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实事求是。5月11日，周恩来在第28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再次指出i反保守、右倾，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
1956年5月，在中共中央开会讨论一届人大三次会议（6月召开）文件起草问题，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未参加。会上各地反映基本建设太快，财政增加、人力增加，上得太快了，与会同志认为对此应该控制、压缩，1957年的计划也应该压下来。会议最后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反保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另外，与会同志还一致主张写篇社论，反一下急躁冒进，于是刘少奇要求中宣部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6月1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部分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讲话时传达了这个精神：反对右倾保守，现在已高唱入云，有必要再提一个反急躁冒进。中央要我们写篇社论，把两个主义反一反。
中宣部起草的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经过陆定一、刘少奇、胡乔木三人先后修改，加重了反急躁冒进的分量。尤其是陆定一修改时加以突出的扫盲例子和胡乔木修改时加写的双轮双铧犁例子，都直接涉及到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由于1956年做的上述这两件事不符合实际，特别是推个双轮双铧犁是个明显的失误，因此在当时是比较敏感的两件事。该社论稿子经过刘少奇修改后，刘少奇曾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而毛泽东接到稿子后却批了不看了三个字。社论于6月20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地位刊出。社论虽然题为反对两种倾向，但主要的篇幅和重点是反对急躁冒进。社论还指出，急躁冒进之所以成为严重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是存在于上面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这篇社论的发表，标志着反冒进由具体经济工作扩犬到舆论宣传方面。事后证明，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是很不满意的。
在实际工作中，反冒进也取得初步成效。6月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再次压缩1956年计划指标和编制1957年计划问题，周恩来提出：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尽管经过二月会议由170亿元压缩到147亿元（仍比1955年增长近68％），但是这么大的数字还是不可能完成，要好好计算一下。经过研究，6月5日会议决定将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再由147亿元压缩到140亿元。6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基本通过国务院的上述意见，并在预算报告的草案中明显增加了反对冒进的分量。6月12日，周恩来和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第30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11955年国家决算草案和1956年国家预算草案》，其中1956年预算部分，基本上是按照削减以后的数字计算的。
由于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的努力和毛泽东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到1956年年中，经济建设中来势较猛的急躁冒进势头基本上被遏制住了。但就全年来看，1956年的经济建设还是表现出前面所述的冒进和过热。1956年11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说，一九五六年度各神计划指标到底怎样，我们觉得应该说冒了。虽然后来控制了一下，纠正了几项，但上马就跑，而且是千军万马，齐头并进，下马不那么容易。在三大改造高潮之下，各部门提出的计划都是大的，从乡政府到各部门的司、局都想多和快。二月的财政、计划会议是促退会议，但已不能挽回。
从二月的促退会议以后到现在，国务院会议每次都在下马，总是下不好，速度、质量都受了影响。五、八大前后的继续反冒进
6月份全国人大会议通过1956年国家预算之后，周恩来立即把主要精力转入二五计划建议的编制工作中，这是为中共八大准备的一个重要文件，也成为1956年反冒进的第二个回合。
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召开重要会议，各部委曾在会上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国家计委加以汇总后，于10月份报送党中央和国务院。同年11月毛泽东提出农业十七条和部署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以后，各部委不约而同地把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二五计划方案否定了，有的重新提出二五方案，有的索性把三五
计划方案改为二五计划。例如粮、棉、钢的产量指标，有关部门在北戴河汇报时年将分别达到4600亿斤、4300万担、1100万吨；而1956年1月计委汇总的各部重新拟定的指标则为：粮6400亿斤、棉7000万担、钢1200万吨。毛洚东对各部重拟的方案是比较满意的，但仍认为钢产量指标还低，主张1962年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因此国家计委又将1500万吨钢列入二五计划。中央粮、棉、钢指标定得过高，不仅地方要跟上来，而且其他部门和行业也都要跟上来。到1956年6月，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发展方针，但是有关部门却迟迟拿不出一个符合这个方针的二五计划草案。
7月3日至5日，周恩来连续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计委先后报送的两个二五计划方案。周恩来指出：第一方案冒进了，第二方案也是不可靠的、危险的。周恩来、陈云、薄一波都主张将粮、棉、钢的指标降下来。周恩来强调：现在要精打细算，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会后，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计委于7月下旬又编出一个新方案。
8月3日到16日，周恩来、陈云在北戴河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查计委新编的二五计划方案。会议对部分指标又作了调整。回京后，周恩来又邀集计委有关同志将方案推敲了一遍，才提交给中共中央。
国务院最后确定提交给中央的二五计划方案，将1962年的粮食产量指标定为5000亿斤，棉花产量定为4800万担，钢产量定为1050万吨至1200万吨，比1956年月计委汇总的指标下降了很多，从而使二五计划指标较为可行，即既可能达到，但也非轻易能达到。国务院最后确定的这个方案为中央和毛泽东所采纳。这个降低指标的方案之所以被中央和毛泽东采纳，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此期间，苏共中央曾于9月1日复信中共中央，认为我党原拟二五计划指标过高，希望考虑实现的可能性，同时表示苏联没有力量按原定二五计划方案的要求提前提供有关设备。
1956年9月，上述二五计划方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以通过，同时大会还肯定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八大以后，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影响还很大，在制定年年度经济计划时，冒进和反冒进又进行了第三个回合的交锋。
1956年10月20日至11月9日（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前夕），周恩来连续召开了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1956年计划执行情况，研究1957年的主要经济控制指标。在10月24日的会议上，周恩来提出：现在主要应该批左。在11周9日的会议上，周恩来又明确提出必须采取退的方针。陈云也提出：宁愿慢一点，慢个一年两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比左倾好一点。1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是讨论年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控制数字，因此为争取1957年度经济稳定发展而进行的反冒进就集中在这次会议上。于是后来也把这次会议看作反冒进的集中表现。
八届二中全会议程有三项：时局问题；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控制数字问题；粮食和主要副食品问题。刘少奇在作时局问题报告时，结合波、匈事件教训，提出，我们应遵照毛主席关于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指示，不能把同人民的关系搞得太紧张。我们应该注意把工业建设速度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他赞同一位同志讲的慢一点，右一点，还有回旋余地；过了一点，左了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
周恩来就第二项议程作报告，他也联系波、匈事件的教训，并根据一五计划和1956年度计划执行情况，提出1957年应实行重点发展，适当收缩的方针。他说：八大的建议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的有些指标，都是建议性质，在执行中如果跟不上去，不要魁强，可以修改。1956年的生产指标多数已接近一五计划所规定的1957年应达到的水平，到1957年。46种工业生产指标，估计有39种一定超过。一五计划规定基本建设投资为427亿元，现在提出明年投资131亿元，同前4年的投资加在一起，将达到480亿元，超过计划50亿元。在预算收支、人才培训、劳动工资等方面，都将超过或4年就已经超过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1956年生产建设成绩很大，但有些方面冒了，因为今年冒了，明年的计划安排就非常困难。冒了的就要收缩一下，使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不然站不稳。
会议在分组讨论中，除一些同志担心适当收缩的提法会引起冒退和对某些具体指标安排有意见外，一般都同意1957年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经济建设方针。华北组认为：1956年各方面都冒了，1957年应该收缩。董必武在中南组上说：批评冒进从6月就开始了，但冒进的思想并未得到清除。经济建设是长期的，偶然突击一下可以，但不能经常采取突击的方法。冒进不清除，第二个五年计划还会发生问题。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则反映出他对这次会议的反冒进是有不同看法的，但当时他并没有提出批评和反驳，而且同意1957年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12月4日，陈云主特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1957年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陈云在会上说：二中全会决定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为126亿元，关键是看材料，材料够就搞126亿元，如果材料不够就砍下来。12月27日，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减少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问题时，陈云又说，明年要削减投资，必须搞些死办法，灵活了不行，哪些东西不搞就是不搞，人不准增加就是不能增加，要砍就砍下来。当然，我们共产党人最好是按辩证法办事，但这样不行，不来个绝对主义办不了事1957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五七年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该指示在肯定了1956年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还承认1956年的年度计划有进展过快的缺点，并解释了1957年对经济建设规模和速度作适当调整的必要性。2月22日至3月1日第四次全国计划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根据上述方针调整了1957年的计划草案。同年6月，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薄一波代表国务院作《关于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和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提出1957年工业总产值比1956年增长45％；基本建设投资111亿元，比上年实际完成数减少20。6％该革案得到这次会议的批准。这样，1957年的经济建设终于抑制住冒进的干扰，缓解了1956年因经济增长过快造成的全面紧张局面，为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创造了条件。
·8。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
从1953年到1957年，经过全国人民的5年努力奋斗，尽管其间经历了经济体制的剧烈变动和经济增长的两次波动，但是到1957年年底，我国终于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一、一五计划的实施情况
建国以后至1957年一五7年里，我国的计划管理从范围来看，是由局部到全体，即由个别地区推广到全国，由少数产业推广到绝大多数产业；从计划内容来说，则是以指导性为主逐渐扩大指令性计划；从编制计划的水平来说，也提高较快，由试编指导性的估算性的计划，进展到详细具体的综合计划、部门计划、地区计划、专业计划以及企业和农业合作社的计划。由于计划经济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社会主义改造直至1956年底才基本完成，到1957年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又有所调整，特别是广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虽然是公有制经济，但是并不是像后来人民公社那样政社合一，在经济上还是相对独直的，国家只能对其实施指导性计划。因此，就计划的实施来看，无论是五年计划还是年度计划，更多的是发挥了指导作用，即使是针对国营经济部分的指令性计划，也由于下达时间晚和变动频繁，各企业实际上是以行政管理的方式运行的，受计划的约束并不大。严格地说，如果以马克思、列宁所设想以及苏联实行的计划经济概念来看这个时期，它只能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