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把西北地区同华北和沿海地区联结起来。川黔（四川至贵州）、桂黔（广西至贵州）线也建成通车，将广西、四川、贵州三省区联结起来。
成昆（成都至昆明）、贵昆（贵阳至昆明）、湘黔（湖南至贵州）、湘桂（湖南至广西）等线先后开工，并部分通车。全国除西藏以外，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了铁路，福建、宁夏、青海、新疆第一次通了火车。全国铁路货运量1965年比1957年增加客运量增加了50。94％。公路、水运、航空等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全国大部分县、镇通了汽车，沿海港口新增十几个万吨深水泊位，远洋方面开辟了通往东南亚、欧洲和非洲的三条航线。总的来看，至1965年底，我国初步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
这一时期还培养了大量经济文化建设人才，取得了一批科学技术成果。高等学校毕业生、中专毕业生大量增加；科技工作人员由120多万人培加到230多万人。科学技术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无论在资源勘探、矿山开采、工农业生产、医疗技术以及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有的研究项目，如我国第一个获得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等，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着名科学家钱三强在1982年10月颁发科学奖的大会上指出：1956年第一次颁发的科学奖有两个特点，一是相当一批得奖项目是归国的科学家在国外时完成的，二是33个得奖项目中，约有一半是新中国成立后为满足经济建设的急需而完成的应用性成果。而1982年第二次颁发的科学奖也有两个特点，一是获奖的项目，基本上是我国科学家利用国内条件，自力更生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完成的。其中既有基础科学方面的重大贡献，也有对国民经济起重要作用的学术水平又很高的成果。二是得奖的124个项目，多半是在1956年至1966年的10年中进行的，有的达到了当时国际上的发展水平。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在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方面作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
四、关于二五计划制定与实施的经验教训
1958至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我国经济波动幅度最大的时期。工业产值增长速度高时达54。8％，低时至38。2％；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速度由1958年的24％猛跌至1961年的30。9％。国民经济元气大伤，人民生活困难重重。此后用了五年时间调整，之后工业勉强实现了八大建议中提出的二五计划指标，而农业主要指标尚未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其中的经验教训是惨痛而深刻的。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鉴于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和人们的认识水平，对于有关二五计划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这些见解本身也形成了历史。
1962年11月27日，国家计委长期局写出《十年计划工作经验总结》讨论稿。其中指出？二五时期的前三年，对形势估计错误，生产指标过高，基建战线过长，职工和城镇人口增加过多，欲速不达。而且没有做好综合平衡，错误地认为留有缺口才是积极平衡，以重工业特别是以钢铁为中心安排计划，从而导致了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反映在生产方面，就是重工业挤了农业和轻工业；反映在国民收入分配上，就是积累挤了消费。
计划体制下放过头，一些不该破的计划制度和方法给破了；计划要得急、下得迟、变得多；许多地方和部门各有一本账，层层加码，没有明确的责任制度。结果削弱了计划的指导作用。
刍时国家计委长期局提出加强和改进计划工作的意见主要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与经济管理的集中程度出发。
具体包含：
1。安排积累与消费比例时，首先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有所提高；在安排了消费以后，再来扩大积累，而且积累的分配和使用，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提高直接、间接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
2。安排计划必须把多快好省全面结合起来。在提高质量、扩大品种的基础上增加数量，加强经济效果指标的管理，在分配生产任务、确定建设方案时必须进行经济分析比较。
3。应当明确计划工作的重要任务是组织平衡，特别要加强国民经济的全面综合平衡。部门的、地方的、企业的平衡，应当服从全国的平衡。重要的计划指标，如果没有经过全面综合平衡，不应当单独地确定下来。
4。应当从农业着手，首先弄清农业生产条件和需要，然后正确安排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安排比例要有重点，但重点不能过分突出，必须兼顾一般。
5。搞好人力、物力、财力三大平衡，并注意相互衔接。把年度计划同长期计划结合起来，瞻前顾后，多看几年。生产指标要有确实的根据，不要打得太紧，分配指标要留出必要的储备，农产品的分配使用要注意以丰补歉。
6。每年要研究相核定一次计划定额，采取平均先进定额。【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7。国家计划必须集中统一，对国民经济具有关键性的指标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全国性的重大企业不能下放，中央管理的各项指标充当占各项经济活动总额的大部分。
8。计划体制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并建立起明确的计划责任制度。各部门管全行业的规划工作，各地区管全地区的规划工作，每个企业按隶属关系，只能由一个头领导，不许多头下达计划。国家对各类全民企业考核六项指标是：主要产品产量和质量、商品产值、职工人数、工资总额、成本降低率及降低额和上缴利润。
9。在计划程序上要加强组织工作，每年要有工作计划和工作进度，计划必须在计划期前下达到基层计划单位，如做不到时，国家计委应当提出安排意见，并且预拨部分物资，以使各项经济活动不致中断。国民经济的发展应当有长期计划作指导。加强计划严肃性，首先是计划要慎重决定，计划确定后，除非有重大的意外，一般不作修改。
这些见解对于调整时期计划工作的改进，对于调整时期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是就事论事，从具体做法与现象谈得多，回避了深层次的本质问题。那就是没有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放弃了八大路线和八大关于二五计划提出的比较客观的经济指标？
20年后，我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20世纪80年代初期，作为二五时期计划工作的亲历者和改革开放初期计划工作的时任领导者，对于二五计划和调整时期的计划工作，进一步总结出对经验教训的新认识：
第一，党和国家的工作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计划工作必须服务于这一中心。
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强调经济建设在各项工作中的中心地位。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贫困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也指出：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在中国做到以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速度发展生产力，改变中国的面貌、消灭贫困。我们现在每天都在想这个问题。这是对历史经验所作的高度概括，是多年来付出了巨大代价才领悟到的一条最基本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当时认为，八大是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并且为此制定了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纲领与方针政策。这个大的战略转移，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庄严通过，并由党的领导人反复郑重申明过的。但木久，由于种种复杂因素，我们对政治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很快就在这个问题上离开了八大的正确路线。反右派斗争后，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以后的十年中间，我们的实际工作长期处于一种很不协调的状态：虽然并未丢掉经济建设，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突出地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使经济建设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越来越大。后来搞文化大革命就不仅偏离了中心，而且是完全转向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才从二十多年的历史曲折中获得了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再认识。党坚定不移地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并下定决心：今后，除了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绝不再离开这个重点。
第二，制定与实施五年计划一定要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大跃进造成的比例失调和严重的混乱形势，使人们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和威力。毛泽东在1961年也讲过，最近三年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惩罚。看来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能急。行不通的硬要去行，违背客观规律都要受惩罚。1961年以后，坚决实行调整方针，放弃大跃进方针，就是把主要的经济比例关系、把建设的舰模调整到和我们国力相适应的程度。由于比较注意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终于战胜了困难，恢复并发展了生产。1957年，我国贯彻中共八大确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纠正了1956年的急躁冒进，使1957年的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做到各经济部门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但是，好景不长。接着就批反冒进，批马鞍形，很快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单凭主观愿望，盲目追求高指标、高积累，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以钢为纲，挤了农业，挤了轻工业，挤了人民生活。经济建设超过了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这就导致了三年严重困难。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时刻注意保持头脑清醒，严防头脑发热。1945－1956年的工作成就，使毛泽东把在一个六亿农民、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搞社会主义建设看得容易了。头脑不清醒，来了个大跃进，造成三年困难。大跃进在这方面提供的教训值得永远汲取。增长速度的教训是花了那么大的代价才得出的经验。但是二五计划后的很长时间并没有被真正认识。
第三，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即陈云所说的，先生活后基建，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按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计划。这样做衷现上看起来慢一点，实际上更快。离开消费的积累只会造成积压和浪费。把以钢为纲作为指导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方针，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还有争论，说明重积累、轻消费的观念20年时间尚未扭转。积累必须以消费为基础，安排计划必须从消费出发，结合总的可能，并考虑长远的需要来安排计划，这样就能避免比例失调。
在21世纪之初，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对第二个五年计划及其后调整方针的制定与实施的经验教训，又有哪些新的认识呢？
首先，正视了经济体制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的问题与当时的经济管理体制有密切联系。1958年以后，经济成分的单一性比1957年明显地突出了。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盲目提高农村公有制水平，破坏了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取消了农民在经济上的自主权；在城市，对国有企业缺乏理性的大规模整体下放到地方，破坏了现代工业经济的运行链条；这种体制上的双向逆行，加之不容辩解地批判反冒进，严重影响了计划的科学决策。调整时期我国经济恢复的成就也离不开体制上的因素：在农村，狠煞共产风，下放管理权限，部分恢复农民生产与经营的自主权；在城市，恢复了大型工业企业的运行秩序，试行托拉斯等现代企业管理方式；在经济运行中，试行采用市场价格机制恢复经济活力。
其次，计划泱策要以发展生产力为目标，尊重科学决策的运行规律。包括充分的调查研究，广泛的民主参与，理性的数据分析等等，对经济增长指标逐渐有了一个比较科学的认识：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GDP等指标在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时，存在着局限性，首先，它们不能反映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其次，它们不能准确反映一个国家财富的变化。一个国家财富能否有效地增长，不仅取决于增长指标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大小，还取决于其质量。如果固定资本没有到使用期限就不得不报废，那么它们再多也许都不能有效地提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