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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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 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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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奕?出面,力荐马新贻接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理由是:“马新贻精明强干,操守亦好。他在安徽服官多年,对两江地方最熟悉。剿捻的大功告成,淮军裁遣回籍,非得要马新贻这样的人,才能把那些骄兵悍将妥为安置。”原两江总督曾国藩则调任直隶总督。

当时的八大总督中,以直隶总督地位最尊,其次是两江总督。但论实权,两江总督却要排在第一。而直隶总督虽位列各地总督之首,但地近京畿,上有朝廷,下有顺天府尹,位尊而权轻。加上同时兼任北洋大臣,须常驻天津办理洋务,并不是一桩轻松的好差事。

马新贻升官速度快得匪夷所思,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由二品官升到了疆臣中最有实力的两江总督,实在令人吃惊。当时他才四十七岁,是最年轻的总督。这其中,固然有马新贻自己个人才干的因素,但可遇不可求的机遇远比才华更为重要。当时,太平天国已经平定,曾国藩兄弟名盖天下,但流言也与功名一样多。多年以来,中外纷传曾国藩有谋取帝位的野心。清朝因曾国藩军功封其为一等侯时,曾国藩幼女曾纪芬说,曾家人听到后都说:“侯爵太细。”意思是嫌侯爵的官职太小,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曾国藩势大如猛虎,让这样一个人在江南坐大,真是让慈禧太后坐卧不宁,因此考虑将曾国藩调离江宁成为必然的选择。只是由马新贻来接任两江总督,不仅天下人惊讶,整个湘军系统的人惊讶,曾国藩惊讶,就连马新贻自己也相当惊讶。朝野对此议论颇多,舆论普遍认为马新贻资历尚浅,德不高望不重,让他接替曾国藩的两江总督,太过破格。

在曾国藩接到调任直隶总督的谕旨前,马新贻早已知道自己即将接任两江总督。他的心情,应该是且喜且忧:喜的是他现在是大清朝最让人眼红的大红人,以朝廷心腹的身份当上了两江总督,受圣眷之隆,一时无二;忧的是两江素来是湘军的地盘,他们在那里经营了多年,岂能轻易让给他这个外人?

同治七年(1868)五月十六日,时任闽浙总督的马新贻从杭州坐轮船到达天津,次日到达北京。应该是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慈禧太后的心意。五月二十六日,马新贻被召进宫中,很久才出来,出来时大汗淋漓,神态极为反常。这之后,他突然请了二十天假,回到山东菏泽老家探亲扫墓。离家时,马新贻突然将二位兄长和儿子召到身边,秘密嘱咐说:“我此去吉凶难料,万一有什么不测,千万不要到京告状。一定要忍气吞声,方能自保。”

此时,正式任命他为两江总督的谕旨尚未下达,他却已经在交代身后事,难免令家人大为吃惊。这也就是马新贻临死前交代儿子马毓桢“别忘了当日为父在菏泽交代你们的话”的由来。

显然,马新贻在一开始就已经预料到:他孑然一身赴江宁,既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还需完成朝廷交代的公开和秘密的双重使命,无异于孤身入龙潭虎穴。但是,他不想就此服输。

未到江宁前,马新贻曾致信给曾国藩,商议交卸等公事。曾国藩除了按礼节回信外,还给马新贻送去“巡捕郑兴仪一员,戈什哈四名,聊供驱使”。尚未交接,便送去几名保镖,这份见面礼,着实耐人寻味。在这之前,天下人盛传将来继任曾国藩两江总督的人选是其弟曾国荃,就连曾国荃自己也一直认为总督是自己囊中之物。也许曾国藩也如同李鸿章那样,担心马新贻“威望过轻”,湘军由此愤愤不平,“长江从此多故”?

[曾国藩有一幕僚名邵顺国,邵之妹夫名郑兴仪,一向被曾国藩尊称为“郑世兄”,似乎私人关系非同一般。未及考证曾国藩所送巡捕即是此人。]

当年九月二十日,马新贻到达江宁。九月二十六日,曾国藩向马新贻交卸关防印信。这期间,江苏巡抚丁日昌和湖广总督李鸿章先后赶到南京,面见曾国藩。曾国藩为此奏请“会商公事,暂缓启程”。

十一月初四,曾国藩终于乘船离开江宁,据说“金陵士民焚香酌酒以饯送者,填咽街巷”。如此情形,想来马新贻心中也不是个滋味。

马新贻到两江上任后,立即着手为百姓做了一些好事,比如奏请以宽免钱粮来劝垦招领江南荒废田地,使得编民早得复业。这些措施确实为他赢得了一定民心,他一度很受鼓舞,又提出了“应办最要者六条”,即:培养民生以筹办善后;修筑运堤以宣防河务;清查官亏以讲求吏治;选择将才以整顿绿营;酌留水师以联络江防;恪守条约以办理洋务。当然,他自己心中最清楚,这六条中,“清查官亏以讲求吏治”、“选择将才以整顿绿营”、“酌留水师以联络江防”三条,其实都是有计划地针对湘军的。

为了有效地制衡湘军,马新贻还与手中握有淮军的李鸿章暗中结成了联盟。当时,湘军和淮军的军饷主要来源于两江地区,李鸿章为了保留自己的淮军精锐,主动向马新贻求助军饷。马新贻爽快地答应了,大大增加了淮军的军饷,此长彼消,湘军的军饷自然被相应的削减。如此一来,不提马新贻所谓追查太平天国宝藏下落的秘密使命,单是此一项,便是公然得罪了曾国藩和湘军。军饷减少涉及最切身的利益,湘军中大大小小的人物无不因此对马新贻切齿痛恨,甚至包括那些已经退伍的湘军。湘军戾气本重,最终形成了湘军暗斗马新贻和淮军的局面。淮军尚有旧情可念,马新贻则是有怨无恩,首当其冲。

然而,尽管马新贻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抑制湘军,但他很快就发现他自己确实是过于乐观了。湘军势力根深蒂固,从军队到后勤自成体系,地方割据局面已经形成,别说他马新贻,就是中央朝廷也绝难撼动。虽然他与李鸿章的淮军暗中结盟,但依旧不过是以军饷的利益为纽带,并非牢不可破。实际上,以李鸿章的性格,马新贻真要出了事情,第一个跑的准保就是李鸿章自己。换句话说,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其实也是在利用马新贻来对付湘军,只不过他在暗,马新贻在明而已。

在没有有力同盟者和支援者的情况下,马新贻上任两江总督两年多徒劳无功就很正常了。他诸多对付湘军的手段并无任何成效,唯一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他本人与湘军——尤其是与湘军的嫡系和精锐长江水师——嫌隙越来越深。天津教案发生后,曾国藩处理教案不力而身败名裂——传说天津教案本身就是朝中有人有意针对曾国藩——湘军为此愤愤不平,开始在两江滋事。而天津教案还引发了外交冲突,外国列强以军舰聚集于天津和烟台,对清廷进行武力恐吓。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清廷急令马新贻调长江水师布防。本来就有心惹是生非的长江水师自然不肯听从调遣,多有阳奉阴违的事情发生,矛盾和冲突开始表面化了。

所以,不到一个月后,当刺客一刀刺中马新贻的时候,他感到这是他早已经预料到的结局,才大叫了一声:“扎着了!”

不过,刀扎中的不仅仅是两江总督马新贻,还有慈禧太后的心痛之处,以及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局。马新贻遇刺后,举国侧目,疆臣人人自危,朝野为之震荡。

肆、各方反应

马新贻遇刺后,江宁将军魁玉用六百里飞驿紧急驰奏朝廷。奏折送到北京后,十五岁的同治皇帝看了大惊失色,深感骇异,将这一事件比喻为“武元衡盗起身旁”。

[武元衡,字伯苍。缑氏(今河南偃师东南)人。武则天曾侄孙,清雅俊逸如鹤,有唐朝第一美男之称。曾任西川节度使,与名妓薛涛交好。薛涛所得“女校书”的称号,就是他向朝廷奏请所得。唐宪宗时任宰相,因力主削藩,遭藩镇忌恨。元和十年(815)六月初三早朝时,为藩镇派遣的刺客暗杀,号称“唐朝第一惊天大案”。]

次日,清廷连发了四道谕旨:第一,命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惩办;第二,曾国藩著调补两江总督,未到任以前著魁玉暂行兼署;第三,密旨安徽巡抚英翰加强长江防务和地方治安;第四,著魁玉督饬司道各官,设法熬审,务将因何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之人一一审出,据实奏闻。

[雍正七年(1729),雍正皇帝在设立军机处的同时,还建立了“廷寄”制度。“廷寄”与“明发”相对应。所谓“明发”,是指皇帝的谕旨由军机处代起草后,先经过内阁,次及于部院,层层下发,无须保密,称为“明发”。而对于需要保密的谕旨,则不经过内阁,由军机处本处密封后,直接交给兵部捷报处,用寄信的形式发出,直达收件人,称为“廷寄”(又称“寄信”)。“廷寄”的内容一般均为机密要事,下发时,根据缓急程度,分为日行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及六百里加快几种。凡给经略大将军、钦差大臣、参赞大臣、都统、副都统、办事领队大臣、总督、巡抚、学政的叫“军机大臣字寄”,凡给盐政、关差、布政使、按察使的,叫“军机大臣传谕”。字寄、传谕封口处盖有军机处的印信,封函的表面均注明“某处某官开拆”,只许受命者本人拆阅,不许别人代拆。“廷寄”制度的建立,减少了很多中间环节,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联系,大大加快了办事速度;同时,也使得皇帝摆脱了内阁的约束,使皇帝的意志可以毫无阻碍地直达地方。]

因一件事一天之内连发四道谕旨催办,这在清朝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四道谕旨的口气越来越严厉,可见清廷一开始就意识到此案非同一般,怀疑张文祥背后另有主谋。

四道谕旨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第二道——重新命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这是恭亲王奕?的意思。第三道给安徽巡抚英翰的密旨也不容忽视。英翰是满人,不属于湘军一系,而且他本人与马新贻交好,可以说,是目前朝廷在两江唯一信得过的实权人物。秘密交代英翰加强防务,实际上就是预防兵变。可见从一开始,湘军就已经被朝廷放到了怀疑的天平上,现在就要看曾国藩的反应了。

对于曾国藩,执掌大权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都对他没有任何好感。曾国藩之掌握兵权,得力于咸丰朝御前大臣肃顺的倚重和推荐。尤其是后来曾国藩得到梦寐以求的两江总督,全仗肃顺的居间运作。说肃顺对曾国藩有莫大的知遇之恩,一点也不为过。

恭亲王奕?一向与肃顺不和。奕?为咸丰皇弟,才干过人,差点被道光皇帝立为皇储,所以一直被兄长猜忌。咸丰登上皇位后不久,勒令奕?退出军机处,改由肃顺取而代之。咸丰皇帝重用肃顺,明显有牵制奕?的意思。奕?与肃顺从此成为冤家对头。咸丰皇帝病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后,六岁的儿子载淳即位,是为同治皇帝。以肃顺为首的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受遗诏辅弼幼主,掌管朝政。奕?在皇族宗室中名望最尊,竟然无缘于辅政大臣之列,由此势必要与肃顺等人展开一场权力之争。

而慈禧太后与肃顺的恩怨,则更加是你死我活的局面。昔日汉武帝临死前担心“主少母壮,女主干政”,处死了太子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肃顺曾经以此故事游说咸丰皇帝除掉载淳生母懿贵妃,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咸丰皇帝一时心软,未能下手。后来慈禧太后知道究竟后,恨肃顺入骨,务必除之而后快。

而肃顺之前曾大力整顿吏治,惩办贪官,得罪的人不计其数。戊午科场案中,力主将主考官、大学士柏葰斩首;又弹劾户部宝钞处与官票所官吏和不法商人因缘为奸,交通舞弊,籍没官吏、商人数十家。他为人刚硬,办事不讲情面,加上恃宠而骄,目中无人,引起不少王公大臣的嫉恨。这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争相投奔到恭亲王奕?或是慈禧太后门下。其中,就包括手握重兵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和兵部侍郎胜保。

咸丰皇帝临死前虽然将朝政交给肃顺等八名辅政大臣,但为了防止重新出现清朝初年权臣鳌拜欺君专权的情况,又分授私章“御赏”和“同道堂”给皇后钮祜禄氏和懿贵妃那拉氏(实际上是给了小皇帝载淳,但由懿贵妃掌管),即后来的慈安和慈禧太后。这两枚私章作为皇权的象征,代表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凡下达诏谕,必须有二章为印讫。由此杜绝了权臣专政,却也撕开了后宫女人干政的口子。慈禧太后时年二十五岁,没有年轻守寡的悲痛,反而野心勃勃,不甘心朝政大权落于肃顺等人之手。刚好此时御史董元醇上疏,以皇帝年幼为理由,请求由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慈禧太后也一心想效法古人,垂帘听政,遂联合慈安太后,努力与肃顺八大臣及恭亲王奕?争权。董元醇上奏的第二天,慈禧太后召见肃顺八大臣,要求他们照董元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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