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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家动手办机械工业，提高技术装备水平。狠抓国防军工和三线建设所需设备的生产，狠抓配套产品和零件、配件的生产，力争1972年基本上建成战略基地的机械工业体系。民用机械厂要迅速做好转产军用产品的准备工作。
（4）交通运输必须先行。1970年到1972年计划建成纵贯南北、横越东西的13条重要铁路线，要求1970年上半年通车的有成昆线、焦柳线的到枝城段、阳安线的到城固段三条干线和盘西支线。加速国防公路建设，1972年以前，要集中力量建设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国防公路，在第四个五年期间逐步形成一个适应战争和经济发展需要酌公路交通网。要加速长江干线的建设，抓好川江重庆至五通桥段、湖南沅江、湖北汉江的整治和建设。
（5）发展电子工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当前主要是抓以电子为中心的新技术，大搞单晶硅。要大力发展电子器件，特别是要发展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激光器件、微型器件和大功率超高频电真空器件等。
（6）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打破行业界线，专门生产为军工配套产品的民用工厂，可以考虑划归有关军工部门领导。为了加强战备，建议按6个大区建立经济协作区。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召开，开幕式上周恩来宣布议程之一，是讨论批准这个四五纲要（草案）。但是，林彪在开幕式上突然作了关于天才的讲话，引发了设国家主席之争的轩然大波，会议不得不用大部分时间来批判陈伯达。根据毛泽东关于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不要花多少时间讨论了的意见，会议结束前，中共中央批准了1970年计划，同时将部分修改的四五纲要（草案）作为参考文件印发，在以后的一年中，仍然维持草案状态。
1970年12月16日，全国计划会议召开，拟定了1971年国民经济计划。指出，年中心工作是要抓好农业和钢铁工业，具体要求有：（1）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要注意多种经营。坚决制止随意抽调农村劳动力、随意摊派资金的现象。（2）基建重点在大三线地区，投资额为150亿，占总投资的55％。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3）各条战线都要把加强国防、准备打仗放在重要地位。l4）坚决把工业建设的重点转穆到矿山原材料上去。（5）加强企业管理，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6）下放的企业不能撒手不管，原有的协作关系不能中断。
会议规定的1971年主要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3350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12％：
农业总产值750亿元，工业总产值2600亿元，分别增长7％和13％。主要产品中：粮食4900－5100亿斤，棉花4800－5000万担，分别比上年预计增长2％－6％和钢2000－2100万吨，原煤36－37亿吨，铁路货运量73－75亿吨。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270亿元，计划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168个，其中：新开工项目112个，计划建成投产的356个1971年4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余秋里起草、周恩来批准的《1971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和作为附件白勺四五计划指标，指出：1971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和主要指标是：要狠抓大三线和国防工业的建设；大办农业，加快农业机械化的进程；狠抓原材料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大打矿山之仗。这两个狠抓，一个大办的提法，微妙地反映出当时经济结构的矛盾和症结。第一个狠抓是三线建设和国防工业，在全国浓厚的要准备打仗空气中，自煞是丝毫不能放松。第二个狠抓是原材料工业，大打矿山之仗。三五计划的大规模三线建设投资，主要是流向制造业，原材料工业相对不足，当时采取了全国集中供应三线地区的计划指令调拨手段，只能暂时缓解问题。
随着三线制造工业的陆续建成，无米之炊的现象更加严重。本来，1966年国家计委在设想提前完成三五计划之后，就应该腾出手来建设矿山、解决原材料问题。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打乱了这一安排，问题便在四五计划时凸显出来。至于一个大办农业，本来是三五计划的解决吃穿用问题的重点，因为三线建设而推迟到四五计划考虑。这时候虽然提出，但位置放到狠抓之后，实际上在投资方面仍然没有作为重点考虑，仍然强调依靠学大寨的精神动力。
从四五纲要（草案）执行的第一年－1971年看，主要经济指标都得到完成。
工农业总产值3520亿元（均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为计划的10。5％，比上年增长12％。其中，农业增长3％、工业增长14。9％。粮食产量5003亿斤；棉花4210万担，只完成计划的86。7％－84。2％。钢2132万吨，原煤39亿吨，原油3941万吨，发电量1384亿度，均超额完成计划。铁路货运量比上年增加但是，这一隼盲目追求高指标使国民经济结构比例失调的问题，不仅暴露出来，而且进一步恶化，导致了全国性的严重后果。表现在数量上，是国民经济出现了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
1970年和1971年，原计划增加职工306万人，实际增加了983万人，超出计划两倍以上。1971年全国工资总额按计划应控制在296亿元内，实际达到了302亿元。1971年粮食销售量计划为794亿斤，实际达到855亿斤。1972年底，职工人数又超计划招收183万人；职工工资总额比上年又增加38亿元；粮食销售量达到9272亿斤。
三个突破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承受限度，造成了多方面不良影响。多招收的983万人中，约有600万人是直接从农村招进城市的，过多过快地减少了农业劳动力，不利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短时间内大量增加吃商品粮人口，也加剧了粮食供应的紧张。1972年全国粮食统购量只有7927亿斤，出现了1345亿斤的缺口，不得不动用库存和进口。随着工资总额的增长，货币发行量必然要增加，19711972两年共增发货币276亿元，超计划126亿元，到了最大警戒绒，出现了第四个突破，给市场带来很大压力。1971年社会商品购买力比上年增加12。2％，而零售商品货源只增加5％。市场商品供不应求的矛盾更加突出。
过热的后果，表现在国民经济比例上，是出现了严重的失调。主要是积累率过高，农轻重比例进一步不合理。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逐年上升，1969年为1970年为32。9％。1971年为34。1％。而农业投资越来越少，1971年只占总投资额的10％，还有一部分被地方基建挪用，工业投资却达65。2％，相差悬殊超过了1958年大跃进时期。在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仅占58％，是建国以来除1963年外最低的。
基本建设规模急剧扩大，一些重点基建项目纷纷盲目上马。1969年，包括工业在内的基建投资额为186亿元，1970年猛增到295亿元，增长幅度高达58。6％。1971年又增加26亿元。这种依靠高投资，实现高积累，以保证工业增长高速度的做法，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提高，导致职工生活出现下降趋势，给以后的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的欠账。
过热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各种经济效益的降低。基建规模过大，降低了投资效果。1971年计划建成投产的356个项目，实际只建成115个；39种主要产品新增生产能力，有36种没有完成计划。1972年计划投产的大中型项目260个，实际上完成个。计划投产的单项工程700多个，实际上只完成370多个。41种产品的新增生产能力，完成计划的只有2种。忽视科研和技术培训，排斥科学管理，从农村招收的大批新工人素质较差，都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1971年比1970年降低0。8％。1972年又比1971年降低54％。由于一味求快，生产中浪费现象严重。冶金部重点企业年的每一单位焦比、机车煤耗、发电煤耗。都比1966年有大幅度增高。由于盲目求多，产品质量日趋下降。以国防工业为例，为援外装配的一批40架歼6歼击机，经检查就有7架不合格，无法交付，占全数的17。5％。
二、极左思潮和林彪集团对四五计划的干扰破坏
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正式写进新党章。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总参谋长黄永胜，副总参谋长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林彪妻子叶群，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全国成立的29个省市区革命委员会，有个以上的主任都是现职军人，国务院各部委的主要负责人也都是军队将领出任的军代表。
1969年12月，林彪在他控制的中央军委办事组之下，设置了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下设航空、电子、兵器、造船四个小组，组长分别由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兼任。
这样一来，林彪集团实际上将原来由国务院领导的国防科技工业领导权掌握到他们手中，也相应分割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业务组对其他部门的经济建设领导权。
另一方面，当时对国际形势估计过于严重，以为世界大战、核战争一触即发，这种左倾思想促使战备工作压倒一切，由军人组成的林彪集团也借此控制了更多的权力。
1969年9月27日，全军战备会议结束，毛泽东、林彪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林彪在接见中讲了那句后来冲击全局的话：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过度紧张的战备使林彪集团的权力急剧膨胀起来。他们直接插手国务院部委工作，大肆发布战争迫在眉睫的指示，对这一时期的经济计划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此外，由于原有的基层经济管理干部大多被打倒和排斥，大批军队干部被推到各个经济部门主管地位，虽然与林彪集团没有联系，但也惯于服从来自军队系统的命令，客观上造成了林彪集团的权力影响扩大。他们中大多数人缺乏经济管理经验，又有很高的政治热情，正如陈云所说：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时期，将军们管经济，有些人经验少，胆子大……说搞什么就搞什么。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四五计划初期的编制和执行工作受到严重冲击和干扰。一方面军事工业作为压倒一切的主要任务冲击了其他经济领域，一方面军事工业自身也因为打乱原有计划、盲目上马而成为被冲击的主要对象，造成了恶劣的后果。
（一）打乱原有计划平衡，盲目扩大军事
工业生产，乱上重点项目，使得因文化大革命本已不正常的国民经济体系雪上加霜，更加混乱1969年6月，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主持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提出了一个庞大的国防计划，接着在三线地区安排了一大批军工建设项目。
邱会作等人先后提出，要搞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要比洋人还要洋，声称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10月17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在苏州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18日时30分，总参谋长黄永胜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正式下达，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其中第四项是迅速抓紧部署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坐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同日还下达了给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工办、国防科委的指示（第四号令），要求抓紧军工生产。第一号令成为军事工业更加盲目扩大的直接动力。
在航空工业领导小组组长吴法宪的控制下，1969年到1971年时期，航空工业新开工的46个项目中，没有资料和设计的就多达36个，三五计划时期，航空工业在三线地区投资占总投资的93。4％四五计划时期经过调整仍然占83。2％。许多企业选址不当，缺乏科学论证，盲目开工建设，长期不能投产，生产出的产品长期不能定型，造成了严重浪费。
1969年11月，任常规兵器领导小组组长的邱会作召开兵器工业规划会议，主持制定了一个新的三线和地方军工建设补充规划，要求兵器工业具备每年装备500个师的生产能力；除原有的工程建设项目要完成外，还要新增95个项目，改扩建93个项目，新建面积1300万平方米，新增金属切削设备9万台，新增职工90万人。这个需要总投资120亿元，相当于兵器工业建国20年来累计完成投资两倍的大规划，竟然规定必须三年完成，显然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空想。当时五机部副部长张连奎等一批干部、专家就提出了异议，邱会作便以战备和反右倾为名，组织人对这些干部、专家进行批判。
11月8日，周恩来听取汇报后指出：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不能把项目安排得太多、太挤；建厂的原则应是把大改成小，把多改成精；搞生产建设不能人海战术，要短小精干。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