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观点出发，我认为下列原则是任何社会组织的基础：
一、幸福。存在着人的一切愿塑、一切行动所追求的目标、终极点。这一目标、这一终极点就是我们本身自由的、正常的和全面的发展，就是我们一切需要（肉体、智力和精神的需要）的完全充分的满足。一句话，就是最符合我们本性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称作幸福的境界。幸福的一切因素在地球上都存在着。我在描述公社的时候，以及在公共卫生的一节中，会有机会证明这一真理，并且让人能够感触它。
二、自由。人的自由在于实现他权力之内的东西。我之所以说他权力之内，那是因为，用爱尔维修的话来说，如果把我们不能象鹰那样穿越云层，象鲸鱼那样在海里游泳，或者不能成为国王、教皇，都认作是不自由，那是滑稽可笑的。
因此，自由同胡来或任性是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在正常组织的社会中，它将永远适合于个人和共和国的最大利益。个人愈自由，国家就愈繁荣，反过来说，国家愈自由，个人愈幸福。因为自由就是人的一切，包含他所拥有的最重要和最神圣的东西：它是一切社会生存最强大的动力。
然而，有些人从目前状况的角度去判断未来。他们坚持必须经常提防所谓背弃自由的情况，因为——他们反驳说——不论立法者如何明智，自由总趋向于蜕化为利己主义和无政府状态。多么荒谬啊！依我们的看法，对于自由所可能有的最好的约束，是科学和理性；科学和理性不断向我们呼吁：
不要损害别人，好让别人不损害你；
要为别人造福，好接受别人的赐福。
只有在共同的幸福中才能找到自己个人的最大幸福。
三、平等。平等是一种和谐，即完全的均衡，它支配万物，从广漠无边的世界直到最小的昆虫。这是一条规律，对于我们的社会生存以及我们个人的生活都是必要的。这条头等重要的规律是一切社会原则的基础，甚至见于最违背平等的制度之中。离开了平等，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存在：那只有混乱和强制、纠纷和战争！
四、博爱。博爱是一种极其高尚的感情，它促使人们象一个家庭的成员那样生活，把他们各种不同的愿望、他们全部的个人力量都汇合于统一的利益之中。博爱是自由和平等的自然结论，是自由和平等的唯一真正保证。
五、统一。贵族用统一一词来特指君主政体。这是荒谬的滥用词语。统一和君主制，这两个词当中横隔着一道鸿沟！一个词是表示社会机体的各部分的和谐，而另一个词则意味着这些部分之一奴役其余部分。
我们的先辈于1793年就曾经本能地感到要统一，但是他们对此只具有模糊而极不完整的概念；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未能完成自己的事业。统一乃是一切利益和一切意愿的不可分割的同一性，是一切幸福和祸害的完全充分的共有性。
六、公有制。公有制是一种最自然、最简单和最完善的协作方式。它是排除阻挠社会原则发展的一切障碍的唯一可靠的手段，因为它满足一切人的需要，让所有欲望得到合理的发展。
公有制不是别的，乃是统一和博爱在我们所赋予它的那种含义下的体现。这是一种最实际、最完全的统一：一切方面的统一——教育、语言、劳动、产业、住宅、生活、立法、政治活动等等的统一。
由此，我们看到，公有制本身包含着、而且必然在最高程度上联系到我们光荣的革命箴言的全部项目：
自由、平等、博爱、统一。
然而，特别使公有制具有高于其他一切社会制度的高度和无可争辩的优越性的是：它还包含着科学、真理和理性的一切特点；而且这个制度完全可作严格和周密的论证，它完全符合我所采取的人类机体①这个可靠的标准。
①参看《我对拉麦涅的反驳》，第60页，我论证说，公有法是保持我们的健康和保存我们的生命的原则。——原注
下面就是我在本书中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根本法。——分配法：公社的计划和组织，共同用膳和共同劳动。——工业法和农业法，教育与训练法。——科学会议。——卫生法。——警察法。——统一劳动创造的奇迹。——劳动大军。——气候的恢复。
政治法：公社代表会议。——省代表会议。——民族代表会议。——全人类代表会议。
过度性的制度。——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立即实行财产公有。——使几乎所有人大公无私的方法。——无须向境外派遣三、四十万以上的军队，即可削弱、战胜和粉碎所有反共产主义政府的可靠办法。——用不了十年战争即可使各族人民逐步得到普遍解放。——全人类全面的公有制。
第二章 根本法
某些法律是整个社会大厦所应据以建立的最初基础，它又是中枢，其他法律都附于其上并围绕着它而安排，这样的法律我们称之为根本法。
不要把宪法和根本法相混淆。宪法是政治的产物；它经常变化，并且是暂时性的。根本法则相反，它是永恒不变的。它先于并优于一切社会制度，因为它来源于自然本身。立法者的任务在于寻求和识别它，然后予以公布。
比洛－瓦雷纳①和圣朱斯特②早已认识到根本法的性质，当时他们曾经如此雄辩地大声疾呼。前者说：“去消除贫困吧，你们就会使贫民摆脱成为罪犯的必然性。”后者说：“人民的贫困和堕落是政府的罪行。假如给人定出符合其本性和心灵的法律，他就会不再是不幸和堕落的了。不应该使人民去适应法律，而应该使法律符合于人民。”再说，这些话不过是摩莱里下述深刻思想的转述而已：
“要找出人不会再堕落也不会再作恶的环境。”
①比洛－瓦雷纳（Billaud－Varennes，1756—1819），法国政治家，雅各宾党人。
②圣鞠斯特（Saint－Just，1767—1794），法国政治家，坚定的雅各宾党人，与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一起上断头台。
可是，符合人的本性和心灵的法律，它是怎样的呢？比洛－瓦雷纳和圣鞠斯特没有最后把这点说出来。然而，如果我们想避开那勇敢而著名的山岳党人已经触过的暗礁，那末，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比对此加以进一步的认识更为重要的了。
在对人和产品的安排中，自然表明：产品应被人所消费、利用和使用。而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体，产品就应供每个人使用或消费。
然而，凡是生产都以劳动为基础。因此，所有享用社会产品的人都应参加劳动。我们已经说过，由于社会是抵御一切偶然变故、一切恶劣情况的团结一致的结合，由于它要实行互相援助，并把一切意愿、一切利益、一切才能和一切努力融合在一起，因此我们说，为了遵从自然规律，为了完全实现协同一致的原则，必须首先把土地和所有产品变作巨大的统一的社会产业。
摩莱里大声疾呼道：“宇宙的永恒法律就是：任何东西都不是孤立地属于个人；田地不属于耕者，果树不属于采果人，甚至在自己的工艺产品中也只有他自己使用的那部分才属于个人，其余的部分，都属于整个人类。”
他还补充说：“应该把世界看作是一张大饭桌，桌上配备足够全体进餐者需要的一切，桌上的菜肴，有时属于一切人，因为大家都饥饿，有时只属于某几个人，因为其余的人已经吃饱了。”
据说，这种亲如手足的方式，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沿岸的野蛮人还在实行着，野蛮人在这方面是遵从自然的纯朴意图的。
“他们那里一切公有，他们一切平等；
由于他们没有宫殿，他们也没有收容所。”
——爱尔维修
在蜂巢中，每只蜜蜂都按自己的力量和本事热情地参加共同劳动，并依照自己的需要，消费公共财产中自己的那一份。那末，为什么人的共和国会不如蜜蜂的共和国那样完善呢？
当我们拿我们的荒诞的法典来同这些奇妙的小昆虫的巧妙智慧比较时，难道我们不该为我们的利己主义和愚昧无知而感到羞愧吗？它们样样具备：爱、秩序、明见；而我们则听凭偶然因素去支配一切，而没有什么人努力用有效的方法来控制这种偶然！
人们喋喋不休地说，政府是仿照家庭组成的。但是，难道会有如此愚蠢的家庭、如此腐败或如此糊涂混乱的兄弟社团，竟敢于把每天连生活所最必需的东西都拿来赌博，以致让盲目的偶然使他们之中的一两个人中彩，而获胜者当其他兄弟濒于饿死的时候，却独享过分的饱足而不感到羞愧，难道这种家庭是可以想象的吗？
啊！这种疯狂的不道德的耻辱行为可不就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写照……？
请不要以为得胜者因为自己兄弟备受致命的苦恼折磨而会在幸福中又添加新的快乐。不，不会的。幸而违背自然法则总不致不担风险。凡是独占都带来操心和忧虑，以致世界上的幸运儿似乎与其说是自己享受幸福，倒不如说是阻止别人领略幸福；因为幸福在于安详而自由地享受那些令我们愉快的东西，而不必担心会一旦失掉它。
“如果你吸掉为许多人生存所必需的空气，又怎么会做到这一点呢？所有被你剥夺生存的人还不是非得抢夺你和消灭你不可？”（费尼隆①）
①费尼隆（Fénelon，1651—1751年），法国作家，法国启蒙学派先驱者之一。著有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小说《特列马克历险记》。
不幸的人们啊！什么样的毒酒竟能破坏你们心灵中最高贵的自然倾向，蒙蔽你们的眼睛和耳朵而使你们感觉不到经验和理性的光辉！当你们取得了阵地，你们就大事搜刮你们虚荣心和贪欲所追求的东西，你们以为一切都已了结。可是，你们的莫大错误，你们的莫大的愚蠢也就在这里！……
古代各民族曾如此长期地把公民的自由建筑在对战败者的掠夺上，建筑在奴隶的贫困和受压迫上，他们的这种残酷的严重错误行为，尽管人们不断谴责它，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还是可以理解的。罗马人和希腊人的非正义行为至少还有一种貌似有理的借口，可以说一种可供辩解的理由，即：虽然普通公民具有特权，但是地位平庸，而且还得担心周期性的饥荒的袭击，等等。
但是当今天各种社会产品，甚至连那些专供奢侈享受的产品，都比我们的需要多得多的时候，当代的垄断者们又能提出什么理由为自己辩解呢？
有人会说，啊，怎么啦！你要践踏神圣的既得利益，你要鼓吹抢劫和掠夺吗？
不，不是的！难道我不能同博胥埃一起同声高呼：“绝不存在侵犯别人权利的权利”吗？然而，有什么权利比生存的权利更为神圣呢？怎么！你们竟然因为我力图使富有的和贫穷的弟兄们了解他们真正的利益，了解他们共同的利益而加罪于我！在我看来，这才是拯救世界使之免于流血革命的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
如果你们觉得我表达自己思想的言辞过于偏激，那末就请听一听长期以来甚至被现在当权的人物都认作是权威的呼声吧：
“在保护所有权的词句下，可能隐藏着真正的盗窃行为，这种盗窃行为永远是罪过。我确实认为，如果没有警察，卡·图什①在大路上的立足点就更加牢靠；难道他就会取得征收通行税的真正权利吗？假如他来得及把这种当时是十分普通的垄断权出卖，这种权利在获得者手中就会变得更受人尊重吗？为什么人们总是把恢复过去权利视作比盗窃更不公正更无法实行的行为呢？”（西哀士：《什么是第三等级？》）
①卡图什（Cartouche，1693—1721年），法国匪首，曾多次抢劫和凶杀，后被处死。
保守的人们请听着，无情的逻辑，早在五十多年前就促使这位通常维护私有制的神甫西哀士去谈论恢复过去权利了，正象今天别的许多人谈论革命、复兴和社会改造一样，而且你们自己，首先是基佐先生，你们有时也承认：人民的痛苦已达到极限，忘记这一点就是严重的错误，就有严重的危险！
那么，为什么不许我也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呢？为什么不许我经常大声疾呼：补救这种严重错误和避免这种严重危险的唯一办法，就是恢复自然和理性的永恒法则，即：社会平等和绝对公有制，其首要的规律是：
“做其所能，
取其目前所需。”
（摩莱里）
或者是：
“本着自己的能力、知识、需要和特长参加共同劳动，并同时按照自己的全部需要来享用共同的产品，享受共同的快乐。”
但是在这一点上，有人又发出下流的刁难和喋喋不休的令人讨厌的高谈阔论，说什么在体力、才能、天资上，以及在献身精神上，存在自然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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