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特莱恩新产品营销部只招收MBA。”
“不，戈达德认为MBA是狗屁——我们在这一点上倒是意见一致。他自己就没有MBA文凭，他觉得它限制了人的才能。说到限制，”他打了个响指，米查姆递了些东西给他，是个小金属盒子，看上去很眼熟——是个艾德伊斯（Altoids，一种薄荷口香糖的品牌名称——译者注）糖果盒。怀亚特打开它，里面有几片看上去像是阿司匹林的白色药片——其实这很眼熟了，“你需要戒掉这鬼东西，不管你叫它摇头丸还是别的什么。”
我把这个“艾德伊斯”盒子放在家里的咖啡桌上，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是怎么弄到的。但此刻我头昏得懒得生气了。他把盒子扔进沙发边上的黑色皮质小垃圾桶里，发出一声闷响。“还有酒精，那些鬼东西都得戒掉。你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严守规矩，伙计。”
这似乎倒不成问题。“如果我没被录用呢？”
“一号门。”他露出了一个丑陋的笑容。
“如果我已是竭尽全力了呢？”
“你的工作不许失败。凭着我们将传授给你的技能，再加上我这么出色的教练，你没有任何借口失败。”
“多少钱？”
“多少钱？我怎么知道？相信我，会比你在这里赚的多得多，六位数吧。”
我用力干咽了一下口水，但尽量不露声色。
“再加上我在这儿的工资。”我说。
他紧绷着脸，冷冷地盯着我，眼睛里没有任何含义。我怀疑他曾用了肉毒素来美容。“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我是在冒极大的风险。”
“我没听错吧？我才是真正在冒风险的人。你只不过是个该死的黑匣子，只是个大大的问号。”
“如果你真的这么认为的话，你就不会要我干这事儿了。”
他转向米查姆，说：“我才不信这些屁话。”
米查姆脸上一副吞了大便的表情。“你这个小混蛋，”他说，“我现在就打电话……”
怀亚特抬起一只手做了个制止他的手势。“没关系，这小子有种。我喜欢有种的人。你被录用了，马上就开始你的工作吧。双薪——没问题。不过，如果你搞砸了……”
“我明白，”我接过他的话，“一号门嘛。让我仔细考虑考虑，明天给你答复。”
怀亚特似乎有点儿吃惊，他的眼神一片茫然。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冷冷地说：“我等你到上午九点，那个时候正是美国联邦检察官开工的时间。”
“我建议你不要向你的朋友、父亲，或者任何人透露任何与此相关的只言片语，”米查姆插话说，“否则，后果自负。”
“我知道，”我回答道，“用不着恐吓我。”
“哦，这可不是恐吓，这是保证。”怀亚特说道。
第五章
现在看来没什么必要回到老位置上去工作了，于是我回了家。在下午一点乘坐地铁真不习惯——这个时间车上都是些老人、学生，还有带着孩子的母亲们。此刻我仍旧觉得头昏脑涨，还觉得恶心想吐。
我的住处离地铁站整整十分钟路程。天气很不错，非常宜人——这真具讽刺意味！
我的衬衫还是湿的，散发着汗臭味儿。几个穿着工装、带着耳环鼻环的年轻姑娘用一条长绳费力地拽着一群小孩儿往前走，孩子们大声尖叫着。铁丝网后面的柏油操场上，一些黑人正光着膀子打篮球。人行道上的砖块高低不平，我差点儿就被绊倒了。
公寓的门口有一股浓烈的尿骚味儿，不知道是猫还是流浪汉的杰作。信筒中没有信件。我用钥匙叮叮当当地打开了门上的三道锁。这时走廊对面房间里的老太太把门拉开了一条缝——她的身高够不着门上的猫眼——但没有取下门上的安全链，接着又砰地一声关了门。我冲她友好地挥了挥手。
尽管窗帘拉开着，但房间里还是光线暗淡。屋里很闷，有股陈烟的味道。由于公寓在一层，白天我是不会打开窗户通风的。
房间里的家具也很寒碜：主要的摆设就是一张浅绿色绣着金线的高背格子呢折叠沙发，不过上面尽是啤酒污渍；沙发正对着的是一台十九英寸的三洋电视机，只是遥控器已经不知所终了；角落里孤零零地立着一个高高窄窄的没抛过光的松木书架。我坐到沙发上，屁股下面立刻腾起一阵灰尘。沙发坐垫下的钢条硌得我屁股生疼，这使我想起了尼古拉斯·怀亚特那张黑色的皮沙发，并开始好奇他是不是也曾经住在这样的垃圾堆里——据说他是白手起家，但是我却不相信，我绝不相信他曾置身于这样的狗窝。我在玻璃咖啡桌下找到了Bic打火机，点着了一根香烟，看着桌上成堆的账单信件，我真的懒得打开它们。我有两张万事达信用卡、三张维萨信用卡，都刷爆了，而我几乎没有能力再支付最小还款额度。
我，当然已经下定决心了。
第六章
“东窗事发了？被逮住了？”
塞斯·马库斯从高中起就是我的死党。他每周都会有三个晚上在一家名为“巷子里的猫”的低级酒馆里当酒吧侍者。而白天，他的身份则是市区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助理。他说他需要钱，但我坚信事实上他之所以要当酒吧侍者，只是为了保留一点点洒脱的痕迹，以便使自己不变成公司里那种我们俩都喜欢嘲笑的唯利是图的小职员。
“干吗要逮我？”我忘记了自己对他说了多少，有没有告诉他安全部长米查姆给我打了电话？希望没有。现在我可不能向他透露他们要我干的勾当。
“你的盛大聚会啊。”这里的环境很吵，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再加上酒吧另一端的一个家伙正在吹口哨——把两个指头放在嘴里，发出那种大又刺耳的哨声。
“那个家伙是在嘘我吗？难道我他妈的是一条狗？”他也顾不得搭理那个吹哨的家伙。
我摇了摇头。
“你没事了，哈？你真的脱身了？真了不起！想喝点什么来庆祝一下？”
“布鲁克林棕啤？”
他摇摇头。“不行。”
“纽卡斯尔？健力士？”
“来一杯生啤怎么样？这个他们没数。”
我耸耸肩。“好吧。”
他给我汲了一杯啤酒，黄黄的，冒着泡。显然他还是个新手，斑痕累累的木质吧台上啤酒溅得到处都是。塞斯是个高个儿，头发黑黑的，长得很帅——名副其实的少女杀手——留了把可笑的山羊胡子，一只耳朵上戴着耳环。他有一半的犹太血统，可他却希望自己是黑人。他在一个叫“滑动”的乐队里伴奏和演唱，我听过他们唱歌，唱得不是很好，但他可总说“我们有生意上门”。他总是同时搞很多名堂，以表明自己不是那种只会工作的机器人。
塞斯是我认识的人中惟一一个比我更愤世嫉俗的。这大概就是我们之所以能成为朋友的原因。再加上尽管他高中时也曾在弗兰克·卡西迪教练——我的老爸——的足球队混过，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在我面前骂过我老爸。七年级的时候，在训导室里我们俩一见如故，因为我们都是数学老师帕斯夸里先生奚落的对象。九年级的时候我从公立学校转入了巴塞洛缪·布朗宁·奈特利学校。这是所昂贵的预科学校，不过我老爸刚好被那里聘为足球和曲棍球教练，这使我得以免去学费。那两年我很少见到塞斯，直到老爸打断了一个孩子右前臂的两根骨头以及左前臂的一根骨头。那个孩子的妈妈是学校监察委员会会长，因此我老爸被炒了鱿鱼，当然我免交学费的特权也被取消了，于是我又回到了公立学校。老爸和我一样再次被这所公立学校录用了。
高中时我和塞斯在同一个海湾加油站打工，后来塞斯厌烦了那些打劫的无赖，便去了邓肯连锁店通宵达旦地做甜甜圈。有几个夏天，我和他为一家市政清洗公司工作，我们负责清洁窗户。后来我们决定不干了，因为我们发现身上绑着绳子在二十七楼荡悠事实上并没有听起来那么酷——不仅无趣，而且极其吓人——对我们来说一点儿好处也没有。也许有的人把这种吊在建筑物外面、距离地面几百英尺的行为理解为某种极限运动，但对我来说这更像是慢镜头的自杀前奏。
口哨声更响了。大家都看着吹口哨的那人——一个穿着套装、胖乎乎、开始谢顶的家伙。有些人大笑起来。
“我他妈的认输了。”塞斯说。
“别啊。”我说，但是太晚了，他已经走向了酒吧的另一端。我拿出一根香烟，点着了，看着他在吧台上俯下身子，眼睛里喷着怒火般地盯着吹口哨的人，那样子看起来就像原打算一把抓住那人的衣领，却突然停手了一样。他说了些什么，吹口哨的人的周围爆出一阵笑声。然后塞斯酷酷地向这边走来，中途停下来和两个漂亮女人搭讪，其中一个是金发美女，另一个是褐发佳人，末了还不忘给她们来个迷人的浅笑。
“你这家伙，真不敢相信你还在抽烟，”他对我说，“真他妈的混蛋，看看你老子现在的下场吧。”他从我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点着了，吸了一口，然后放在烟灰缸里。
“嘿，多谢你不强人所难逼我戒烟，”我说，“那你呢，你又为什么不戒烟？”
他从鼻孔里喷出一股烟。“兄弟，我可是多任务的。再说，我家里人都没有癌症病史。只有人患过精神病。”
“我老爸可没得癌症。”
“肺气肿不是吗？管它叫什么呢，老头最近怎么样了？”
“还行。”我耸耸肩。我不想去看他，塞斯也没这兴趣。
“哎，刚才那俩靓妞儿，一个要了大都会，一个只要了杯冷饮。我最恨这个了。”
“为什么？”
“如果点的东西调制起来特别麻烦，客人就会给我些小费。但是女人可从来不会，我早就学聪明了。老天，只要开两瓶百威就能赚几美元，可是冷饮……”他摇摇头，“老天。”
他走开了几分钟，只听见他搞出一阵砰砰的声音，然后搅拌机尖叫着开始工作。塞斯脸上绽放出一个迷人的微笑，给姑娘们呈上了她们的饮料。她们没打算给他小费，只是转向我笑了一下。
他走回来问：“待会儿你打算干什么去？”
“待会儿？”已经快十点了，明天早上七点半我还得去见怀亚特的一个工程师。我得被他训练几天，他在Lucid项目里是个大人物。接下来再接受新品营销经理的几天培训，还有个“高级教练”会跟我定期会谈。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极其恶心的日程。在我眼里，这就是个马屁精集训营。即使是九点或者十点才去上班，也不用担心被人骂得狗血淋头。但是我不能把这些告诉塞斯，对谁都不能说。
“我一点下班，”他说，“那两个妞刚才问我下班后要不要陪她们去蓝魔鬼。我跟她们说我还有个朋友和我一起。她们刚刚帮你付了账，看来对你很感兴趣啊。”
“我去不了。”我回答。
“啊？”
“明天要早起上班，得准时到，真的。”
塞斯像是被我吓着了，一脸的怀疑。“什么？出什么事了？”
“工作越来越棘手，明天得早到，是个大项目。”
“你是在开玩笑吧？”
“很可惜，不是。你明早不也要上班吗？”
“你要变成那些人了？那些俗人？”
我咧嘴笑了笑。“该长大啦，不能再像小孩儿一样了。”
塞斯看起来对我很不屑。“老兄，快乐的童年最好能永无尽头。”
第七章
在十天炼狱式的训练中，曾参与过Lucid掌上电脑设计的工程师和参与销售的顶尖产品销售代表们往我脑子里填塞了各种各样毫无用处的信息。在主管的办公区我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这里原来是一间小库房，我几乎从来没在那儿呆过。我总是老老实实地接受训练，不给任何人添麻烦。对于这样的生活我不知道还能神志清醒地忍耐多久，但是只要一想到马里恩联邦监狱里硬邦邦的床位，我就不得不打起精神。
终于，有一天早上我被叫进了主管办公区的一间办公室，这间房子与尼古拉斯·怀亚特的办公室仅有一间之隔（就在尼古拉斯·怀亚特办公室隔壁的隔壁）。办公室的黄铜门牌上写着：朱迪丝·波尔通。整间办公室一片白色——白色的地毯、白色的家具、白色的大理石桌子，甚至摆放着白色的花朵。
尼古拉斯·怀亚特坐在一张白色真皮沙发上，身边坐着一个女人，四十来岁，徐娘未老，风韵犹存。他们正在聊天，看起来非常熟稔。女人不时碰碰怀亚特的胳膊，两人笑得很开心。她的头发是赤铜色的，那双修长的腿端庄地交叉着，深蓝色的套装更显得她身姿曼妙——显然她在保持身材上下了大本钱。她的眼睛是蓝色的，红唇光滑而丰满，眉毛高挑，极具挑逗性。年轻的时候她肯定是个不可多得的尤物，可惜岁月渐催红颜老啊。
我记起之前见过她，上周市场部的同事以及工程师给我上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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