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打；江辉琦则装扮成李涵章的账房先生，一袭布衣长衫。但他们每个人的腰间，都揣着一把相对小巧、易于隐藏的六发左轮手枪，以防不测。
看着那一张张从关帝庙里被押出来的熟悉脸孔，他们非常明白，虽然自己化了妆，但即使关二爷也无法保佑他们不被这些昔日的同僚认出，再来个当场“揭发有功”。如果真那样，可就彻底栽了。因此，李涵章给两个下属递了一个眼色，三人心有灵犀，慢悠悠地踱到了墙角，先阻断那些被陆续押出来的中统特务们的视线，然后左右看看，确信没有什么危险了，这才慢慢地退出了纯化街。
谁知道，他们刚刚走到纯化街街口，忽然从旁边冒出来一高一矮两个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士兵，端着中正步枪，把他们拦住了。
“你们给俺站住！你们是哪儿的人？做啥的？”也许是李涵章那身阔打扮太惹眼，高个子解放军操着一口山东话，上来就很不客气地盯住了李涵章。
李涵章扶了扶眼镜腿儿，正寻思着怎么答话，跟在后面的江辉琦赶紧挤到李涵章前面，从口袋里摸出一盒“哈德门”，一边往外抽烟卷，一边点头哈腰地操着一口地道的四川话对那两名解放军说：“长官辛苦，长官辛苦，这是我们周耀祖周老板，在云南思茅和这川西坝子一路，做点儿茶叶生意。”说完，边迎着那两个解放军的枪口往前走，边把手里的两支烟往上递。
李涵章不动声色地看着两名解放军士兵的反应，而站在他右侧的周云刚却故意哈了口气，装作很冷的样子，把两只手互相插进了袖口里。李涵章知道他的意思，因为在他们三个人宽大的衣袖里，都藏着一支左轮手枪。
“站住！别再往前走了。告诉三位，咱们不兴叫长官，咱们得叫同志！明白了吗？现在是新社会了，以后三位记好了，要叫‘同志’！好了好了，他是老板，你俩是干吗的？”矮个子解放军晃了晃手里的枪，操着一口天津话，阻止了试图向他靠近的江辉琦。
听了这话，李涵章明白，这两名解放军士兵已经相信自己的身份了，忙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证件递了过去。这是一个贴着自己的照片、名为“周耀祖”的“国民身份证”。等高个子解放军士兵收了枪接过证件后，李涵章又把江辉琦扒到一边，笑着对矮个子解放军说：“两位同志，下人不懂贵军的新规矩，说话不当，请别见怪。”
高个子解放军左右上下很仔细地看了看证件，又看了看李涵章，把证件还给他说：“没瞧见街上贴的通告吗？咱们成立军管会了。这老蒋伪政府的身份证要作废。你们记着，赶紧去换发新证件。知道地儿吗？不知道的话……”
“晓得了晓得了，长官辛苦。我们晓得了，这就去换，这就去换。”江辉琦摸了一下鼻子，一边哈着腰答话，一边把那两支烟继续往那两名解放军战士手里递。
“你拉倒吧！俺们人民解放军，不兴这个。装起来自个儿抽吧。好了好了，你们走吧。”操山东口音的高个子解放军边说话边挥了一下手。
三人虚惊一场，回到锦江河边的宅子里时，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2
李涵章带着江辉琦和周云刚进了宅子之后，看到于大妈坐在房檐下一边补衣裳一边照看孙子，随口问：“于老爹出去了？”
“他哦？忙得很，又去槐树井吃讲茶了。”于大妈抬起头，笑着回答。
“他老人家是个能干的人哦。”李涵章说着，给江辉琦和周云刚使了个眼色，三个人便径直上了楼。
四川茶馆多，倒不是因为川人不能在家安静地喝茶，而是因为川人喝茶只是个手段，在茶馆里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才是目的。无论是邻里之间、兄弟之间，还是卖艺跑码头的、耍钱赌博的，黑道白道，有了纠纷都是在茶馆里解决：当事双方找几个彼此都信得过的人，聚到茶馆里，一人面前一碗茶，双方各讲各的理，谁是谁非，一番龙门阵摆完，总会有一个解决方法让双方都满意，然后输理的一方付了茶钱，大家互相拱拱手，各自散去，再不计较。
李涵章每次来这里，总是碰到于老爹被人请去吃讲茶，可见他在当地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是个神通广大的人。
上了楼，关上门，三个人围在一起，悄悄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
“刚才在纯化街口你们也都看到了，要不是辉琦随机应变，我们可能就全部暴露了。所以，我想了想，你们以后不能再跟着我。对共党而言，我身上背的有血债，他们绝对不会轻饶我；对党国而言，我知道得太多，所以才被点名必须去台湾。也就是说，现在，我很有可能是两边都要找到的人。好在我的家人都去了香港，自己两个肩膀扛一颗脑袋，没什么牵挂，哪里黑哪里歇，能找个地方藏身就可以了，但你们不一样。一来你们两个都年轻，没有成家，还要回去续香火；二来你们身上没有背血债，就是被抓了，也不会被杀头。”
李涵章说完，看看江辉琦，又看看周云刚。他自己都觉得刚才的话不像自己说的，太罗嗦了，可他偏偏就这么说了，而且，还觉得有话压在舌头底下，很想说，却说不出来。
江辉琦低着头摆弄手里的左轮，一言没发。
周云刚毕竟性子急，捏紧拳头、压低嗓子说：“主任，你要是进山，我就跟着你打游击；你要是找路子去台湾，我一路给当护卫。”
“不行！你们两个必须离开我，这样才安全。刚才上楼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听到于大妈说的话？”李涵章看见两人茫然地看着自己，只好自问自答，“我看最好的办法，是请于老爹帮忙把我们一路带来的那两支冲锋枪和这几支好手枪都卖了，大家拿着钱才好走路。我这里有两支枪，你们都只留一支手枪防身就可以了……另外，国民身份证要带好，那是护身符。”
周云刚还想说什么，李涵章伸手制止他，说：“就这样吧！我已经决定了。”
于老爹这顿讲茶一直吃到晚上才回来。李涵章让周云刚在门口等着，一见于老爹回来，忙将他请上楼，说：“于老爹，兵荒马乱的，生意不好做。我们搞了些枪，想换成钱，你看能不能帮帮忙？”
他们刚来的时候，于老爹就看出来了他们背上的口袋里装的是真家伙，现在听他们这样说，也不戳破，连忙答应：“这些东西现在是抢手货，好出手得很，包在我身上。”
李涵章说：“我们是外乡人，不敢在这里抛头露面做这些生意，烦劳老爹跑路，不管啥价，都一定给老爹抽头。不过，价格可以讲，但只要银元和川板，其他的不要。”
于老爹见有利可图，就连夜带着儿子上山去找人联系。天不亮，父子二人回来，一进屋就对李涵章说：“周先生，两支冲锋枪带子弹六百大洋，两支手枪带子弹四百大洋；手榴弹、催泪弹加在一起两百大洋，他们出一千块银元、一千万元人民币，你看可以不可以？”
这个价格比李涵章预计得要高很多。李涵章知道于老爹没有在中间吃雷，暗暗佩服老人家信守江湖道义。
见李涵章没有意见，于老爹的儿子转身出门去了。一会儿，带来六个人，一身川西坝子男人常见的装束，但行走间背脊梁笔直，而且衣袖带风，一看就不是寻常庄稼人。大家见面，也不吭声，把钱和武器全都摆在地上，互相把对方打量了几眼后，弯下身去，各拿各的，然后抬腿走人。一场交易，就这样简简单单地结束了。
等来人扛着武器走了之后，李涵章拿过一个小口袋装了三百块银元，对于老爹说：“烦劳了，莫要嫌少。”
于老爹是江湖人，也不推辞，道过谢之后，拿起三百块大洋就走了。
于老爹走了之后，李涵章坐在那里，一直低着头，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烟。
扔了六七个烟头之后，李涵章从房间里翻出一个方铁盒。周云刚和江辉琦一看，竟是二十支装“龙马”牌香烟盒，而且还没启封。两人吃惊地看了对方一眼，因为这种香烟盒当时非常少见，只有国军高官才能享受到，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俩之前都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李涵章抚摸着那盒烟，自言自语地说：“这盒烟，跟了我十多年了……”
随后，他站起来对周云刚和江辉琦说：“你们俩在家守着，我出去一下。”
“主任，你去哪儿？”周云刚随即问道，江辉琦也跟着站了起来。
“这个你们别管！”李涵章穿好外罩，戴上了那副茶色的水晶石眼镜，拿起了那顶礼帽，还是一身阔商的装扮，就要出门。
“那不行！主任，我是你的卫士！保护你的安全是我的职责。我必须跟着你，不然就是失职！”周云刚跟李涵章较上了劲儿。
江辉琦随后说道：“主任，纯化街口那场遭遇，说明共军现在盘查得很严，你如果不是有特别要紧的事儿，最好还是别出去！如果非要出去不可，那就还得让我和云刚跟着你，这样也好有个照应。”
“我必须得出去一趟。在这种时候，这事儿对别人来说，也许不算个事儿；但对我来说，很重要！”李涵章听了他俩的话，沉吟了一下，最后拍板说，“这样吧，辉琦你在家里待着，看好我们的东西，”他用手指了指刚才卖枪所得的那些银元和人民币，“云刚，你跟我走一趟吧。”
周云刚还是一身短打，装成阔商周耀祖的随从。两个人一前一后地下了楼。
走到一楼时，于老爹两口子正在准备晚饭，看到李涵章和周云刚又要出门，招呼了一声：“晚饭马上就好了，咋个又要出门？”
“老爹，你招呼楼上我那个兄弟一起吃吧。我们俩有点儿急事出趟门，马上就回来。”李涵章边和于老爹说话，边递了一支烟给于老爹。
“早些回来哦，解放军搞啥子宵禁，晚了就回不来了。”于老爹接了烟，叮嘱了一句。
“晓得了。”李涵章边答应边带着周云刚加快了脚步，离开了锦江河边那套宅子。然后，直奔春熙路方向而去。
3
江辉琦和周云刚根本不知道，李涵章这次到成都，还有一桩心事，就是去祭奠他的恩师戴季陶。
10个多月之前，戴季陶的灵柩从广州乘飞机运抵成都，成都各界在文殊院设下灵堂，举行公祭，之后，便安葬在枣子巷的戴家花园。正巧那段时间，李涵章从杨森司令那里领受了一项秘密任务，带着手下到西康调查刘文辉与共党之间的联络情况。这一去就是近两个月。戴先生的灵柩在文殊院停放了59天，他没能赶回成都，没能去灵前祭奠，也没有赶上安葬先生之前成都各界举行的一场场公祭，更没能在戴先生下葬时，去送他最后一程。执行完任务返回重庆后，已经是5月份了，全国各个战场，国军节节败退，西康、云南两省，不时有各种临战倒戈的迹象。因此，这期间，杨森司令不停地安排给他这样那样的临时任务。尽管他因为执行公务，不停地往返于重庆和成都之间，但每次都来去匆匆，去戴家花园祭奠戴季陶的愿望，也一直搁置着，依然只是一种愿望。这件事情，成了他这几个月来，一直没法和人说起的一块儿心病。但现在，李涵章预感到，此次离开成都，这辈子再想返回，几乎是不可能了。所以，他必须趁着人还在成都，了此心愿。不然，他将来就是死了，也无颜再去见戴先生。
刚才他翻出的那盒“龙马”香烟，是戴季陶在李涵章“高考”取得好成绩、顺利进入国民政府司法院时，特地赏给他的。一直保存着这盒烟，是因为李涵章知道，戴先生这样做，不仅仅因为他和李涵章的父亲是世交，更主要的是因为他赏识李涵章的才华。这么多年了，从中央党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央社，再回到中统总部、调到重庆党部，职务在不断变化、身份在不断变化，但李涵章感念戴先生的知遇之恩，对戴先生的感情一直没有变化。他珍藏着这盒烟，从来舍不得打开来看一眼，尽管他估计里边装的那二十支香烟早就发霉了，但他仍完好地保存着。
国民政府在1948年年底迁往广州后，李涵章便听说了戴先生身体有病的消息。当时，他就想抽时间去探望一下这位影响了他大半辈子的恩师。但国军一路败退，战事日益吃紧，直到1949年2月，他才得知，戴先生已经于11日在广州家中服安眠药自杀了。当时的报章上以《元老戴季陶昨晨病逝广州于院长行前病榻执手诀别》的标题报道的此事，但后来李涵章得到的消息是，蒋校长力劝戴季陶同去台湾，但对时局已经绝望的他，数次拒绝，而且，自抗战期间就开始一心向佛的戴院长，临去世前几天，还拖着病体，专程去了一趟广州的六榕寺，将十一个平时拜的千手观音亲自放在六榕寺的觉皇殿中，并和寺中的高僧谈禅，说自己不久便会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