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各国紧急抽调军队来京，每一国以200名为限。
三、组织国际兵团，由各使馆抽调武装人员700名，于3月6日上午10时在英领馆集合，巡察北京街市，以维持北京城局势。3月3日这天洋兵从长安街出崇文门绕外城一匝，自正阳门返回东交民巷。
迨天津、保定兵变，于是各国又纷纷派兵前往天津和保定，因之北京、天津、保定三地，外国兵车往来不绝于途。3月3日美兵到京150名，5日日本兵400名到京，英国则由北京派出武官四名领兵800前往天津，又由天津调兵30名押解子弹70余箱及其他军用物品来北京，德国则由青岛调兵百余名至京，其他各国亦日日有兵运来。保定、正定均有洋兵沿路巡逻，天津所驻洋兵甚多，尤以日本兵最多，军粮城、北塘、山海关、开平、唐山均有外国重兵驻扎。
各国使馆对于各国侨商、侨民的生命财产最为关心，变起时便致书袁世凯，请求保护洋商生命财产。北京崇文门内北至总布胡同口，以日本商业为多，3月2日起，凡日本商店均有日兵二名，荷枪守护。英使馆则派专员乘车至天津各处访问侨民。德使则派兵20名前往直隶井陉保护煤矿。外交团在给袁的公文中并质问袁是否继续清朝所缔结的各项条约。袁乃分函答复各国公使，具内容为：（一）力阻各国分别调遣军队来京；（二）强调京师现已平静，此后决无意外之虞，以及自己如何尽力维持现状；（三）力陈此次兵变决不影响国际关系，所有清朝过去所缔条约均将承认与信守。
3月4日袁特派颜惠庆、富士英、曹汝霖等前往东交民巷，分赴各国使馆慰问，并致谢各国军队协助弹压。同时并有照会给各国使馆，对此次兵变表示愧歉，并申明今后决不会再有意外，若万一有变，损失外人财产，均由袁负责赔偿一切损失。此外并派赵秉钧、姜桂题、乌珍、曹锟、王占元等剀切晓谕部下，对于洋兵入京不可敌视，应互相友爱。更电民政部出示晓谕商民，勿相惊忧。
袁世凯于4月6日发表告各军书，情文并茂，特抄录于下：
“本大总统自小站创练陆军以来，先后统兵近廿年，凡所以遇待我军人者，无不以诚悃相孚，恩义相结，有功必赏，有劳必录，有过必教，有罪必惩，秉大公之心，行至信之法，如家人肉骨之相爱，如师长子弟之相规，其在本部下由士卒擢升统将者，颇不乏人，而各将士等相从多年，亦皆听我指挥，遵我约束。且不独我陆军为然，即我巡防各军亦莫不同隶范围，共遵号令，是以同胞之中咸重气谊，薄海之内蔚起声名。至于武卫左军创始于宋忠勤，饱经战阵，懋著勤劳，迄今五十余年，人皆推为劲旅。此皆无俟本大总统之赘言，亦我各军同人所自喻而并堪其喻者也。近数年来本大总统养疴家园，无志问世，四方多难，迫我出山，督师于饷械两绌之秋，受任于国事阽危之日，焦思劳虑，心竭力逋，察大势之所趋，顺舆情之所向，始终希望惟以国利民福为依归。幸得共和确定，众志翕然，南北东西各省，满蒙回藏各族，文电交驰，佥以大总统之任相属。孙大总统复荐以自代，参议院正式选举，全院一致均以大总统相推，南来欢迎各使亦并无坚持南行之意。统一政府行将成立，自维德薄曷足堪此，第念艰巨投遗，勉担义务。值此民国初建，缔构方新，如我军界同人齐力一心，竭诚赞佐，从此太平可致，郅治可臻，非但鄙人受其光荣，实我国民蒙其乐利，前途幸福，自必与我军人共之。倘其乐祸幸灾，意存破坏，不识大体，徒怀自私自利之心，误听浮言，甘为病国害民之举，则是作全国之公敌，为人群之败类，非但负本大总统十数年教育之苦心，抑且辜负举国四万万同胞之厚望。中外交诟，天下不齿，于尔军人又何利焉？万一因暴动而酿成交涉，因内乱而召致外衅，大局瓦裂，土宇瓜分，目前则战血横飞，有化为沙虫之惨，顾后则神明胄裔，有作人牛马之悲，尔军人纵不为一身计，独不为子孙计耶？总之军人者亦国民之一分子也，入伍则为兵，离伍是为民，兵与民本属一体；民出饷以养兵，兵食饷以维民，兵与民更同休戚，故爱民保民乃军人惟一天职。至于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又凡为军人者之第一要义，古今中外莫不同之，能不失军人之资格，方能不失军人之荣誉。本大总统用是谆切相告，泣涕陈言，愿我军人共体斯意，共明斯理，此劝彼勉，念兹在兹，勖哉三思，怀之毋忽！”
民国缔建时的舆论很有许多敢说敢讲的文章，北京兵变后许多报纸的评论都很激烈，对袁世凯的批评也毫不留情，现在特抄数段以一睹当年舆论的风范：
（一）时事杂感——吾阅袁总统布告各军，谓本总统自小站练兵，先后近廿年，待军诚悃相孚，恩义相结等语，吾不禁代总统忧，以总统待彼如是之厚，无端而有此变，待军不及总统者将何如？或曰是之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变兵为总统亲信之兵，惟不识当其大焚之抢之时，其心目中尚有总统在否？总统布告北京市民，有欲竭区区之愚为同胞谋幸福之语。吾思之，吾总统若仅区区之愚诚有不足，无怪乎而猝遭兵变也，尚望吾总统扩而大之。总统布告各军文有云：有功必赏，有劳必录，有过必教，有罪必惩，吾阅斯言乃大疑惑，此次已变之兵为有功乎？有劳乎？有过乎？有罪乎？赏之耶？录之耶？教之耶？惩之耶？总统能无负此言否？
（二）谁为祸首？——共和成立，总统举定，专使到京，正在一团高兴之时，忽然保卫大总统之第三镇兵变起萧墙，祸生咫尺，土匪忽乘间窃发，京城内外落花流水，噫嘻吁奇乎怪哉，人人所不及料也。岂只人人不及料，即袁大总统及军官等亦不及料。然人人之不及料，理也，袁大总统及军官等之不及料，非理也。何则？知兵莫如将，知将又莫如总统也。
（三）恭颂袁总统——近日以来，共和定矣！总统举矣！南方革命军所推戴者惟我公，北方人民所推戴者，亦惟我公，皇族所推戴者，亦惟我公，全国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种族无南北，心中所期望者，口中所恭维者，胥为我公，且皆信我公能镇抚军心，我公自兹以后，当有以副天下之望矣，当有以慰天下之心矣，吾北方人民之生命财产皆托付予我公之手矣。无何而贺电至，无何而贺表呈，无何而专使来，无何而军队变……今虽如此，吾总统必有以善其后矣。初一日虽有抢劫，初二日竟能寂然无事，是吾总统善后之力也。绅商各家虽被抢掠，而外交团及大内及总统府乃能寂然无事，是吾总统平日之教养之功也。什物虽被抢掠，人民生命乃竟无伤，是吾总统平日之训练之效也。小疵不掩大醇，吾总统可告无罪于天下矣。尔绅商当有以谅之。
像这类文章很多，足以想见当日的舆论并不畏惧权势和军阀。也可以看出当年推翻清廷缔造民国的一段时期，写文章的人对当时是有重大的鞭策力量。
北京兵变后，北方各省督抚都通电反对袁南下就职，蔡元培专使亦曾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主张迁就。于是3月6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允许袁在北京通电就职，不过就职时必须履行三个手续：（一）接电后须向参议院宣誓效忠共和；（二）新内阁名单必须得参议院同意；（3）新内阁在南京办妥接收手续后，孙大总统始行解职。
由于情势的变化，迎袁专使的任务已经失去作用，所以3月6日蔡元培等乃致电南京孙大总统，要求南返。原电云：
“孙大总统鉴：培等受命欢迎袁君赴宁就职，前月廿七日已以此意面达袁君，而袁君亦极愿南行，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不期廿九夕北京兵变，扰及津保，连日袁君内抚各处军民，外应各国驻使，恢复秩序，镇定人心，其不能遽离北京，不特北方呼吁，即南方闻之亦当具有同情。故培等据所见闻，迭电陈述，兹承电示，知袁君不必南行，并由袁君委托副总统黎元洪君代赴南京受听，是培等欢迎之目的已经消灭，似应回南面陈一切。谨先电闻，并祈即复。元培等。鱼。”
蔡元培南返，是在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大总统以后，启程前，迎袁专使特发表《布告全国文》一篇，措辞委婉而严峻，把当日袁世凯种种私心完全揭露，且对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作了一个历史的交代。这篇文告，后来许多研究近代史的人都认为是蔡元培的手笔，认为汪兆铭写不出，宋教仁已先南返，亦写不出。蔡文章谨严，章炳麟推崇蔡是“雅善修辞”。蔡专使的《布告全国文》如下：
“培等为欢迎大总统而来，备承京津诸同胞之欢迎，感谢无已。南行在即，不及一一与诸君话别，谨撮培等近日经过之历史以告诸君，讬于临别赠言之义。
（一）欢迎新大总统袁公之理由：（中略）……袁公当莅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为法理上不可破之条件。盖以立法行政之机关，与被选大总统个人较，机关为主体，个人为宾体，故以个人就机关则可，而以机关就个人则大不可。且当专制共和过渡时代，当事者苟轻违法理，有以个人凌躐机关之行动，则为专制时代朕即国家之嫌疑，而足以激起热心共和者之反对。故袁公之就职于南京，准之理论，按之时局，实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而培等欢迎之目的，专属于是；与其他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均了无关系者也。
（二）袁公之决心：培等廿五日（原文如此）到北京即见袁公，廿六日又为谈话会，袁公始终无不能南行之语。……
（三）京津之舆论：（中略）大抵于袁公南行就职之举甚为轻视。……所谓袁公不可离京之理由……惟北方人心未定之一义，然袁公之威望与其旧部将士之忠义，当清摄政王解职清帝退位至危逼之时期，尚能镇摄全京，不丧匕鬯。至于今日复何疑忧？且袁公万能，为北方商民所认，苟袁公内断于心，定期南下，则其所为布置者，必有足以安定京津之人心而无庸过虑。……
（四）二月廿九日兵变以后之情形：（中略）……然自有此变，而军队之调整，外交之应付，种种困难，急待整理；袁公一日万机，势难暂置，于是不得不与南京政府协商一变通之办法。（五）变通之办法：总统就职于政府，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临时统一政府之组织，不可旦夕缓也；而袁公际此时会，万不能即日南行，则又事实不可破也。……于是孙公提议参议院，经参议院议决者，为袁公以电宣誓，而即在北京就职，其办法六条如麻电。由此袁公不必南行，而受职之式不违法理，临时统一政府又可以速立，对于今日时局，诚可谓一举而备三善者矣。
（六）培等现时之目的及未来之希望：培等此行为欢迎袁公赴南京就职也。袁公未就职，不能组织统一政府；袁公不按法就职而苟焉组织政府，是谓形式之统一，而非精神之统一，是故欢迎袁公，我等直接之目的也；谋全国精神上之统一，我等间接之目的也。今也……袁公之尊重法理，孙公之大公无我，参议院诸公主持大局而破成见，是代表大多数国民，既昭扬于天下……于是培等直接目的之不达，虽不敢轻告无罪，而间接目的所谓全国精神上统一者，既以全国同胞心理之孚感而毕达，而培等亦得躬逢其盛与有荣焉。……”
宋教仁在蔡元培之前已先返南，宋是主张建都北京的，他曾遍游东北，深识东北、西北的国防战略价值，又了然于日俄两帝国对中国边疆的野心，所以他坚决主张建都北京。他的主张和孙、黄等相左，却和章炳麟相同，和北方袁系的希望尤相吻合，所以他在北京兵变后提前南返，南京方面的革命领袖对宋的想法多不谅解。后来袁在北京通电就职后，南京同盟会干部又主张请黄兴统兵北上，以迎袁为名，乘便扫荡北洋军阀和专制余毒，这是表示由蔡元培率领的迎袁专使团任务失败后，改由黄兴以武力迎袁。讨论这个问题举行会议时，蔡元培等亦已遄返南京，都被邀参加与会，会中蔡持重，不发表意见，宋则期期以为不可。宋认为统兵北上是一着险棋，当前革命军前锋仅及徐州，北方各省均有北洋重兵驻守，这些北洋军绝不会坐看革命军北上，此次北京兵变亦是由于北洋军对革命军猜疑引起的，所以革命军北上必然不可避免和北洋军发生战争，这就等于说是走向南北分裂，过去半年的努力完全白费。宋的话还未讲完，与会的马君武突然站了起来，猛然把桌子一拍，大声对宋说：“住嘴！你这个袁世凯的说客，你这个出卖南京革命事业的投机分子。”他一边说一边走向宋，伸手去掌击宋面，孙大总统和黄兴把两人隔开。宋也很生气，认为马不讲理。宋、马不合已酝酿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