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永康县人民银行干部周长庚受此鼓舞，1975年9月5日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改变1962年中央关于公社工作六十条中社队一般不办企业的规定，积极发展农村工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毛泽东和邓小平先后作了批示，印发中央有关部门和北方农业会议，引起了重视10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调查报告《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和评论文章，介绍了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发展社队企业的事迹，对社队工业予以明确的肯定和积极的支持，指出其发展方向主要是为农业和人民生活服务，有条件时也要为大工业、出口服务。要求各级领导采取积极措施，加以扶植。此后，社队工业得到了更快的发展。
三五计划时期，全国社办工业产值由1965年的53亿元增长到1971年的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四五计划时期，全国社办工业产值又由1971年的391亿元增长到1975年的868亿元（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到1976年底，全国社队工业已发展到111，5万个，工业总产值2435亿无，其中社办工业产值比1971年增长21。68％社队工业的发展为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还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农民增加了收入，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更长远地看，客观上还为80年代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准备了一定条件。
三五、四五计划时期，与社队工业发展走过相似道路的，是地方五小工业（主要指地、县办的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工业等）。随着三线建设的开展，地方五小工业已经有了兴起的趋势，但由于动乱而未能发展。中共九大召开以后，为了实现毛泽东于1966年2月重新提出的到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也为了适应战备需要，国家对地方五小工业进行了新的部署。1970年2月的全国计划会议强调各地都要建立自己的五小工业，形成为农业服务的小而全工业体系。从1970年起的五年中，中央安排了80亿元扶植地方五小工业，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中央财政预算之外的投资也迅速增加，由1970年的100万元增加到1973年的148亿元。正在进行的大规模企业管理权下放运动，使地方获得了较多的自主权，提高了地方建设的积极性。下放到地方的机关干部、科研人员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给农村地区蒂来了科技文化知识和经济信息。于是，地方五小工业蓬勃发展起来。三五计划最后一年的1970年，全国就有近300个县、市兴建了小钢铁厂，90％的县建立了农机修造厂，20多个省、市、区建起手扶拖拉机厂、动力机械厂和农机具制造厂。与上年相比，地方小钢铁工业的炼钢能力增长15倍，生铁产量增长18倍，小化肥厂生产的氮肥、合成氨增长60％－70％，小水泥厂、小化肥厂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以小煤窑为主的南方各省煤炭产量增长这些地方五小工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大促进了农业机械化和农业技术改造的进程。到四五计划最后一年的1975年底，地方五小工业的钢、原煤、水泥、化肥年产量分别占全国的68％、37。1％、58。8％、69％全国小化肥厂有1300多个，合成氨产量比1964年增长18倍，使农业化肥施用量增长4倍多。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1亿马力以上，比1964年增长了近10倍。其中，手扶拖拉机、机动脱粒机分别增长了45倍和23倍，过去农村没有的机动水稻插秧机、收割机、饲料粉碎机分别拥有32万部、17万部、94万部，电动碾米机、轧花机、榨油机比1964年分别增长104信、18倍、11，8倍。
但是，五小工业上得过猛、过多，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其一，确定项目和选址没有进行论证，缺乏规划，一哄而起。片面追求本地自力更生，许多小工业原料没有来源，产品没有销路。其二，片面强调土法上马，因陋就简，又用大批判开路，结果是消耗大、成本高，质量差。其三，新增职工过多，采取人海战术。1970年、1971年仅县办工业就新增职工2400万人，占全国新增数的40。7％。1973年2月，周恩来指出了这些问题，要求进行整顿。他说：搞五小工业也要有原料、材料和设备的保证。没有原料也搞，同大厂争原料，变成自由发展了。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发展五小工业要有个范围，要对农业有利，破坏计划的无论如何不能搞。尽管三五，四五计划时期的社队工业和地方五小工业，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条件下发展十分有限，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它却为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乡镇企业大发展，开创了探索的先河，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经验。80年代社会经济学家费孝通经过调查后说，十年动乱，全国遭劫难，然而在吴江、在苏南的农村，在一定意义下却可以说因祸得福。社队工业正在这时狭处逢生，发展了起来，所以有人说社队工业是乱世出英雄。对此我起初颇觉意外，后来听了一些社队工厂的开办发展史，才了解到大城市里动刀动枪地打派仗，干部、知识青年下放插队这两件使城里人或许到现在还要做噩梦的事情，从另一面来看，却成了农村小型工业兴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四五计划时期的对外经济新开拓
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新的一轮经济危机，苏联、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活动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抵制，膘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两大经济体系逐渐趋向解体，代之而起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增多的经济往来。1973年，长达28年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另一方面，随着中美关系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大批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打破了国际敌对势力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政治封锁。中国国内在林彪事件以后，开始批判和纠正部分的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这些都为中国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1972年2月，毛泽东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准备抓住这个契机，开拓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局面。他对尼克松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从而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对外贸易领域闭关自守的错误做法。在中美上海公报中，双方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与李先念、余秋里及相继复出的陈云、邓小平等人，积极推行了毛泽东打开对外经济工作局面的决策。1972年1月，根据周恩来指示，李先念听取了余秋里召集国家计委及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后的汇报，决定抓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急于出口的有利时机，针对国内需要，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1月22日，李先念向周恩来报送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建议引进我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设备2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4亿美元。2月5日，经周恩来批示呈报，毛泽东立即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随后，周恩来等人以此为突破口，将对外引进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5月5日，冶金部建议从国外进口一米七大型钢板轧机，这是国内钢铁工业长期以来急需的设备，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使试制工作停止，而江青集团又借口自力更生阻挠进口，严重影响了钢铁工业的发展。这时，国家计委根据李先念批示，正式提出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8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予以批准。11月7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周恩来在批准这个报告的同时，又要求将总额33亿美元的另一进口方案送他合并考虑，准备采取一个更大规模的引进计划。
在1972年引进一系列项曰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上，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工厂等项目。这个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是继50年代的156项引进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也是打破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贸易领域闭关自守局面的一个重大步骤。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200亿元。到1982年，26个项目全部投产。其中投资额在10亿元以上的有：武钢一米七轧机、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一期工程、辽阳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油化工总厂等。这些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1972年和1973隼相继恢复领导工作的陈云、邓小平，对四三方案的引进和建设予以了坚决的支持。陈云指出：在购买设备时要注意考察，事先准备好新配件，并且要借鉴1日中国买旧设备的经验。邓小平刚刚恢复副总理工作，就十分关心一米七轧机工程，亲自到武钢视察，提出钢铁工业一定要科学组织合理施工，并称赞说：搞建设，就是要有速度。生产要狠抓才能搞上去。四三方案的批准实施，带动了对外引进工作的全面开展。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在国务院领导人的积极努力下，又果断地进行了开拓整个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部署。从1972年起，我国的外贸、金融及与之有关的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建国以来对外引进技术设备、开展经济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方面，除四三方案的主要项目外，重要的引进项目还有：从美国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技术项目；利用外汇贷款购买新旧船舶，组建远洋船队；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增强民航运输力量等。1972年9月，国家计委成立了进口技术设备领导小组，负责审查进口设备和综合平衡及长期计划衔接工作，还组织有关部委派出多个考察小组，到国外考察检查进口设备。同时，在国内恢复举办科技先进国家的技术贸易展览会，学习吸取国外先进技术。
在制定研究利用外资的战略指导思想方面，周恩来等人顶住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压力，进行了艰苦的工作。1973年相1974年协助周恩来研究指导外贸工作的陈云发挥了重要作用。1973年6月，陈云在与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了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的重要思想。他指出：现在我们外贸主要面向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趋势我看是定了，因此，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位置。针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他提出要恢复外贸金融研究机构，认真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资料，并亲自拟定了了解世界经济状况的10个重要问题。根据他的这一思想和周恩来的多次指示，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积极开展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工作，1973年筹措到外汇资金10亿多元，支持了对外引进的需要。1973年至1974年，利用国际货币动荡时机，陈云又向李先念建议，适时地购进600吨黄金，增加了我国的黄金储备。
在利用和借鉴外国现代金融和管理手段方面，陈云大胆地指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他说：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根据这一思想，外贸部门在购买国内需要物资时，灵活运用期货手段，积极参与国外交易市场活动，在完成购买任务的同时。为国家赚取了外汇。
在恢复建立国内出口生产基地、扩大出口贸易方面，按照周恩来制定的外贸要立足于国内，要把生产、使用和科研结合起来，推动国内生产的发展的方针，李先念等人积极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到严重破坏的出口生产工作。李先念在多次有关会议上指出：把出口工艺美术品说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不生产，不采购，使出口额显着下降，这种状况必须迅速加以改变。针对有人攻击外贸工作崇洋媚外，认为出口商品提价是帮助外国商人剥削各国人民的谬论，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慨，严厉批评说：这么说的人，硬是想要我们吃大亏，外国资本家赚大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