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周恩来听取汇报后指出：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不能把项目安排得太多、太挤；建厂的原则应是把大改成小，把多改成精；搞生产建设不能人海战术，要短小精干。在他的干预下，虽然对规划作了调整，压缩投资、拉长进度，但在当时形势下，总的盲目扩大指导思想无法变动。于是，项目多，分布广，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同时上马，几百个项目遍地开花，造成一方面资金、物资极度紧张，一方面展量低劣、浪费严重。在实行的第一年即1970年，兵器工业计划投资预算即占国家预算内投资的13。7％，超过了正常投资比例的几倍。1970年、1971年两年，兵器工业就耗费建设投资20多亿元1970年编制四五计划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又提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求新建军工厂700多个，投资210亿，相当于建国20年来国防军工建设投资累计总数的14。0％，在当时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林彪一伙还宣称要搞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擅自改变了56个工厂的隶属关系，把雷达、电台、光学等专业工厂分割得支离破碎。提出三年之内全国要按六大片（东北、西北、华北、西南、豫西鄂西、湘西桂林）、四小片（新疆、皖南、山东、闽赣）布局实现配套的大军工计划。提出什么都要大搞，大搞运输机，大搞直升机、大搞空降兵、大搞火箭炮。还以战备动员和专案任务为名，肆意改变原来的国防和三线建设部署。
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和黄永胜看到西方资料中提到垂直起落飞机和无壳枪弹，就提出要定为研制项目。吴法宪、李作鹏还提出要搞远程轰炸机和航空母舰。致使1971年三、四、五、六机都的科研项目，就多达1200项，列入重点的有多项，结果搞成的只有几项。三机部1970年航空工业计划建设的114个项目，绝大部分没有竣工投产。1971年计划建成投产项目29个，只能完成6个。重点扫尾项目个，只能完成两个。
李作鹏在海军科研生产中部署1971年安排生产战斗舰艇17种，其中有10种是研制产品。要求大型导弹快艇追求70年代水平，将原来快艇上70％的定型设备弃而不用，重新设计新的。结果致使新的产品出不来，老的产品也不能大批生产。上海承担实验180米长、20米宽的大型导弹艇，从1969年开始到1971年设计方案还没有产生，李作鹏又要求安上一个能够取得气象范围内的各种资料的综合气象设备和13种雷达。其中一种雷达按他提出的性能要求，就需要宽3000多米，高30米的长方形天线，这种艇上根本装不下。
在李作鹏鼓吹大搞独立完整的造船工业体系的指示下，六机部列入大三线三五计划开工的三个造船厂、一批造机厂还在建设，他们又下令在九江、宜昌地区新开两个大船厂、两个大造机厂和一批配套厂。1969年造船基建项目只有54个，1970年猛增加到109个，1971年又增加到125个。但建成投产的项目很少，1971年计划收尾项目24个，结果足完成了两三个。由于力量分散，六机部1965年开始建设的一套船厂，年年是重点，建设了六、七年，至1972年只完成。
（二）军事工业的盲目上马和扩大，严重占用挤压民用工业的资金、设备和人力，使其生产下降
1969年11月，黄、吴、李、邱四大金刚主持召开6911会议，不通过国家计委，不找主管部门，擅自决定一大批民用工业转向军工生产。他们借口战备，随心所欲，信口开河，下令民用企业改产、迁移，甚至拆毁，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造成了严重损失。
江西景德镇瓷器在国际国内市场上享有盛誉，产品一直供不应求。为了增加陶瓷出口，国家用了2700万元，在景德镇建成了一个全国最大的现代化陶瓷厂，设计规模为年产2000万件。1969年，吴法宪等人看中了这个厂的厂房，不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借口大搞直升机，占用了这个刚刚投产的陶瓷厂，把设备分掉，还把花了500万元建起来的隧道窑和锦窑全部炸掉。致使以后我国在国际市场瓷器贸易总额中只相当日本的五分之一。而1970年宣布建成的这个景德镇的直升机厂，至1971年仍然没有生产出一架飞机。吴法宪等就采取欺骗手段，把老厂生产的零部件拉到这里总装、试飞，说成是当年设计、刍年基建、当年投产的典型。1973年2月26日，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气愤地说：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林彪一伙鼓吹要用大计划保小计划，硬压军工任务，强占民用生产能力和材料。
1971年一机部系统就有146个厂承担了战备动员产品总装任务，其中生产矿山、冶金等机械设备的骨干厂就有76个。仅1971年7月一次会议，就压了一机部各种机械产品5528000台（件），要一机部一表态，二认账，三落实，否则不散会。沈阳120多个机械厂中，只有两个没有战备动员任务。天津手表厂承担高炮引信生产任务，结果全年少生产16万只手表，还使精密设备因生产一般产品受到严重磨损。全国2000多个县农机厂也大部分承担了常规武器的战备动员任务。1969年全国军工部门向冶金部要去的钢材，占全国可分配的13％1970年增加到164％1971年又增加到其中，高速工具钢中国年产量1万吨，相当于美国的产量，但中国的高速钢还要进口，原因是机床量只占全国20％的军工企业占用高速钢竟达全国的。
（三）借口战备需要，废除计划管理制度，不讲经济效益，片面追求靠山、分散、进洞，造成浪费严重
靠山、分散、隐蔽原则，本是文化大革命前由周恩来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的，用以指导部分机密性鞍高的军工企业选址。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成为一切三线企业的选址要求，林彪更将其改变为靠山、分散、进洞。1969年7月，林彪在三北会议上以战备疏散的理由，不考虑强烈放射性的危害和中断生产的严重后果，擅自决定酒泉、包头的原子能工业要搬迁到内地的山区。二机部为此制定了搬与不搬两个方案。周恩来得悉后，立即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决定这两个工厂不能搬，核燃料一线工厂不能搬，要继续坚持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同时，为了战备必须抢建三线工厂，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在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上，成都军区参谋长茹夫一揭露说：
黄、吴、李、邱在国防建设上独断专行，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令人难以容忍。在四川江油修建的高空模拟台，主体工程本已定点，并开始施工，拟于1972年建成。
可是，去年7月间吴法宪窜到这里，只听了半个多小时的汇报，坐在望江楼上隔江一望，伸手一指，脱口就是一道命令：全部进洞！按照他的指令，要开凿一个长2882米、高21米、宽20米的大山洞，面积21335平方米，需开挖土石方30万立方米，并且限定半年内建成。为了这个洞，工地增加施工人员3800人，施工设备核工业总公司党组：《周恩来与中国核工业》，《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到今年l1月底，仅挖了17800多土石方，约占总工程量的6％，预计要到年才能建成。
山西南部坦克基地的建设，片面强调靠山、分散、进洞，分散在两个地区四个县，绵延120公里，仅铁路专用线就要建设100多公里，外加公路70多公里。管理混乱，浪费惊人，群众气愤地说：这不是打人民战争，是打人民币战争。江西一个炮弹弹体厂与弹壳厂，本应建在一起，但被分建在两处，相距150公里，建设了4年多，投资超过原计划730万元，职工人数超过原计划的1／31972年生产只达到设计能力的25％，弹体成本超过国家不变价格肆意破坏计划管理制度，是当时的最大问题。【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吴法宪派到成都雷达厂的心腹公开提出了六不要：
（1）不要计划。他们说：要什么计划？林副主席指示就是计划。我要什么，你就生产什么，能干多少，就算多少。计划就是计划，把它丢在一边。
（2）不要设计。他们说：要什么设计？在地上画一画就行了，这才是正规，过去那个做法最不正规。
（3）不要配套。他们说：搞什么配套？你生产越多越好，搞个砖头也好，到时候一拼就是产品，允许不配套生产。就是生产一汽车螺钉、螺母也可以，你生产出来，我照样给钱。
（4）不要检验。化们说：检验这一套是修正主义的，我不感兴趣。解放军用了就是鉴定。搞那些检验，不是束缚自己。
（5）不要质量。他们说：讲这个质量、那个质量，威力大了就是质量，给部队使用了就是质量。有就比没有好。没有皮鞋穿草鞋，总比打赤脚好。就是一堆废铁我也要。
（6）不要生产管理。他们说：你们专搞管卡压，领东西还要料单干什么？生产管理跟不上，干脆交给工人管，准备出点毛病。过去几年出不了一个产品，有人说乱，我看这个乱很好，还乱得不够，这才是正常秩序。
另一方面，对确实需要的进口项目他们却大肆批判为崇洋媚外。某科研单位需要从苏联进口一种设备，报到外贸部，被主管军代表批上打倒苏修褪回。
（四）军费开支大大增加，成为国民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出现三个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
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1972年财政部王丙乾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发言指出，现在军费和军事工业建设费用花钱多浪费大。林彪说：打仗就是比例，必须把现有的财政力量，从各方面节约，以便集中到这方面来。近几年来，军费和军工建设费直线上升二五计划期间支出375亿，占国家预算支出l6。5％三五计划期间支出707亿，占国家预算支出28。1％，其中1969年一年就支出158亿，占预算支出30，2％：
1970年继续膨胀，当年计划支出198亿，占预算支出30。6％：1971年计划支出237亿，占预算支出33。6％。此外民用工业部门的基建投资和事业费中，还有一部分是用在军工方面的，未计算在内？三五计划期间支出的300亿基建投资中，为军工服务的就占四分之一左右。如果把直接和间接的国防、军工费用开支加在一起，军费则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40％左右。与同时期的苏联、美国相比也过高。苏联公布的军费占国家预算支出的12％左右，实际是30％。美国也大约是25％到26％。他建议会议有关部门力争把军费和军工建设开支，减少一些下来。
三、周恩来主持经济调整工作与降低四五计划高指标
1971年9月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针对前一个时期因文化大革命动乱和过分强调战争威胁造成的问题，以批判林彪极左思潮的形式，进行了经济调整，主要是加强统一领导，健全规章制度。与此同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提出了改变原来以战备为中心战略的要求。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开始了对国民经济的两年调整。
（一）从批判极左思潮入手，恢复制定计划管理规章制度，加强国家的宏观控制
1971年12月5日，周恩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批判林彪必须联系经济战线的实际，清除林彪一伙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
在其后召开的一系列全国性专业经济会议上，他多次强调，要批判受林彪鼓吹突出政治影响而造成的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倾向，要求业务干部大胆蛄出来。1972年月，周恩来听到葛洲坝工程中出现严重问题的汇报，痛心疾首地予以严厉批评，当即要求停工整顿，指定有经验的业务干部出任负责人。1973年2月，他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计划工作时作了总结性的重要谈话，严厉批判极左思潮造成的瞎指挥。三个突破等现象说：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渐暴露出来了。应该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历数了两年来经济领域的种种混乱现象：国民经济发展不讲比例，各地自行其是、各自为政等等，感慨地说，去年我讲了（三个突破）这个问题，但没有抓。确实没有王法了。1972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在周恩来指示下提出了会议纪要，制定出一系列重要措施。包括：加强国家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各项政策，反对无政府主义等。还具体规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经济核算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安全生产等7项重要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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