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茂渊还点出了乱世情怀，点出了茫茫人世间枯荣自守的残酷与美丽，张爱玲笔下亦常有这样一种气氛，不可谓没有受她影响。虽然我不喜欢胡兰成文字中的气味，但他写张爱玲的那篇《民国女子》可谓解人，张爱玲在致友人的信里说：“不知从哪里来的quote（引用）我姑姑的话，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后来来过许多信，我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胡兰成的“quote”并没有注明，不知道哪些话是张茂渊说的，但漂亮句子多多，张茂渊的机智风雅也就此可见一斑。
1938年张爱玲从父亲那里逃出来，1952年离开上海去了香港，这期间都是和姑姑生活在一起。离开上海的时候，她们就约定，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从此不通音信。
二十多年后，她们才开始恢复联系。1985年，张爱玲屡屡搬家，和姑姑再次失去联系，1987年1月，张茂渊从柯灵那里得到宋淇的地址，给他写了一封信。里面有这样的字句：可否请先生把爱玲最近的通信址见示？并转告她急速来函，以慰老怀，我已经85岁，张姓方面的亲人唯爱玲一人而已。
看到过这封手书的信，正如张爱玲所言，是淑女化的字体，却不再是那种平淡的语气，“无聊的情趣，总像是春夏的晴天”。也许，衰老会让人变得柔软一点儿，透过这封信看到的张茂渊，终于让我们熟悉一点儿了。。电子书下载
张茂渊的一生，有如一杯清咖啡，黑得纯粹，苦得彻底，永远永远，不在里面勾兑进去哪怕一丁点儿庸俗妥协的牛奶和糖。虽然许多人标榜自己偏爱这独特的口味—就像朋友是用来出卖的一样，口味是用来标榜的—但我无法不怀疑这写进字里行间的爱好，不过是模仿来的一种范儿。而且喝一次清咖啡不难，难的是喝一辈子清咖啡，喝一辈子清咖啡也不难，难的是将清咖人生进行到底。
张茂渊是做到了，她的亲情可能不那么温暖，她的爱情可能不那么浪漫，但我是如此喜欢她的俯首扬眉之间的那种彪悍，“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这句经常被人挂在嘴上的口头禅，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放在米兰·昆德拉的辞典里，她的这种风范叫作“不媚俗”，萨宾娜对托马斯说：“我很喜欢你，因为你是媚俗的对立面。在媚俗之王国，你会是个恶魔。”张茂渊和这两位同调，但是她未尝刻意，她随心所欲，自管前行，总结的事，交给后人。
吊诡的是，偏偏是这样不俗的人生，可以做最为通俗的解释。假如张茂渊九泉有知，她竟被人用那样一种哼哼唧唧的语言，刻画成了一个死去活来的琼瑶女主角，不知道是何感觉，真得借用张爱玲那句话：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
12 张爱玲的弟弟：他只是想有人注意他
张爱玲对于弟弟，是有感情的，黄素琼对这个儿子，也不能说没有爱，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爱又如何？她们把自身的清洁，看得比感情更重，因为感情里会有他人的气味，有一点点的污秽感，当她们发现那黏叽叽湿乎乎的“雾数”可能打这里上身，马上就换上凛然的表情，步步为营地，避开了。
那次我去香港，见到宋以朗先生，去之前我有一百个问题想问他，因为他是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没有人比他掌握有更多的关于张爱玲的资料。然而他是一个很典型的理科生，不喜欢演绎发挥，每当我问他“为什么会是这样……您怎么看呢……”时，他总是温和地微微一笑，做个很西化的耸肩摊手的动作。
有点儿失望，却也觉得这于“张学”亦是幸事，若宋以朗先生是个爱说话的文科生，又掌握那么多独家资料，别人还有什么置喙的余地？
唯有问到张爱玲的弟弟时，他很罕见地表了一下态，觉得张爱玲对弟弟很凉薄。他举例说，有一次，张爱玲带着弟弟的信出门，准备等公交车时看，公交车来了，她还没看，而那封信被遗忘在等车时坐过的椅子上了，张爱玲片刻不安后，想，也好，这样就省得看了。
她并不想看那封信，只是不能完全决绝，现在老天帮她把那封信推开了，更好。她并不愿意让弟弟的只言片语进入自己的生活里来，这个弟弟在她的生活中存在感如此之弱—倒也是历来如此。
张爱玲小时候，家里使的女仆，有很多是安徽人，唤作“张干”“何干”等，《合肥四姐妹》里关于女仆也是这样称呼，看来是俺们家乡当时对于女仆人的流行叫法。
带张爱玲弟弟张子静的，叫作张干，是一个刻薄厉害人，觉得自己带的是个男孩，处处要抓尖占巧，带张爱玲的何干亦因自己带的是女孩而心虚，总是让着她。张爱玲受不了张干重男轻女的论调，与她争执起来，张干便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在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
“独”这个词，也是俺们家乡方言，小时候家里常有亲戚走动，有的还要小住几日，挤到我的小床上来，我辄有烦言，老妈就骂我“独”。我的理解，“独”的意思就是孤僻、个性强，对自我与他人的领地界限分明。
所谓三岁看到老，张干的眼光也算毒辣了，不过她那句“弟弟也不要你回来”，俨然将弟弟当成未来的户主，她作为资深保姆也能当得了半个家，张爱玲则不过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户主尚未得道，鸡犬已经升天，这是张干强悍的基础。
但是，具体到张爱玲家中，张干还是看错了风向，这个家庭许多方面延续旧有的风气，但在男女问题上，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
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因嫡母重男轻女，受了不少委屈，等到她成为一个家庭的女主人，下定决心要改变这一状况。她坚持把张爱玲送进学校，张志沂不同意，她就像拐卖人口一样，推推拉拉地愣是把张爱玲送去了。对于张子静，她想着反正有他父亲管他，一个独子，总不会不让他受教育，不承想，张志沂非但没有她以为的重男轻女之思想，他连起码的为儿女前途着想的心都没有，嫌学校里“苛捐杂税”太多，“买手工纸都那么贵”，只在家中延师教子。
母亲不管父亲不问，张子静是夹缝中漏下的孩子。虽然他生得秀美可爱，有着女性化的大眼睛、长睫毛和小嘴，但是，一来他自小身体不好，二来他自幼无人问津，所以形成窝囊憋屈的性格，远不像他姐姐健康充沛，在父母亲戚的心中有分量。
“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林徽因的父亲曾感慨做才女的父亲不容易，从张子静的经验看，做才女的弟弟也难，在姐姐的强势存在面前，他唯有做一点儿带有破坏性的事情来表达自我。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经常在一起高高兴兴做游戏，扮演《金家庄》上能征善战的两员骁将，一个叫月红，一个叫杏红，张爱玲使一把宝剑，张子静使两只铜锤，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他们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每次看到这段描写我都能听到那亢奋的稚嫩的呐喊，橙色的夕阳在身后落下，背上有涔涔的汗，这会儿早该凉了吧？那是太久远的童年。
那时，张爱玲是喜欢这个弟弟的，会在他腮上亲一口，把他当成一个小玩意儿。
后来张爱玲的父母离婚，张爱玲上了寄宿中学，放假回来就听众人讲述弟弟的种种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而眼前这个弟弟确实看上去很不成材，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许多不入流的连环画来看，人倒是变得高而瘦，可是因为前面的种种，这“高而瘦”非但不是优点，反而使他更不可原谅了。
张爱玲比谁都气愤，激烈地诋毁他，家里的那些人，又都倒过来劝她了。也许，他们原本不觉得他有多恶劣，他确实不够好，但他们所以要说他，不过是没话找话。张干的错觉早就被打破，张子静在家中的地位江河日下。多少年前，母亲出国留学，姨太太扭扭搭搭地进了门，她看张子静不顺眼，一力抬举张爱玲，固然是因为将张子静视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她一定认为自己将来也会生出儿子来吧—但如果父亲对张子静的态度足够好，这善于看人下菜碟的堂子里出来的女人，起码在一开始，是会假以辞色的。
现在，继母孙用蕃也看出来这一点：张志沂看重张爱玲，张爱玲也像贾探春一般自重，招惹她很可能把自己弄得下不了台，还是施以怀柔之道加以笼络比较好。对于张子静，就不用那么客气了。
张爱玲说孙用蕃折磨他，具体情形不得而知，她说了一个事例：在饭桌上，张志沂为了一点儿小事，打了张子静一个嘴巴，张爱玲大震，眼泪落下，孙用蕃笑了起来，说，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
张爱玲丢下碗冲到浴室里，对着镜子，看自己的眼泪滔滔地流下来，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她自己都觉得像电影里的特写，而我更觉得，这夸张的表情，有一半是因为她还没有跳出那个爱好罗曼蒂克的时期。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皮球从窗外蹦进来，弹到玻璃镜子上，原来是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早就忘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张爱玲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张爱玲到她母亲那里去—黄素琼刚从国外回来，张爱玲发愿，要“拯救”这个弟弟，哭着说要送他去学骑马，也许觉得这样能让弟弟培养一点儿男子气概。她母亲都笑了，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缺乏营养，张子静的牙齿尖而泛绿，黄素琼担心儿子肺部有问题，叫他去医院照X光，他也逃掉。张爱玲和她母亲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算放弃他的，但是她们的计划太高远，他纵然想追，也力不从心。
他只能是讲点儿家族故事给张爱玲听，一惊一乍地，因为姐姐在学校没有听闻，他便有了独家发布的优越感。他装作老辣或者恬淡来塑造形象，羡慕那些升官发财的人，在作废的支票上练习签名。他的内心并不像他外表那样平静，他希望能有一种方式，让人注意到自己。
不久张爱玲和父亲、继母彻底闹翻，起因是她在母亲那里住了一晚而没有告诉继母，继母发飙，父亲将她囚禁于两间相通的空房里。有一天张爱玲到其中一间她不常去的房间里，看见桌上有笔墨纸砚，还有一个纸团，打开来是她弟弟的笔迹，写着：“二哥如晤：日前走访不遇，怅怅。家姊事想有所闻。家门之玷，殊觉痛心。”
张爱玲暗暗吃惊：这是什么话？家门之玷，指的是张爱玲那一夜未归，她继母是以这个名义发作，但也只是恨张爱玲对自己不敬，经她弟弟这么一说，仿佛她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张爱玲气愤到麻木，只能在心里找了别的名目来怪他：“念到《书经》了，念通了没有，措辞这样不知轻重。”她自己也知道这种责怪也是官腔。
张子静难道真的以为她做了什么？怕不见得，他父亲和继母都没有这样想，他一个小孩子家，怎么可能更高瞻远瞩，看透他姐姐的“不轨”？他只是故意要骇人听闻，因为他的存在感太微弱，要是能有点儿惊天动地的事讲给人听，也许人家就能高看他一眼。
张爱玲讲述这段生活的散文《私语》里没提到这个细节，到底是有点儿不忍吧，知道她弟弟看得到。许多年后，她写进了《小团圆》里，不再给自己，以及她的被写体们留余地。
还回到那时节，张爱玲最终找了个空隙逃出来，搬到母亲那里。夏天里张子静也来了，带着一只报纸包的篮球鞋，说他也不回去了，一双大眼睛“吧达吧达”地望着母亲，潮湿地沉重地眨动着，是这样的无助。但他的母亲是一个理性的人，不可能像无数有热情而没有头脑的母亲那样，把儿子搂在怀中—死也死在一起，这是一句多么愚蠢的话。
黄素琼很有耐心地解释给他听，说自己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育费用，这个名额已经被他姐姐占据。张子静哭了，张爱玲也哭了，但我还是怀疑母亲给张爱玲活生生地上了一课，让她学会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保持理性而不是动用激情。
张子静回到了父亲的家，有很多年他一直在父亲家中，张爱玲在小说《茉莉香片》里虚拟过他的生活状态，把他描写成一个阴郁懦弱到有点变态的人，精神上的残废。张子静晚年时将张爱玲小说中人与现实人物一一对号入座，唯独对这篇小说不置一语，他大概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描述。
而我感觉张子静没有这么惨，也没有这么狼狈，“阴郁”“变态”还是一种挣扎，徒劳无益，只会伤到自己。这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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