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边脱衣服，一边听巴巴拉简要汇报她一天的情况。一个邻居生病了，修理工的账单寄到了，还有，她妈妈的近况。巴巴拉说话的时候，一直脸朝下趴在床上，语气中透着疲惫。她这种阴沉的脾气，我只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来应对，那就是：装。我对她的每句话都表现得饶有兴趣，装出兴致勃勃、想听到每一个细节的样子。但与此同时，内心却越来越沉重，一种熟悉的情绪突然涌上来，像是全身的血流都被堵住了。
大概在五年前，我觉得我们应该再生一个孩子，巴巴拉却突然宣布，她要重新回到学校读书，她要念数学系的博士。她已经递交了入学申请，也参加了考试，而这一切，她之前连半个字都没有跟我提过。她把我的惊讶当作是反对，而我所有的意见都被她视作是对她的批评和指责。其实，我并不是反对。我从来没觉得巴巴拉会是那种甘心当家庭主妇的人，我的反应有别的原因。我并不介意她没有来问我意见，而是惊讶她的这一招我居然没有预料到。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巴巴拉就是个数学迷，她会去上研究生的数学课，上课的都是知名教授，但课堂上可能只有两三个学生，他们都是深山隐士一样的人，留着乱七八糟的大胡子。巴巴拉对自己在数学方面的天赋一直不怎么重视，现在，我明白了，对她来说，数学就是一种宿命，一种狂热的兴趣，但我已经有六七年没有听她说过任何关于数学的只言片语了。
现阶段，巴巴拉面临着写论文的任务。她刚开始写的时候，还告诉我，像她这样的博士生培养项目，有时候论文可能就是十来页纸——至于她的培养项目到底是个什么项目，我也没办法解释清楚。我不知道她说的这些话到底是她的美好愿望还是自欺欺人，反正这论文已经变成了一种慢性病，一直折磨她、纠缠她，成了她痛苦忧郁的又一个源头。每次我从书房经过的时候，她都在可怜巴巴地盯着书桌，或是看着窗外的樱桃树。我们后院只有这一棵樱桃树，由于土质的原因，一直都长得很矮小。
在等待灵感的过程中，她也看书，但并不是我们常人看的报纸杂志，而是从大学图书馆里借来的一堆又一堆的大部头著作。文本深奥晦涩，有语言心理学方面的、符号学方面的、布莱叶盲文和哑语方面的。她是个热爱真理的人，晚上，她靠在客厅的锦缎沙发上，吃着巧克力，探索着那些她从未曾了解的世界。她看的书一些和火星上的生命有关，还有一些绝大多数人会认为无聊难懂的名人传记。接着，她又开始看大量的医学书。上个月，她看的好像是低温学、人工授精和显微镜历史发展方面的。她在涉猎这些未知领域的过程中，到底学到了什么，我不知道。如果我去问她，她当然也会和我分享新学到的知识，但我根本没有这样的兴趣，装都装不出来。巴巴拉认为，我对新知识的无动于衷是一个大缺点，所以，当她在这些高深领域中孜孜不倦地探索时，我还是少说为妙吧。
就在不久前，我意识到，我的妻子大概就是别人口中的怪人。她的言谈举止总是不合时宜，她讨厌与人交往，经常沉默寡言、表情阴沉，她非常注重隐私，心里有再多话也不会说出来。她除了自己的母亲之外，基本上没有要好的朋友。但就算是对自己的母亲，她也很少说心里话，甚至觉得母亲太玩世不恭又疑心重重。巴巴拉心甘情愿地待在家，照顾孩子，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然后，就是无止境地研究各种公式和算法。
一开始我没有注意，但后来，我慢慢发现，我们之间的交流已经越来越少了。现在，我们都一动不动地对着电视机，屏幕上正播放今天卡洛琳的葬礼。雷蒙德的车到了，我的后脑勺在画面中出现了一下，卡洛琳的儿子被护送到教堂大门。一个画外音正在进行解说：到场的有八百人，包括很多市政府领导，大家都聚集在长老会第一教堂，为卡洛琳·波尔希莫斯献上最后的敬意，卡洛琳是一名副检察官，三天前被残忍奸杀。现在，人越来越多。屏幕上，市长和雷蒙德都在和记者说话，但只有尼可出现的画面配上了他的原声。他大概是用自己最温柔的声音在说话，并且还把问题巧妙地转向了关于凶案的调查。“我来是为了纪念一位同事。”他的一只脚还在车里，就对着镜头这样说。
巴巴拉这时开口了。
“葬礼怎么样？”她穿着一件红色的丝绸睡袍。
“很隆重。”我回答，“可以这么说，全是有头有脸的人。”
“你哭了吗？”
“拜托，巴巴拉。”
“我是认真的。”她靠过来。她咬紧牙关、眼露凶光。巴巴拉总是动不动火冒三丈，这让我觉得很奇怪。这么多年来，她一点就爆的脾气已经成了威胁我的一种方式。她知道我的反应比她慢，我的心里还有着陈年的恐惧和黑暗的记忆，我的反应快不起来。我父母以前就经常大吼大叫，甚至大打出手。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他们的吵架声把我闹醒以后，我发现母亲正拽着父亲的头发，用一卷报纸狠狠地抽他，像是在抽一条狗。每次这样的争吵过后，母亲都会在床上躺好几天，她筋疲力尽，严重的偏头疼折磨着她，她会让我别发出任何声音，然后自己躲到阴暗的房间里。
我现在无处可躲，只好走到一筐巴巴拉刚刚洗好的衣服前面，开始叠袜子。我们沉默着，只听见电视的声响，还有这座房子在夜晚会发出的声音。在离我们家半个街区远的地方，有一条小河，如果没有汽车的噪音，就能听见河水的潺潺流动。楼下壁炉里炉火燃烧，也在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这是今天刚生的火，烟囱管道里现在大概都是一股油腻腻的恶臭味吧。
“尼可装伤心的样子还挺像。”巴巴拉终于对我开口了。
“你仔细看，其实装得一点儿也不像，他那是一副得意的样子，他觉得他现在有把握胜过雷蒙德了。”
“有可能吗？”
我把袜子分好，耸了耸肩，“尼可确实越来越厉害了。”
巴巴拉这些年来一直见证着雷蒙德的无敌战绩，听到我的话，她显然非常吃惊，但她大概骨子里还是个数学家，我看得出来，她正在对这些新的可能性进行快速的衡量分析。她拨弄着自己浅灰色的时髦卷发，漂亮的脸蛋上露出一种好奇的表情。
“如果是真的，那你怎么办，拉斯迪？如果雷蒙德输了怎么办？”
“接受现实呗，还能怎么办？”
“我是说你的工作怎么办。”
几年前，我也曾经说过想离开检察院。当时，我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一名优秀的辩护律师。但我当时并没有付诸行动，而我和巴巴拉也已经很久没有讨论过关于我的职业前途的问题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老实告诉她，“我是个律师。应该还是去干法律这一行吧，要不教书，我真的不知道。拖拉王说，他会继续让我当副检察长。”
“你相信他吗？”
“不相信。”我把我的袜子放到抽屉里，“他今天说了一大堆废话。他很严肃地告诉我，他觉得他唯一真正的对手、真正让他害怕的人是我。你知道吧，好像我会跑去跟雷蒙德说，让他靠边站，指派我做他的继任者。”
“你应该这样。”巴巴拉说。
我盯着她。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的这种热情并没有让我感到意外。巴巴拉到底是我的妻子，她感觉到了我对现任老板的蔑视。我时时刻刻都在忍受着精神上的折磨，人人都认为我去竞选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我却没有胆量去做。
“我又不是政客。”
“哦，你能做好的。”巴巴拉说，“你会喜欢当检察长的。”在我看来，妻子对我的这种判定并不准确。我决定退一步，告诉巴巴拉，所有这一切都还只是纸上谈兵，因为，雷蒙德一定会赢得选举。
“波尔卡罗最后一定会支持他的。或者，我们会抓到那个凶手。”我朝电视机点点头，“等到选举的那一天，所有的媒体都会支持他的。”
“怎么抓？”巴巴拉问，“有嫌疑目标了吗？”
“没有。”
“所以呢？”
“所以，利普兰泽和我在接下来的两周要日夜不休地工作，帮雷蒙德抓到凶手。这就是我们的策略，精心设计的策略。”
遥控器啪的一声响，电视被关掉了。在我身后，我听见巴巴拉发出轻轻的一声“哼”，听起来她很不高兴。我回过头时，她正盯着我，眼珠一动不动，充满了憎恶。
“你这人就是这样。”她用低沉的声音说，语气很刻薄，“你负责这次调查？”
“当然。”
“当然？”
“巴巴拉，我是副检察长，雷蒙德又在拼尽全力进行竞选，还有谁会来处理这次调查？如果不是雷蒙德每天要工作十四个小时忙竞选的事，他会亲自来调查的。”
几天前，我觉得，我必须跟巴巴拉说清楚这件事，但正是她可能出现的这种情绪，让我陷入了紧张和纠结。我不能逃避，否则就是欲盖弥彰。我打通电话，告诉巴巴拉我会迟点回家。我解释说，整个办公室都是一片混乱。
然后，我又加上了一句，卡洛琳·波尔希莫斯死了。
巴巴拉说，“哈。”她的语气是一种冷漠的惊讶，“吸毒过量死的吗？”她问。
我盯着手里的电话听筒，她居然能想出这个理由，让我觉得很意外。
但现在，我不能转移她的注意力，巴巴拉的怒火在越烧越旺。
“跟我说实话。”她说，“你调查这案子合适吗？”
“巴巴拉……”
“别。”她已经站了起来，“回答我。让你来调查，合适吗？你们那里有一百二十个律师，就找不到一个没同她上过床的人了？”
我很熟悉她这充满愤怒的语气和以退为进的策略，我努力保持着冷静。
“巴巴拉，是雷蒙德让我负责的。”
“别跟我废话，拉斯迪。别跟我说什么冠冕堂皇的废话！你可以跟雷蒙德解释你为什么不应该参与这次调查。”
“我不想让他失望。而且，这些都不关他的事。”
巴巴拉冷笑了几声，我无比尴尬。我发觉，这确实不是一个说出事实的好时机，我的策略糟透了。巴巴拉对我的这个秘密一直都嗤之以鼻，如果不是怕自己也会丢脸，她大概会把这件事大肆宣扬，贴到布告栏上去。
在我和卡洛琳幽会的那段短暂时间里，我根本不敢向巴巴拉坦白——也许是没有这个胆量，也许是不想受到打扰。后来，这段婚外情结束了，又过了一两周，我想，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吧。那天，我早早回家吃饭，以弥补过去一个月每天的晚归，我当时的借口是要准备一个案子，现在，案子已经办完了。那天吃完晚饭，奈特去看电视，每天他都可以看半个小时电视的。我却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变得思绪万千。也许是那天的月光，让我产生了一种情绪，也许是喝的酒，那大概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一种神游状态吧！我脑海里一片空白，盯着餐桌，手里拿着一只高脚酒杯，那只高脚酒杯和卡洛琳家吧台上的杯子一模一样。就在那一瞬间，我对她的思念突然涌上心头，我无法控制自己，坐在那里，号啕大哭。巴巴拉立刻就明白了，她不觉得我是生病了，也没有觉得我是因为疲劳，或是案子的压力太大，或是什么泪腺疾病。她明白了，她知道我是因为失去了一个人在哭，而并不是因为感到羞愧。
她直截了当地问我是谁，问题简洁明快。我告诉了她。她说，要离婚吗？我说都已经结束了。我说，很短，刚刚发生就结束了。
唉，我当时真是个懦夫。我坐在自己家的餐桌旁，双手抱头，把脸埋在衬衫袖子里痛哭流涕，几乎是在哀号。我听到巴巴拉站起身，开始收拾碗盘。
后来，我安顿奈特上了床，满心悲伤、可怜巴巴地走上楼，到卧室去看巴巴拉在干什么。她又在锻炼，录像带里还是同样的音乐，声音很大。我看着她弯腰，做关节伸展，我脑中还是一片混乱，伤心欲绝，好像只剩下一副皮囊、一具假面。我本来想冷冷静静地说几句话，说我还想继续这段婚姻，但却没有说出口。她的每一个动作都透露着怨气和怒火，即便我的思维再混乱，也能一眼看出来，这个时候，任何沟通都只会是白费功夫。我看着她，大概看了五分钟那么久。巴巴拉连瞧都没有瞧我一眼，最后，她在做侧扭的时候，嘟囔了两句，“你活该，不至于如此啊！”还有几句我没有听到，但最后一个词还是听清楚了，“贱货！”
从那之后，我们努力维持着和平的婚姻关系。从某个方面来说，我和卡洛琳之间的婚外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