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对的时间和地点，时间地点对了，人也就对了。
她和桑弧，彼此都算不上对的人，但他们在一个对的时间遇上了，所有就都对了。她说：“燕山的事她从来没懊悔过，因为那时候幸亏有他。”
幸亏有他，有他那一程陪伴，即使不能陪伴到最后，也无须多么可惜。彼此天各一方，是命运给他们的水晶瓶，让他们，可以坦然安置自己的爱情，让她，在别后经年的回忆里，还能栩栩如生地描述他们在一起的辰光。“我们曾相爱，想到就心酸。”心酸的是那种眼睁睁的感觉，没有背叛，谈不上辜负，从一开始就微笑着眼睁睁地看你离开，不做任何挽留。但若还能心酸，也很好，这证明，我们曾经真的相爱。
04 赖雅：爱又如何
一年之中最猛烈的暴风雪袭击了这一地区，大地苍茫，覆盖所有的路径，没有从前，也没有未来，只有当下，你在我眼前。她说，当他跟我住在纽约时，那城市仿佛是我的，街巷也因此变成活生生的。
1。遇见，在人群中
1956年的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直到3月依旧很冷，有时甚至能达到零下三十四摄氏度，而处于新罕布什尔群山包围中的麦道伟文艺营，更是寒意侵骨。
下午4点之前，文艺家们各自待在自己的工作室，写作、绘画，或者雕塑，等等，这个由著名作曲家爱德华·麦道伟的遗孀麦道伟夫人创办的文艺营地，为他们提供住宿及简单的餐点等，午餐篮子就放在工作室的入口处，4点之后文艺家们才能到大厅里集会。
大厅位于一座别墅式的建筑之中，屋外是大片的草坪，4点之后，人声噪噪，文艺家可以手持一杯鸡尾酒，与自己感兴趣的邻居交谈，张爱玲与赖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遇见的。
我不知道张爱玲哪天来到麦道伟文艺营的，史料上只说她在3月2日得到通知，她来文艺营居住的申请被通过。3月中旬，她结清在纽约那个救世军办的女子宿舍的费用，火车汽车出租车辗转七八个小时，来到文艺营。这个中旬，想来应该在10到12号之间，因为，13号她就遇见了赖雅。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这是张爱玲那篇《爱》的结尾，写这文章，是在她二十几岁的年纪，在上海。如今她已经三十六岁，大概已无心于那样的遇见。和赖雅的第一次见面平淡至极，在文艺营的大厅里，在晃动的人影与声音中，初来乍到的中国女作家和年过花甲的美国老作家友善地打了个招呼。
他们到第二天才有机会交谈。赖雅大致知道她从香港来美国不过半年，此前住在纽约。赖雅对张爱玲印象很好，觉得她既庄重大方，又和蔼可亲。这个印象跟张爱玲留给读者的不同，跟胡兰成第一次见到的她也不同，难道生活教会了张爱玲不再那么清高？似乎也不是，她过去的紧张木讷很大程度上不是倨傲，而是不知所措。
我想张爱玲的放松，应该是来自赖雅的放松，他对她一无所知，就是一个寻常女子，刚刚结识的同行。他按照自己热忱友善的天性，问她一些亲切的问题，如同火车上的陌生男女，萍水相逢，彼此都没有背景，本初的性情凸显出来，她跟他的那些话，也就像丝绵蘸着胭脂，渗到了心里。
很多年后，张爱玲已经开始了离群索居的生涯，哪怕最信任的朋友也是通过电话信件联络，拒绝见面，却很奇怪地会见了一个名叫詹姆士·莱昂的美国人，剧作家布莱希特的研究者，他对张爱玲的文坛声名一无所知，只知道她是布莱希特的朋友赖雅的第二任妻子，便与她联系，想要访问她。
张爱玲答应了，当詹姆士如约前来按响门铃时，却无人应答。假如詹姆士对于张爱玲日常做派有所了解，一定会生出顾虑而却步，但那会儿他完全没想那么多，只以为不凑巧，想通过各种方式找到她，完成访问。。电子书下载
这种莽撞成全了他，他不但找到了张爱玲，还看到了她最为放松的状态，她对这个美国人敞开心扉。事后，还跟他通过好几封坦诚的信。詹姆士对她的印象是谈吐娴雅，怡然自若，热忱又令人舒坦，丝毫不觉她有任何不自在或者有逃避与人接触的想法。
张爱玲的放松也是来自詹姆士的放松，詹姆士把她当成平常人，她便没有盛名之下的矜持、旷世才女的身段，她显得舒缓从容多了。
想要让对方不紧张，首先自己得不紧张，你的严肃矜持，让对方也不得不严阵以待，虽然内中并无武器，但一来一往的试探，足以绷紧双方的神经，谁都会觉得累。所以，适当的鲁莽是受欢迎的，《水浒传》里的李逵、《三国演义》里的张飞最得广大读者的厚爱。
1956年的3月，在异国他乡，张爱玲与一个性情天真的男子面对面，周围的景物很陌生，这一刻的光阴很恍惚，她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寻常女子，只用天性里的单纯与聪慧与他相对，而外面，大雪正在飘下来—史料上说，张爱玲认识赖雅没几天，一年之中最猛烈的暴风雪袭击了这一地区，大地苍茫，覆盖所有的道路。没有从前，也没有未来，只有当下，你在我眼前。
2。赖雅的华丽人生
这里有必要给赖雅也来个大起底，他的全名叫甫德南·赖雅，父母是移居美国的德国人，他按照德国的生活习惯长大。严父慈母，保证了他有一个完美的童年，活泼的性情可以得到舒张，同时，父亲绝不会让他的童年时光白白放空。他的文学天赋被挖掘出来，在亲友的生日或结婚宴上，人们总能看见那个幼小的孩子，站在大庭广众之下，声音朗朗地即席赋诗。
十七岁，他进入宾州大学，修文学，二十岁以前，已经写出不少诗，和至少一部名为《莎乐美》的诗剧。二十三岁，他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创作的剧本《青春欲舞》被前辈欣赏，两年后，该剧在麦克道威尔戏剧节上上演—四十二年后，他和张爱玲在这里相遇。
顺利的人，习惯于朝前看，以为还会有更多的精彩等待自己去创造，赖雅的头开得太顺了，自然不会有张爱玲那种惶恐的自省。他的心灵世界如同江河上的朝日，健康充沛，才华时刻奔涌而出，甚至来不及化为文字，就在良朋宴饮间随意地流失了。
中国有句古语，叫“日言百句，其气自伤”，胸怀大志的人都懂得三缄其口，张爱玲也不无调侃地说过，她是一个作家，有什么真知灼见也是要放在文章里卖钱的，怎么会轻易说给人听。赖雅却不管这一套，就像一个身家不凡的富翁，想不起来精打细算，他才气过剩，不用缩手缩脚。
很多人看好他，资深前辈，名流大腕，都看好他，看着他神采飞扬的高谈阔论，妙语如流星般闪烁不尽，旁观者只剩下跟他一道热血沸腾的份，怎么可能怀疑他的前途。
然而，作为后来者，我们可以轻易地翻到最后一页，看到赖雅的终极成就，不得不遗憾地说，他也许算一个出色的作家，却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完美的童年及后来的一帆风顺，像一柄双刃剑，让他元气充沛，却没有得到淬火的机会，他的世界是偏明朗的，没有阴影辅助，缺少了张爱玲那种参差对照的层次感。
他对什么都兴致勃勃，做什么都容易成功，时刻处于被诱惑状态，不会死守着一点。他的生命，就这样被淹没在一波接一波的华丽幻影中，丝毫没有感到命运设计的恶作剧—它对他的厚爱并不见得全是好心。
从1931年到1942年，他在好莱坞做了十二年的编剧，干得还不错，不菲的报酬，让他不但能够丰衣足食，还能灯红酒绿。
问题出现在1943年，这一年他不小心摔断了腿，又轻度中风。他向来身体很好，看上去很强壮，但这样的人，一旦出现问题，就是兵败如山倒，在他遇到张爱玲之前，他还中过一次风。
好莱坞抛弃了他，就像一个魅惑但轻浮的女子，对谁也没有长情。一代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总有新人脱颖而出，赖雅又非一线编剧—他就没有做一线编剧的野心，十二年之后才过气，已经很够意思了。
赖雅的生活状态开始走下坡路。他结过一次婚，妻子是一个活跃的女权主义者，两人相处不来而离婚，现在他是孤家寡人。如果手中有钱，单身汉的生活也自有妙处，但赖雅虽挣到过很多钱，却到手就花掉了，他没有吃过没钱的苦，真的视金钱如粪土，都说“汝狄在钱上好”，《小团圆》里这样说。他一向本着有钱大家花的宗旨，后来选择了共产主义。
中年之后的赖雅，变得很弱势，弱势人生不复有浮华遮蔽，视野能够更清晰一些。赖雅回过头，想要重新拾起小说，当他雄心勃勃地想要卷土重来时，却忽略掉了一点，他，还能写出好的小说吗？
还是张爱玲看得真切，她对那个布莱希特的研究者这样说：作为一名好莱坞的编剧，他知道该耍什么公式、用哪些窍门，正是这些把戏破坏了他成为一个严肃作家的资质。“她认为他这个人之所以迷人（甚至是太过迷人），在于他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写作者（太过聪明以至于变得世故圆滑）；在于他缺乏一种固执，一种撑过冗长、严肃计划的忍耐力。”用她的话来说，他少的正是“勇气和毅力”。
张爱玲揭示了赖雅的问题所在。她的说法里也透露了两点，第一，她懂他很深；第二，他在她眼里是“迷人”的，尽管她懂得“迷人”背后的问题，但她的口气，分明是爱而知其恶的。
3。兵荒马乱中奔向一个人
胡兰成曾说张爱玲取人，首先要看聪明不聪明，其实张爱玲对于温度，亦有需求。当初刚映入她眼中的胡兰成，未必显得很聪明，只是他热情，她遂把他所有的言语，朝聪明上拽，笨嘴拙舌也成了微言大义，她着急贴近于那温度，变成了一个自说自话的诠释者。
也难怪，张爱玲的母亲和姑姑都太冷了，她们喜欢清洁，冰清玉洁，冰和玉都是冷的。张爱玲也喜欢清洁，她最怕的是虱子，但她没有母亲和姑姑那股“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的劲头，对温暖，有种向往。
她在关于苏青的文章里写道：杨贵妃的热闹，我想是像一种陶瓷的汤壶，温润如玉的，在脚头，里面的水渐渐冷去的时候，令人感到温柔的惆怅。苏青却是个红泥小火炉，有它自己独立的火，看得见红焰焰的光，听得见哔哩剥落的爆炸，可是比较难伺候，添煤添柴，烟气呛人。我又想起胡金人的一幅画，画着个老女仆，伸手向火。惨淡的隆冬的色调，灰褐，紫褐。她弯腰坐着，庞大的人把小小的火炉四面八方包围起来，围裙底下，她身上各处都发出凄凄的冷气，就像要把火炉吹灭了。由此我想到苏青。整个的社会到苏青那里去取暖，扑出一阵阵的冷风—真是寒冷的天气呀，从来没这么冷过！遇到赖雅的那一年，就是那样的寒冷。1952年7月，张爱玲持一纸香港大学同意复学证明从上海来到香港，她曾在这里读过三年书，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也是以这个城市为背景。但这次，她并不打算在这里定居，左翼的压力使她余悸未消，香港离内地太近，也不安全，她的终极目标是去美国，离中国越远越好。
她又在香港待了三年，中间去了趟日本，炎樱在那里；另一方面，也是想从那儿寻求一条去美国的路。从她后来还是回到香港看，这愿望落空了。
为了生计，张爱玲写剧本，做翻译，译名著。她姑姑曾赞她连英文的物理化学课本拿过来都能看，干这份工作自然不在话下。但张爱玲深恶痛绝，她说，我逼着自己译爱默生，实在是没办法，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的。她讨厌欧文，说翻译他的书，像是同自己不喜欢的人谈话，无可奈何，逃又逃不掉。她唯独对海明威有好感。
虽然一时赴美无望，但张爱玲仍然时刻准备着，1953年她就开始尝试用英文写作。1955年，她的英文小说《秧歌》在美国出版，得到评论界的极大赞赏，这应该给张爱玲注入了信心。同年，她终于得到赴美的机会：美国当时有个难民法令，允许少数学有所长的人士赴美，取得永久居住资格，日后也可成为美国公民。
她来到纽约，那时纽约不但是世界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还是出版中心，她孑然一身而又雄心勃勃地来了，梦想着在这里实现少年时的梦想：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
然而现实离她更近，因为经济原因，她搬进了救世军办的带有慈善性质的女子宿舍。服务员是街上无家可归的酒鬼，邻居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