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有话即说”，亦舒的这篇文章，题目就很泼辣，叫作《胡兰成的下作》，文内更是为张爱玲打不平，说：
“我十分孤陋寡闻，根本没听过胡兰成这名字，香港长大的人哪里知道这许多事，恐怕都觉得陌生，所以看过之后觉得这胡某人不上路，张爱玲出了名，马上就是他的老婆，书中满满的爱玲，肉麻下作不堪，这种感觉是读者的感觉，张爱玲或是潇洒的女性，与众不同，不介意有人拿她当宣传。”
“所谓丈夫，是照顾爱护抚养妻子的人，愿意牺牲为妻子家庭共过一辈子的人，自问做不到这些，最好少自称是人家的丈夫。胡某人与张爱玲在一起的时间前后只两三年，张爱玲今年已经五十六岁，胡某于三十年后心血来潮，忽然出一本这样的书，以张爱玲作标榜，不知道居心何在，读者只觉得上路的男人绝不会自称为‘张爱玲的丈夫’。女人频频说‘我是某某的太太’，已经够烦的，何况是这种男人，既然这门事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的事，埋在心底作个纪念又何不可。”
她的这篇文章，是针对胡兰成的《今生今世》而言。《今生今世》一出，张爱玲不胜困扰，她给夏志清的信里说：“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夹缠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后来来过许多信，我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
她没有回信，因为她不能出恶声，她不能出恶声，因为她不想为胡兰成利用。她给宋淇夫妇的信里便提到过，她不想白白便宜了“无赖人”，骂他也是为他做宣传。而宋淇夫妇也为她担心这一点，1976年，他们看过她的《小团圆》，建议她起码暂时不要出版，说：“‘无赖人’如果已经死了，或在大陆没有出来，这问题就算不了什么，可是他人就在台湾，而且正在等着翻身机会，这下他翻了身，至少可以把你拖垮……”
可见，无论是张爱玲自己，还是为她着想的朋友，都对胡兰成非常警惕，轻易不去惹他。但那口气总咽不下去，现在，冒出一个快言快语的亦舒，那样泼辣地大骂胡兰成，宋淇自然连忙告诉张爱玲，张爱玲看了，别管是否全盘赞成亦舒，先喊了一声“真痛快”！
在这个时候，他们是同一阵营里的，按照常理，一个阵营里的人，应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时刻保持同一口径，可是，这种情形，只是发生在俗人堆里。爱玲不俗，她的粉丝亦舒也不俗，“我爱偶像，我更爱真理”，亦舒没有这样说，却是这样做了。两年后，还是这个亦舒，同样快言快语地大批张爱玲的新作《相见欢》：
“整篇小说约两万许字，都是中年妇女的对白，一点故事性都没有，小说总得有个骨干，不比散文，一开始琐碎到底，很难读完两万字，连我都说读不下去，怕只有宋淇宋老先生还是欣赏的。”
“我本人一向把张著当《圣经》，可是摩西忽然复活显灵，反而吓个半死，我看这些名著，完全是叶公好龙式的，不过是一种怀念的姿势，最好是能够永远怀念到底，只当读小型《红楼梦》。商业社会年轻一代为生活奔波得透不过气来，张爱玲的作品无疑可以点缀生活，如一对罕见的白底蓝花古瓶，可是现在原主人忽然又大量生产起来—该怎么办？如把它当古玩，明明已大大贬了值；当新货，它偏偏又过了时。”
“由此可知，复出是万万不可的，要不写它一辈子，认了命。我始终不明白张爱玲何以会再动笔，心中极不是滋味，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究竟是为什么？我只觉得这么一来，仿佛她以前那些美丽的故事也都给对了白开水，已经失去味道，十分悲怆失措。世界原属于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这是不变的定律。”
不愧是拿张著当《圣经》的人，下笔如张氏一样狠毒，只是首先把宋淇捎带上大可不必，白白多得罪一个人；其次，张爱玲是不是如她所言，不可再复出，倒也未必。尽管，她文中的两个比喻，都是生动别致的。
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这话说得残忍，似乎人家曾经美过，曾经英雄过，就负有维护大众感觉的义务，要么死掉，要么就得将自己囚禁于不得见人的所在。亦舒对一个作家做此要求更属无理，别管张爱玲还是不是她心中的张爱玲，人家自己，总有发声的欲望。毕竟，人都是为自己活着，别人的观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了，亦舒也是为了张爱玲好，她希望张爱玲不要破坏已然在读者心中形成的光辉形象。有这个想法，说明亦舒到底是不能了解张爱玲，形象云云，都是小格局里的事物，是普通言情作家的追求，而大师，不可能把这个太看在眼里。毕加索说，重复自己，比抄袭别人更可耻。张爱玲也说，读者不希望作家改变风格，只想看一向喜欢的，他们以前喜欢的，大都期望可以再次读到，比如某某作家那样，但我学不到。
也许，亦舒和张爱玲的这场争论，体现了她们对于张爱玲不同的定位。亦舒本人，只希望张爱玲将祖师奶奶的形象保持到底—她的“师太”的名头不也是从这里接过来的吗？张爱玲心中却有着更为宏大的写作理想，虽然她在《我看苏青》一文中说，只有把苏青和自己放在一起是不反感的，但客气话之外，更有别的内涵，她耻于和单薄的矫情为伍，而在写实这一点上，她和苏青算得同党。
至于文学成绩，她是不把苏青看在眼中的。她给宋淇的信里说，虽然苏青的书卖得比她好，她却一点儿不忌妒，因为她知道苏青没她写得好。同理，她也不忌妒韩素音＇。 ＇，虽然后者在美国比她红。
即使在最落魄的日子里，张爱玲依然有一种自信，相信自己的文字可以不朽，而不仅仅局限于“最棒的言情作家”之列。所以，在美国那些年，她生活上尽己可能地删繁就简，老觉得时间不够用，拼命地写、写、写，不能说完全是为了生计。另一方面，她也明白，要从言情作家变身为大师，就不能怕得罪读者，有时恰恰要跟他们的阅读期待对着干，几时曾见大师是肯俯就的？
《相见欢》就是一部对着干的作品。正如亦舒所言，通篇对话，几乎没有情节，但情节其实正在对话中展开，在那些破碎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拼凑出两个老女人的前世今生，她们曾经的美与爱。而岁月带给我们的悲伤，并不是目睹沧海瞬间桑田的惊悸，更在于平淡时日里，看真实的美，被日渐消磨。
这或许是张爱玲想传递的，有点儿像实验派的电影，又靠近张爱玲所喜欢的海明威的“冰山写作”理论。即使不算一部成熟、成功的作品，起码是张爱玲的一次试验。但像亦舒这样的读者，是容不得偶像乱试验的。她宁可偶像待在福尔马林中，做一个不老的完美僵尸。
张爱玲对此自然不以为然，她给宋淇的回信里为自己辩护，说，中国人的小说观，我觉得都坏在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太普及，以至于经过五四迄今，中国人最理想的小说是传奇化（续书的）的情节加上有真实感（原著的）的细节，全国一致。
而亦舒本人的作品，正是以传奇化的情节与真实感的细节取胜，在她每一部小说里，都有太多细节，让都市女性感同身受，那些艰辛、挣扎、喟叹，都曾在自己心中辗转过千百遍，但到作品的结尾，总能给女主角安排一个传奇化的结局：或是有钱的爹娘来认亲，或是钓得金龟婿，最起码也像喜宝那样，寂寞优美地坐拥金山—她那长吁短叹的哀伤，已经令无数女屌丝艳羡。
所以，亦舒说：“朋友喜欢《半生缘》而我不，整个故事气氛如此沉郁，到了完场，不幸的女主角始终没机会扬眉吐气，照样得肮脏地生活下去。”
“当然不及《倾城之恋》好看，女主角笑吟吟一句‘你们以为我完了吗，还早看呢’，令读者自心底笑出来，拍手称好，呵她终于修成正果，多么痛快！”
“我希望看到男主角练成神功，升为教生，女主角得偿所愿，傲视同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为什么不呢，在现实不可能，故寄望于小说。”
“真实生活苦难重重，荆棘遍地，苦闷无聊之至，你爱看骆驼祥子？我不要看，我爱看华丽的俊男美女教事，赏心悦目。”
亦舒与张爱玲，只能在《倾城之恋》里有交集，但即便是《倾城之恋》，也比亦舒笔下那些大头梦更为写实而残酷，之后张爱玲的调子更在华丽里不动声色地沉暗下去，与亦舒的口味分道扬镳，亦舒不明白这一点，她的愤怒因此而显得粗暴。相形之下，张爱玲的态度更值得玩味，她不满地说亦舒和水晶都恨不得她快点儿死掉，免得破坏形象，但同时又极其理性地说：“这些人是我的一点老本，也是个包袱，只好背着。”
亦舒和水晶们的责备固然令她不爽，但也是这些人，曾经推崇她，热爱她，帮她在大众中普及，是她的包袱，更是“老本”。从这一点看，张爱玲比那些动不动就指责粉丝困扰了自己的明星，要清醒得多，也智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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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当傅雷遇上张爱玲
“生活自有它的花纹，我们只能描摹”，张爱玲如是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应该是傅雷的文学主张。张爱玲是一个窥视者，探身望一望，最多嘴角挂一抹冷嘲，一切留给读者去感受；傅雷则是亲自上场，给那些人排队，好坏分明，他要么是激赏，要么是批判。
1。张爱玲笔下的傅雷情事
写文章的人，很难赢得厚道的名声。他们成天不是忙着出卖自己，就是忙着出卖别人。
琼瑶的处女作《窗外》拍成电影名噪一时，结果因为在作品里面表现了她爸妈的严厉，纠结得几乎不敢进家门。三毛倒是没怎么说自己爸妈的坏话，但是，如果她的那些旧同窗、前男友、她的公公婆婆都是她的读者的话，只怕很多人都会觉得她欠自己一个解释。而凌叔华的后人和虹影打官司的新闻，只是无数文人被起诉案例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件。尽管如此，我得说，跟张爱玲比起来，他们全部是小巫见大巫。
张爱玲刚出道，就在一篇英文散文里，刻画了她父亲的暴躁与虚弱，开始写小说之后，她的那些亲戚，从远房的李氏族人到她舅舅、她弟弟都在劫难逃—她舅舅本来很疼她的，她跟他打听亲戚间的八卦，舅舅知无不言。看自己全家的形象在《琉璃瓦》和《花凋》里被她糟蹋成那样，自己还被她形容为“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舅舅暴跳如雷，几乎要跟她断绝关系。不过，我觉得，她舅舅的这份暴怒大可不必，若他九泉之下能看到那部到21世纪才面世的《小团圆》，就会知道，这个外甥女写她自己，也是一样心狠手辣。
张爱玲将写作，视为自己的宿命，认定一个写文章的人，就不可能是个淑女或者绅士，所以不管她在亲戚群中怎样被孤立，她倔强地依然故我。只有一次，她懊悔自己的出卖行为，在将近四十年后，她在自己的一篇小说后面加了个后记，说“我为了写那么篇东西，破坏了两个人一辈子唯一的爱情……‘是我错’，像那出流行的申曲剧名”。而她想起这小说，是因为在理发店里百无聊赖、突发感伤。为了回避那不愉快的懊恼感，她后来再也没有去过那家理发店。
那篇小说叫作《殷宝滟送花楼会》，到了2013年3月，张爱玲遗产继承人宋以朗才在发表在《南方都市报》的文章里石破天惊地告诉我们，《殷宝滟送花楼会》的男主角，那个神经质的音乐教授的原型，是著名翻译家、评论家傅雷。
他说张爱玲在1982年12月4日写了一封信给他父亲，信上写道：“《殷宝滟送花楼会》实在太坏，不收。是写傅雷的。”有点儿颠覆感对不对？傅雷通过他悲壮崇高的译作《巨人三传》《约翰·克利斯朵夫》，通过他苦口婆心的《傅雷家书》，通过他和妻子朱梅馥在“文革”初始时宁为玉碎不肯瓦全的自杀，成就了那样一个高风亮节的形象，在张爱玲的笔下，却变得这样疯狂而又可笑。
张氏有言，她喜欢在传奇里发现普通人，可是，她笔下的傅雷，已经流落到滑稽了。
《殷宝滟送花楼会》说是小说，当散文看也可以，是第一人称写法，而且叙述者“我”就是一个名叫“爱玲”的作家。且说这日“我”闲居在家，突然有并不熟悉的校花同学抱花来访，坐下来就说她的爱情，她与一个音乐教授罗先生的恋爱始末。
张爱玲不无刻薄地刻画了这位校花同学的矫情与空虚，与其说她是来倾诉，不如说她是来炫耀，炫耀她有一份让她无聊的小灵魂变得厚重的伟大爱情。
同《色·戒》里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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