里的冰块发出丁当的碰撞声。商业信息片还在没完没了地播放。这些片子要放多久？又有什么人会看呢？我的意思是，除了我父亲外。
“爸爸，没什么可担心的。”我说。但是他已经晕过去了。
我在他面前站了几秒，看看他是否还在呼吸。他的头以一个古怪的角度垂着，下巴贴在胸膛上。氧气机发出轻微的声响。地下室里传来莫林收拾东西的声音，也许她还在默默地排练她临走前要说的话吧。我把可乐放在堆满了药品和遥控器的小茶几上。然后俯下身，吻了吻老爸那斑斑点点的红额头，轻声说：“我们总会找到人的。”
第九章
特莱恩公司的总部看起来就像铬制磨砂的五边形，每一边都是一栋七层楼的“侧楼”。大楼的底部是停车场，里面停满了宝马、陆虎和各式各样的名牌汽车，我目光所及的范围内还未看到有预留的空车位。
我走向B座的“大堂前台”——也就是接待员——报上了我的名字。她指了指一张写着“访客”的可粘贴标签。我拿起来贴在灰色阿玛尼西服的胸袋上，在大堂里等一位叫斯蒂芬妮的女士来接我。
这次是副总裁汤姆·龙格尔在招人，斯蒂芬妮正是龙格尔的助理。我努力让自己进入角色，告诉自己要放松，尽量表现自然。我暗暗提醒自己：我是有备而来的。特莱恩的一个产品市场经理突然调任了，因此他们正在招人填上他的位置。而我，简直就是为这份工作度身订制的——天生就是这块料，再加上后天的培养——完美的理想人选。几周前，几个猎头就得到了消息，说怀亚特有这么一个出色的小伙儿，炙手可热，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在一次行业大会的闲聊中，这个消息不胫而走。自此，我的语音信箱里塞满了招聘人员的留言。
而且，我也提前对特莱恩公司作了一番了解。据说特莱恩建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是消费型电子产品的龙头老大。它的创始人是极富传奇色彩的奥古斯丁·戈达德。特莱恩员工对他的昵称不是格斯（在英语中“格斯”是“奥古斯丁”的昵称——译者注），而是“Jock”（指那种身材魁梧，长得很帅，很富有男子气概的运动员——译者注）。他简直就是个偶像。奥古斯丁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曾在海军服役，先在飞兆半导体公司工作，然后又去了洛克希德公司，他在彩色显像管的生产工艺上取得过突破性的成就。在大家眼里他是个天才，但又有别于那些建立了巨型国际公司的专横霸道的天才——与他们不同的是，他显然不是个混球。员工们喜欢他，对他无比忠诚。他与大家不常接触，但是在大家心里他就像个慈父。偶尔有人看到他，就会传出Jock·戈达德“惊现”某某处的新闻，仿佛他就是个飞碟。
尽管特莱恩已经不再生产彩色显像管了，但索尼、三菱以及其他为美国生产电视机的厂家都必须事先获得戈达德牌显像管的生产许可证。之后，特莱恩公司转入了电子通信市场，于是著名的戈尔德调制解调器又大大地推动了电信市场的发展。现在特莱恩生产手机、传呼机、计算机元件、激光彩色打印机、个人数字助理等产品。
一个瘦削而结实的棕色卷发女人突然从一扇门里走出来，进了大堂。“这位一定是亚当吧？”
我礼貌得体地与她握手，说：“很高兴见到你。”
“我叫斯蒂芬妮，”她说，“我是汤姆·龙格尔的助理。”说完她领我乘电梯到了六楼。一路上我们随意聊了聊。我尽力让自己听起来热情善谈，但又不是喋喋不休，而她似乎有点儿心不在焉。六楼是那种典型的“办公区农场”——一个接一个的格子间铺满了整层楼，一望无际——即使是大象那样的高度，也不可能一眼望得到边。她带着我走进办公区，我们经过的路就像是迷宫，就算一路扔着面包屑来做记号我也没法自己走回电梯那儿。这儿的一切都与其他标准化公司别无二致，只有一点有所不同，在经过一台电脑显示器的时候，我发现上面的屏保图案居然是Jock·戈达德的三维头像。屏幕上戈达德的头像就像电影《驱魔人》里的琳达·布莱尔一样不停地旋转，还不时地露齿而笑。要是在怀亚特公司——我的意思是把尼克·怀亚特的头像也制成屏保——怀亚特的那群打手可能会打断你的腿。
我们走到一间会议室，门上的牌子上写着“斯图贝克”（美国的一个汽车品牌——译者注）。
“嗯？斯图贝克？”我不解地问。
“是的，所有的会议室都是以美国经典汽车品牌命名的，有野马、雷鸟、克尔维特、卡玛洛等。Jock热爱美国车。”在说“Jock”时她故意改变了一下声调，就好像是在上面加了个引号，似乎是在表明她和CEO的关系并没有亲密到可以直呼其名的程度，只是每个人都叫他Jock，因此她也只能随大流。“想喝点什么吗？”
朱迪丝·波尔通教我最好是做出肯定的回答，因为人们都喜欢施人以方便的感觉。而这里的每个人，甚至是行政秘书，之后都会上报他们对我的意见。“可乐，雪碧，什么都行。”我回答——我不想让她觉得我太过挑剔——“谢谢。”
我没有在桌首就座，而是在会议桌的一边坐下，正对着门口。几分钟后，一个体态结实的男人突然“跳”进了会议室。他身穿卡其裤，深蓝色的衬衫上印着特莱恩的标志。汤姆·龙格尔，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波尔通博士为我准备的档案里就有他的资料。他是事业部个人通讯分部的副总裁，四十三岁，有五个孩子，狂热的高尔夫球迷。斯蒂芬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