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物化学研究党支部书记和所领导冯德培、王应睐，多次到中山医院看望彭加木。党支部指派了一位熟悉医学的党员，经常去中山医院，同医生保持密切联系。还有的同事查阅了国外医学文献，查出治疗癌症的新药。冯德培教授亲自写信给国际友人，托买这种新药。
党支部领导知道彭加木病重，便赶到医院，同医生商议抢救办法。
彭加木的邻居们，大部分都是生物化学所或者植物生理所的同事，自动到彭加木家里帮忙照料。
经过医生和护士昼夜精心护理，彭加木的热度退下来了。曹医生高兴地告诉生物化学研究所，彭加木离开了抢救室，重新回到大病房。
紧张的气氛，总算暂时得到缓和。
然而，好景不长。没多久，彭加木又持续高烧不退，在40℃以上。彭加木再度被送进抢救室。
彭加木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当他第二次从抢救室回到大病房，尽管他筋疲力尽，却用微弱的声音笑着说道：
“我死不了！上帝说我现在去报到，还太早！”
彭加木又开始接受氮芥和X光深度照射，双管齐下。他坦然地说：“来吧！什么厉害的都来，没关系！”
不久，冯德培教授收到国外寄来的新药，立即送到中山医院。这样，“三管齐下”进行治疗。
经过几个月的生死搏斗，彭加木奇迹般活了下来。渐渐的，他的病情略微好转。
彭加木是一个惜时如金的人。他的枕头下边、床头柜里，塞满各种科学书籍。有一次，曹医生准备给他打针，彭加木正埋头看书。曹医生用蒸馏水冲稀针药，不小心，把药水撒在他的书上。彭加木赶紧用挂在枕头边的毛巾擦去书上的药水，小心翼翼把书放好。曹医生见他那种爱书如宝的样子，心里不由得充满敬意，连声道歉。他呢？还是用那句口头禅答复道：“不要紧！”在病床上，彭加木看了不少科学书籍，也向医生、护士借看了许多关于肿瘤病的书籍。他总以为，病人应该懂得疾病的知识，这样才能“知己知彼”，打主动战。有时，彭加木还看起英文版的莎士比亚的剧本。他的外文不错，在大学里学习了英文、俄文。后来，又自修了法文、日文和德文。他一边看外文版的文艺书，一边从中学习外文。他知道，外文要经常用，不用就会荒疏。在病床上，他所想的总是出院后的工作。
彭加木也喜欢跟医生、护士、病友们聊天。不过，他的“山海经”，那“山”总离不了天山，那“海”总离不了海南岛。他开口闭口“乌鲁木齐”，一位俏皮的年轻病友便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做“乌鲁木齐”！彭加木干脆把家里的新疆照片、画册拿来，一边给病友们看，一边说：“到了新疆，才会真正感到我们祖国的伟大！”
正说着，一位护士问他：“老彭，你在新疆是干什么的？”
彭加木抓了抓头皮，诙谐地答道：“我是抓小虫的！”
顿时病房里充满了爽朗的笑声。
彭加木跟病友交上了朋友。有个中学生来住院，害怕打针，彭加木就鼓励他要勇敢些；有的病人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心灰意懒，彭加木就讲笑话给他听，鼓励他顽强地跟病魔斗；有位农村来的病人不愿意输氧气，彭加木就耐心地把其中的科学道理讲给他听……彭加木渐渐能下床走动了。这时他成了“半个护士”。哪个病友要喝水，如果护士不在，他就代劳；夜里，护士给病人打针，怕开灯影响别的病人睡眠，彭加木就手持手电筒，给护士照亮。彭加木天天看报。看到什么好消息，就读了起来，使大家都知道。报上有什么好的小说，他也常念给病友们听。不过，这时他发觉自己的视力差了，记忆力也差了。
经过四五个月的精心治疗，彭加木居然战胜了“不治之症”。那纵膈障恶性肿瘤，已明显地萎缩了。经医生们会诊，同意他出院，回家休养。
彭加木的诗兴又发了，哼成了这么几句：
冬去春来物候新，
百花齐放草如茵。
鬼病缠绵今欲去，
抬头西望逐飞尘。
医生、护士们都称誉彭加木是“特别的病号”、“硬汉”、“从头到脚没有一根软骨头”。曹医生在总结为什么能治好彭加木的病的时候，深有所感地说道：“我看，除了药物的作用之外，必须考虑精神的作用。彭加木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积极配合医生治疗，这是他战胜癌症的重要因素。”
◆“你还活着？”
1957年7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夏叔芳搀扶着彭加木，出现在上海肇嘉浜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宿舍里。
彭加木终于回来了！唐朝诗人李贺在外乡住了多年，晚年归乡，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彭加木虽然只住院数月，居然也“儿童相见不相识”！
这是因为彭加木已经今非昔比，由于连续用X光照，他的头发脱落，差不多成了个秃子！他双眼无光，眼球凸出，骨瘦如柴，行动迟缓。
出院时，医生在他的病历卡上写着四条意见：
1。每周注射；
2。医生定期随访；
3。休养为主，轻工作为次；
4。需要留沪休养。
一回到家里，便躺在床上。他依旧不能平卧，要半躺半坐。
窗，敞开着。一阵吹来，彭加木“弱不禁风”，浑身顿时起“鸡皮疙瘩”。夏叔芳一见，赶紧把窗关上。
尽管彭加木把出院看作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但是医生们并不认为他的病已经完全好了。中山医院在给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党组织的信中，明确指出：
“彭加木的恶性肿瘤虽然暂时受到控制，但随时可能复发，因此不得离开上海。”
据医生们估计，彭加木充其量，只能再活三年。
彭加木对自己的估计，却是乐观的。他认为从此“放虎归山”！医生问他归什么“山”？他哈哈笑道：“归天山！”
彭加木回家之后，每天仍要定时打针。曹医生和护士，常来他家看望。
最初，彭加木只能半躺着看书。他感到视力差了，配了近视眼镜。他本来并不近视。病后却不得不戴上眼镜了。
后来，他挣扎着起床，进行最初步的锻炼——练毛笔字。在中学时代，他跟那位廖老先生练字，是为了学书法，如今，他磨墨、练字，主要都是为了恢复体138力，而且也从练字之中得到一种乐趣。他先是坐着练字，不久，能够站着练字。
他欣然用毛笔写下了李白气壮山河的诗句：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本来，彭加木是不大相信中医的，以为西医才科学。这时，听说有一种中药能增进视力，便请中医试开了几副。服用中药之后，果真视力有所改善。从此，彭加木开始相信中医，服用中药治癌的药。他自己也置了一大堆中医、中药的书，钻研起来。他“久病成良医”，无师自通，后来竟然能给自己开起中药处方来，有时也给别人看点小毛病，博得了“半个郎中”的雅号。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彭加木已能在家种花，或领着小女儿慢慢在院子里散步了。他又当上“孩子头”。他一出现在院子里，身后马上响起一片“彭叔叔”的喊声。他的口袋里总不忘带着“糖衣炮弹”，一见孩子们便来它几颗。有时，他拿起女儿的香蕉形状的玩具口琴，吹起欢乐的歌曲给孩子们听。
一天，他沿着马路，慢慢散步。半路上，一个姑娘朝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突然吐了吐舌头，惊喊道：“你……你还活着？”
彭加木看了看对方，似乎有点面熟。他细细一想，哦，记起来了：她是中山医院的护士，在抢救室里曾见过几面。
彭加木笑笑：“你瞧，我不是活得很不错嘛！”
姑娘远去了。
她那句吃惊的问话，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他说，在别人的眼里，似乎我应当早就向上帝报到去了。如今，我不仅活了下来，而且体力渐渐恢复。我要抓紧时间，我要工作，我要到边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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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放虎归山”
就在党支部书记王芷涯到家里看望的时候，彭加木正式向她提出了请求：“我身体已经好了，让我到新疆去吧！”
王芷涯熟悉彭加木的脾气，他一旦下定了决心，用十头牛拉也拉不回来！
经过研究，组织上决定让王芷涯把起初的情况告诉彭加木，以便说服他安心在上海休养。
直到这时，彭加木才第一次知道，自己患的是“纵膈障恶性肿瘤”。尽管他早就猜到自己患了癌症，可是那只是猜测而已，况且也不知道确切的病症名字。
王芷涯还拿出了中山医院给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公函，说明“不得离开上海”这不仅是党组织的意见，而且也是医生们会诊后的结论。
本来，王芷涯以为，这下子彭加木会打消去边疆的念头，会说：“好吧，那我就留在上海。”
谁知彭加木真的是十头牛拉也拉不回来的人。他看了公函，很坦然地说：“我情况过去我也知道一点，对我去新疆不会有什么影响。”
听了彭加木的话，王芷涯深为感动。她想，有的人没病装病，有的人小病大养，有的人想方设法要留在上海，有人甚至说彭加木如果不到边疆去就不会得癌症！而彭加木呢，医院明确认为他“不得离开上海”，他却再三请求要到边疆工作！这两种人的思想境界，真是天壤之别！彭加木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不达目的不罢手”的人。他人在上海，心儿早就飞到边疆。他接二连三地向组织上请求“放虎归山”。
请读一读彭加木当时所写的报告。原文照录，一字未易。字里行间，渗透着一股多么感人的力量！
1957年9月9日，彭加木给组织写了这样的报告：
近期间总是想着如何能早日到乌鲁木齐去，因为现在病已基本上好了。治疗已暂告结束，体力上已可担任一些工作。新疆方面的工作，由于在1956年已订了计划，各方面已做好准备，如果我不去，而一时又找不到代替的人，那么那些准备工作就要落空，整个工作也将受到影响。此外，也会影响到动员更多的人去新疆工作。
问题关键在于身体健康状况是否允许到乌鲁木齐工作？我的看法是，在乌鲁木齐工作与在北京、上海工作，对体力上的要求来说，没有什么差别……我的病与所在地区无关，留在上海，未必就不会发病；去到乌鲁木齐，未必就会发病，即使发病，可以先行在乌鲁木齐治疗，必要时可以回上海治疗，这样做对病情无大影响。
在上海，各方面的条件当然都是很优越的，但是一个共产党员，难道可以畏难退缩？在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边疆的道路上摔过一跤（作者注：彭加木把患癌症称为“摔跤”），可是爬起来了，拍拍灰尘，又要继续前进。只是应当吸取教训，眼睛更敏锐些，脚步更小心些，争取不再摔跤。因此，已经向综考会简焯坡（作者注：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的一位负责人）提出，希望在取得医生同意后，在九月中旬后回北京，并尽可能早日到乌鲁木齐……
也就在这一天，彭加木又同时给简焯坡写了一封信，请求赴新疆工作：
我正以最大的努力来和疾病作斗争，以期早日取得完全的胜利。8日拍摄了胸部正面及侧面的X光照片，结果很好。
……
新疆的工作，没有疑问是急切等着人去做。我认为实际可行的办法是，我尽可能早些去乌鲁木齐，做一些体力所能胜任的准备工作。我对那儿的情况是摸熟了些，而且如要争取沿海一带的有经验的人去协助工作，也得有人在那里联系、准备。……如果我能够在上海做一些轻微的工作，没有理由就不能到乌鲁木齐做一些轻微的工作。一年多来，我深深体会到争取人去边区工作的困难。人们对边疆有过多的、认为是十分荒凉艰苦的误解，我更不愿意由于我生了一场病而加深人们的误解。这种情况事实上已开始产生了。
医生们曾经认为我的病情十分险恶，这是我知道的，最近王芷涯同志曾经代表组织告诉我真实的情况。其实，在医院时从各方面的观察，我也已知道一些，只是没有那么系统罢了。不过，我是十分乐观的，无论任何严重的疾病或是各式各样的困难，都不能摧毁我对工作的信心。我相信必定能获得胜利。我甘愿忍受一切痛苦，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能做五分就做五分，活一天就要干一天。我还准备留出百分之五十或更多的力量来应付疾病，我有把握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是客观上的需要。关于这点，我有不同的看法：
（一）病与地区无关，发病的可能性到处一样。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