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十案- 第43部分

是啊，谁没事儿跟家访的老师汇报自己的生活规律呢？人家又不是记起居注的。

可这俩麻烦不解决，案子没法往下走，怀疑谁都是瞎怀疑。

老宋的办法就是聊，天南地北的中间加上几个正经问题，他的目的是让对方放松下来，这找线索跟找东西似的，越使劲儿找越找不着，你不找了，可能反而抽冷子一下想起来。

连老宋都没有想到运气这样好，两个线索居然都是在那小姑娘身上找到的。

和小姑娘说着说着又聊到家门钥匙这件事儿，借给过别人没有？

没有！小姑娘回答得非常干脆，不过，说完又犹豫了一下，好像有点儿发愣的样子。

有门，这孩子闹不好有什么事儿没说　–　小朋友再想想，再想想。。。

嗯，借我们班教室的钥匙算不算？

那当然不算了。老宋有点儿失望

小姑娘：可是。。。

老宋：可是什么？

小姑娘慢条斯理地说：可是我的家门钥匙和教室钥匙当时是拴在一块儿的阿。

老宋：等等，你说什么？谁跟你借过这个？

原来，小姑娘是他们班的班长，按照学校的做法，班长都掌管着自己班教室的钥匙，小姑娘怕丢，就和家门钥匙拴一块儿挂脖子上了。当然有时候小班长因为某种原因不能及时去开门，就会把钥匙借给别人。

老宋：那么，有借钥匙的人知道另一把钥匙是你们家的么？

小姑娘：我当然要跟他们说啦，这是我们家的家门钥匙，你们别弄丢阿。

老宋：你不是说没把家里钥匙借出过么？

小姑娘：当然没有借过啦，我借的是教室的钥匙么！叔叔你怎么这么笨呢？

老宋：……—％￥#··！！

还好，小姑娘列出来借过钥匙的人里面，那位模范教师赫然在列，说明老宋他们的推测又可能成立。

那么，两位老人每天早上去买菜的习惯呢？

你爷爷奶奶每天早上出门买菜这件事儿，跟别人说过没有？

没有！小姑娘回答得非常干脆，不过，说完又犹豫了一下，好像有点儿发愣的样子。

有门，这孩子闹不好又是有什么事儿没说吧　–　那小朋友再想想，再想想。。。

嗯，我不说大家会不会知道？

那当然不会知道啦。老宋有点儿失望

小姑娘：可是。。。

老宋：可是什么？

小姑娘慢条斯理地说：可是我在作文里面写过啊。

老宋：等等，你说什么？在作文里面写过？

原来，小姑娘在写作文的时候写了《我的爷爷奶奶》，里面写了老头老太太每天早上去早市买菜，又便宜又好，路上还能散步锻炼这些事，还被评为范文过。

老宋：那么，有人问过你作文里面写的内容么？

小姑娘：当然有啦，老师就问过我写的是不是真实的事情，作文只能写真的事情，不能瞎编。我说当然是真的啦。

老宋：这么说你把这件事告诉全班了？

小姑娘：当然没有啦，我从来没告诉过他们，我写的是作文！叔叔你怎么老是这么笨呢？

老宋：……—％￥#··！！

还好，那位模范教师正是教他们班语文的。

而与那位教师的初步交谈，显示此人心理状态很好，回答问题从容不迫，对警察们的工作很配合。老宋于是询问起小姑娘那几天的行踪来，冷不丁问一句　–　27号那天，她参加早操了吗？

参加了，我记得看见队列里有她。

第一节课呢，她有没有上课？

那不是我的课，不清楚。

哦，那天您第一节有课么？您当时在学校么？

没有，我的教案忘带了，我骑车回了趟家去取。

。。。

谈过之后，老宋他们基本已经可以认定这位模范教师有问题了。原因是那个小姑娘家失窃，但当时并没有公布是哪一天发生的事情，而这位教师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其他各天的行踪都说得比较模糊，唯有发案的27日，一天的每一分钟他几乎都能记起自己当时在干什么！

而且，他在案发时的行踪，无人可以证明。

不过，推断归推断，依靠这个抓人不行，怎样能够突破他的心理防线呢？其中一条线索引起了老宋的注意。传达室的老工人证实，此人当天早上曾骑着车离开学校，很快返回，时间不超过30分钟。那么，这之间真的象他说的回家取教案了吗？

老宋看看地图，告诉身边的几个警察　–　明天，早操开始的时候，你们几个从学校骑到他家，用最快速度再赶回来。

那您呢？

你们别管。说着老宋也推出一辆自行车来。

第二天，老宋也是早操从学校出发，目标，却换了那老夫妇所在的地址，到了地方，歇了六七分钟（估算的作案时间），掉头往回，到达学校一看表　–　整整三十分钟。

半天，那几个警察才陆续回来，最快的也要四十多分钟。

你们怎么这样慢？老宋板了面孔。

没办法队长，上班高峰，到处都是人，根本骑不快阿。

就是他！我说么，看这距离我就觉得他半个小时打来回不够阿。老宋嘿嘿一乐，颇为得意，得意之外又有点儿困惑，这个漏洞很蹊跷，这位天天骑车上班下班，怎么对回趟家要多长时间算不清呢？难道因为他是教语文的？

事后才明白，这名为人师表的窃犯之所以犯了这样大一个错误，和教语文数学没关系，却和他是模范教师大有关系。

之所以说出现这个漏洞和作案者曾是模范教师有关，因为他所说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回家取教案，是根据自己上下班的经验计算的。不幸的是他工作很认真，每天的习惯早来晚走，都是路上行人不多，车辆也不多的时候，而学生上早操的时间，正是上班的高峰期，他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同样的时间就不够他跑一个来回了。

而且，根据向校方其他人员了解情况，此人这之前还有两三次早操期间不在学校的情况，都是在半个月之内。

他干吗去了？老宋说，不用问啊，踩点儿去了！

他得证明那小姑娘作文里写的老两口生活规律并非虚构才行，否则假如这小姑娘有赵本山的潜质，堂堂一个老师让自己学生忽悠了岂不冤枉？

下一次找这位老师谈话的时候，挑早操的时候，找借口请他带着回家一趟，回来的时候冷不丁问一句　–　X老师，上次您好像说27号回过一次家吧，照咱们这个速度，恐怕赶不及吧？

刷，汗就下来了。

还有，这之前两次，22号，25号，您早晨上哪儿去了？

这就编不出来了。

案子破了，说来很是令人唏嘘，这位老师其实就是个一念之差。他刚交了个女朋友，小伙子很是爱惜。有过这样的情况，费了心思给女朋友借来两盘经典大片的录像带，找遍了朋友家的录像机却放不出来。中国的录像机电视机都是P制，而美国录像的制式是N制，当然放不出来了。这怪谁呢？说来要怪毛主席。

京城十案之十　后悔小混蛋

近四十年里，“小浑蛋”的故事一直以一种小道消息式在民间流传。出身贫寒的“小浑蛋”周长利是一九六八年北京最有名的顽主之一，被红卫兵乱刀扎死时，传说还抱着树不愿倒下，成了当时北京顽主与红卫兵矛盾激化的标志人物。现在，这个死于“文革”前期的十八岁少年和他的朋友、仇人们一起，以一个主流之外的群体形象，变成了影视剧里的精彩片断。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血色浪漫》，“小浑蛋”以及他代表的由群架、帮派、血统、义气构成的江湖不断被渲染。有关“小浑蛋”的死有诸多版本，可以获得证实的是，周长利一个人被二百多个红卫兵围截，他死后北京市的顽主每人军用挎包里装一把菜刀，　“见到红卫兵，就办”。

无论是王朔还是谁来扮演，当小浑蛋唯一的一张照片出现，还是具有强大的力量去除夸张。从学生证上撕下来的照片已经残破不堪，周长利留一点中间的刘海，笑得完全是个学生样。妹妹周秀兰不知道该不该公布照片，“有人说哥哥行侠仗义，有人说地痞流氓，但起码这是真人真事”。周秀兰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周长利死了四十年，依然能从各种渠道听到有关他的消息，她的理解是，“哥哥从小就人缘好，嘴甜，他从没为家里的事打架，都是帮朋友打完架，回来再被父亲一顿揍”。周长利的朋友告诉记者，周的水性很好，在颐和园还救过落水儿童，和一统北京江湖的老大形象很不一样。“电视剧里都把我哥哥描写成冷血动物了，胡说八道。”周长利的父亲传说中是蹬三轮的，其实是第三机床厂的锅炉工。家里六个孩子，周长利是大哥。“父亲特别严厉，家里也穷，哥哥带着两个小弟弟睡。到了一九六六年他上初中就停课了。那时工作都是等分配的。”

周秀兰一直以为，周长利就是红卫兵，但是“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主力大多由各机关大院的高干子弟组成。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　的血统论下，青少年很快就有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周长利的父亲因建国前开过铁匠铺，家里被归为资本家，一家八口住在德胜门城楼与西海之间的一个简易楼里，邻里关系非常好。今年七月这个楼已经拆除，楼前就是西海的北沿。如今，拆迁的地方被围成了工地，也挡住了二环路的喧嚣。西海的北沿被圈成了鱼塘，每天都有人在这里钓鱼，安静得像公园。沿西海不远有装修精美、价格不菲的四合院。周长利的朋友边作军回忆，楼前不远应该有台阶延伸到水里，因为他曾经把周长利的尸体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挪下去清洗。但现在台阶都已经不存在了，据钓鱼人讲，这里已经修了十几回，已经没有印象曾经有台阶了。周家弟弟在德胜门的烟摊也早在八十年代消失。

在周家弟妹们的记忆中，哥哥从小练武术，谁生病了都是哥哥背到医院，还买三分钱一包的米花糖给大家分。“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哥哥总说，他吃过了。”但在社会上，十六七岁的“新街口小浑蛋”已经颇有口碑。北京的顽主群体大多出自贫民，他们打群架，保护自己管辖领域的“佛爷”（小偷），并和红卫兵势不两立。周长利的弟弟周长生说，母亲还把哥哥买的食物踩在地上骂，“觉得来路不正”。尽管杀死周长利的王小点等老红卫兵至今还在强调，“小浑蛋”是小偷，他们是为民除害。但稍微一打听就有四十岁以上的老顽主说，“顽主是顽主，佛爷是佛爷，顽主怎么可能是佛爷？我们最看不起的就是佛爷，哪看见两眼冒贼光的，我们就上去‘洗’了。佛爷都得管顽主叫爷爷，得供着”。

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年轻人追求一样，周长利只喜欢红卫兵的军装。“将校呢，塔帽，这些都是有钱也买不来的。只有高干子弟才能穿。”自认血统高贵的老红卫兵，在“破四旧”的行动中已经树立了权威。“我们砸烂公检法，惩治坏人，连交通都是红卫兵指挥。”老红卫兵王小点说。而顽主既没有渠道融入社会主流，又要在气势上和红卫兵一争高低，扒衣服、抢帽子，成为双方最理直气壮的打架导火索。“那些大院子弟的特征就是，打倒一个其他人全跑了。”周长利常常打了大院的红卫兵，抢了衣服，就拿出军官证和大家玩闹：“我爸爸是军官！哈哈哈哈！”

周长利的出名并非他自己打架凶猛。他的外号本来叫“周疤拉眼儿”，因为一次“拔份”，把另一帮顽主“大浑蛋”打倒了，得了外号。“领头人是不能动手的。”他身边的二号人物边作军说，“他只要说一句：‘我新街口小浑蛋’，报过了名，我们就往上冲。周长利能策划和组织人，有几次在公园里以少胜多的经历，名气就越叫越响。就是月坛一战把他捧出来了。那次我们三个人突围，来一个用苏式武装带打翻一个，七八十人没拦住。还有紫竹院，小浑蛋带着十个兄弟，碰上了八十多个红卫兵，都是骑锰钢自行车来的，一百八十块钱一辆，凭票买，那时就好比现在的宝马。红卫兵前面挂着钢丝锁，一边晃钢丝锁，一边说我们的武装带过时了。我们的人抡着棒子就上去，他们一打就跑，小浑蛋说：‘抢车！’我们骑了十一辆自行车风风光光回去了。”

顽主们的装束和红卫兵一模一样，走在路上很难分辨，互相经常要“盘盘道”。在中山公园，来自部委大院的红卫兵问周长利：“你哪部的？”周上去就打：“什么部的，装你丫的。”顽主则问：“你哪儿的？”要是答在某地域活动就要报几个人名，报对了就可以放过。“凭什么红卫兵就能乱打人？看电影就要坐前排？”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北京的顽主帮派已经初具规模。“当时北京叫四角城，东城、西城、崇文、宣武，除此都是城外。”“南北城”的概念是泛指西单以南和西单以北。“贵宾楼对面的政协俱乐部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