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刚建立的“对华特别委员会”以唐绍仪为工作重点，特在上海虹口东体育路7号的一幢西式洋房里设办事处，土肥原通过各种途径与唐绍仪联系，对唐绍仪展开工作。1938年9月初，土肥原亲自跑到上海，登门秘密访问了唐绍仪，同唐绍仪进行了两次会谈。唐绍仪早就在待价而沽，这时更加跃跃欲试，准备粉墨登场。但许多事他自己不出面，而是由其女婿岑德广代表对外活动，与日方会谈具体问题。唐绍仪还在上海静安寺路的华安合群保险公司大厦里租了一间办公室，拟订种种关于建立未来汉奸中央政府的计划草案。
唐绍仪在上海与日方的来往与秘密谈判，不日即为国民党军统局上海特区侦知，并汇报给戴笠，戴笠马上指示周伟龙、赵理君铲除唐绍仪。
周伟龙、赵理君马上按戴笠的命令，于1938年8月开始布置暗杀唐绍仪的行动。并从侦察中获悉，唐绍仪在法租界富开森路的住宅是一幢造型别致的花园洋房。大门是铁栅门，经常关着，法租界特派来几名巡捕任门卫，对进入唐家的生人要搜查。唐还雇有几名白俄保镖，日夜在庭院警卫。住宅里，只有唐绍仪与其一个女儿同住。女儿常自居一室，不大出门；唐绍仪也常居楼上一室，深居简出。有几个佣人与丫鬟伺候他们。
根据这个情况，军统上海区拟定了几个暗杀方案：第一个是他们准备让谢志磐去串通好唐的司机，乘唐外出时在马路上狙击，但考虑到当时马路上难民太多，狙击后暗杀者很难逃脱。第二个方案是企图通过谢志磐做内线，派人带枪进入唐家刺杀，但又想到唐宅警卫众多，对进去的生人要搜查，一有动作便会被发现，且暗杀事件张扬出去，将会对重庆当局造成不良影响。正当他们无计可施之时，无意中了解到唐绍仪有酷爱古董的嗜好，经常和上海一些古董商来往，鉴赏与收购一些精美的古董。周伟龙、赵理君与谢志磐、王兴国等军统人员协商，制定了派人冒充古董商进入唐宅，用斧头劈死唐绍仪的暗杀行动计划。
于是，先由谢志磐与王兴国二人到唐公馆，向唐绍仪报告有一古董商带有不少名贵古物，愿意廉价出售。唐绍仪闻之大喜，迫不及待地要求古董商将文物送到唐公馆，让其鉴定与收购。双方约定在1938年9月30日古董商送货上门。在这期间，赵理君设法到上海收买一些古物，其中有一只宋瓷瓶与一盒“翠玉八骏”最为珍贵。
9月30日上午9时，赵理君打扮成古董商模样，携带花瓶等文物，乘坐一辆借来的小汽车前往唐公馆。准备杀唐绍仪用的小钢斧就放在瓶盒的夹层中，他带着谢志磐与王兴国做向导，另派上海特区专门搞暗杀绑架的李阿大做实施暗杀者。李阿大已随赵理君多年，当年暗杀杨杏佛、史量才就是他们实施的。这次暗杀唐绍仪，算是驾轻就熟，胸有成竹。
车子开进了唐公馆的铁栅门，停在院子里，赵理君一行下了车。司机立即将车调好头，却不熄火，因怕逃跑时临时发动失灵而误事。谢志磐先上前向唐公馆门卫与佣人讲明古董商是应唐绍仪邀请送古董来的，唐绍仪也早就向门卫和保镖打过招呼，因此赵理君一行未被搜查，就被佣人领进了楼下一间大客厅里。佣人上楼去向唐绍仪报告，说谢大爷带古董商及古物来了。当那佣人离开客厅上楼去时，赵理君见四下无人，就按计划极其迅速地将客厅香烟盘上插的四盒火柴都取下来装到口袋里，而李阿大也将利斧从盒中抽出掖到身上。一会儿，唐绍仪由佣人搀扶着从楼上走下来。赵理君见他约80岁左右年纪，须眉皆白，双目有神，身穿见客时穿的礼服，颇有外交家的风度。
唐绍仪吩咐佣人进去拿火柴。唐绍仪住的洋房很大，火柴一类杂物放在后面厨房附近的储藏室内，相距较远。佣人转身走后，“古董商”便打开文物盒盖，请“老太爷”看古瓷花瓶。年迈的唐绍仪戴上老花眼镜，低下头去细看花瓶，啧啧赞叹，爱不释手。站在唐绍仪不远处的李阿大趁机抽出利斧，一个箭步上前，朝其颈部用力劈去，唐绍仪连“哎哟”都未叫出一声，便一头栽倒在花瓶附近的地毯上，鲜血满地流。
赵理君见唐绍仪被砍中倒地，凭经验知其无救，便指挥李阿大、王兴国与谢志磐出门上车，他自己走在最后。走到客厅门口，一手抓住门的把手，一面假装向客厅里面打招呼：“不必送了老太爷，你再仔细看看，若满意我回去再送几件来。”仿佛他在与里面的唐绍仪作别。他的这一举动果然迷惑了守卫在门庭中的几个保镖与门卫，保镖和门卫不仅没有阻拦他们上车，还和他们友好地打招呼。赵理君一行上了车后，迅速地开出铁栅门，向马路上飞驶而去……
正在这时，唐公馆中那位去拿火柴的佣人回到客厅中，一见此情景吓得大叫起来：“抓强盗！”庭院中的保镖听到叫声，知道出了大事，拔出手枪就去追那已开出的汽车，但这时汽车已开远了，他们向汽车开了几枪，汽车一拐弯就不见了。
话分两头。当土肥原想让唐绍仪出面建立汉奸政府的同时，又看中了张啸林在上海的黑帮势力。
上海沦陷时，杜月笙按戴笠的吩咐，转告了蒋介石的命令，要张啸林离开上海去香港。
张啸林道：“俗话说‘物离乡贵，人离乡贱’，我们这号人一旦离开目前所居地盘就会一钱不值。”
杜月笙道：“啸林，你要认清形势，一旦落在日本人手里……”
张啸林脸上的肌肉一阵抽动道：“你以为跟着国民党会有什么好处？我看东洋人不见得有啥不好，就算不好，他们也不会打进法租界来的。”
杜月笙还想讲，张啸林豹眼一睁，气道：“省省吧，月笙！我们的情分到此为止，我已打定主意，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侬喜欢当议长、会长、董事长，侬尽管去当；我爱洋财，要发财，我还是做我的赌场，开我的窑子，这样不是很好吗？今天我们把话说尽了，以后不论遭遇如何，彼此都很对不起了！”
杜月笙黯然离去，向戴笠回复。戴笠想了想，笑道：“这样岂不更好？等他当了汉奸，我再亲手铲除他，上海滩就只剩一个老牌子的黄金荣，今后不等于这地盘都是三哥的了！”
杜月笙生气道：“雨农，你怎么能这样说话？江湖上名声第一当紧，我怎会有那不良之心！”
戴笠说：“不是你要杀他，是他非要撞我枪口，江湖上谁敢说三哥的不是？”
杜月笙喃喃道：“反正我不许你杀啸林！”
张啸林也和戴笠一样，是在十六铺码头跟杜月笙认识的。一次，杜月笙因寡不敌众，手下被打得落花流水，自己也被打得不省人事。张啸林将杜月笙送医诊治，从那以后两人成为兄弟。后来张啸林扶摇直上，在黑帮中的地位一下子和杜月笙平起平坐，因此，也就出现了争抢地盘、钩心斗角之类的事情，甚至到了分庭抗礼的地步。
如今，张啸林野心勃勃，心想：一旦你杜月笙离开上海，黄金荣老朽昏庸，难成气候，我何不趁机大捞一把，成为上海第一号大亨？
对张啸林的想法，杜月笙是一清二楚的，知道他不想去香港的原因，除了想趁机捞一把之外，他对国民党不“感冒”，是因为有两件事令他耿耿于怀：
一是他的长子张法尧，去法国留学混了个博士回国后，托顾维钧、诸民宜带他儿子去进见蒋介石，满心希望蒋能看在他过去替国民党卖力的份儿上，给儿子一个官做做。事先他还托杜月笙去打招呼。不料蒋在接见时，见小张留洋回来却并不是很有能力，也就没有委以重任。张啸林认为蒋介石太不讲交情，觉得实质上是看不起他的流氓出身，所以怀恨在心。同时，张亦以为这是杜月笙不肯替他尽力，由此对杜月笙更加貌合神离，常发牢骚骂杜月笙没有义气，肚子里怀鬼。
另一件事是深受蒋介石宠信的空军司令周至柔一天到杭州饭庄来用膳，在楼梯口遇见一个美艳少妇，即上前调戏。殊不知这是张啸林宠爱的小老婆，她没想到有人敢在这里吃她的豆腐，遂张口骂去，结果闹到账房。张啸林那天也在，认为此人真是胆大包天，乃厉声问他是什么人，在上海有什么朋友。周不知面前是张大帅，仍不报姓名，反而满不在乎地说：“我朋友多着呢，吴铁城、杜月笙都是。”当时吴是市长，杜月笙声誉日隆。张以为他是虚张声势唬人，当下就连扇两记耳光，口里还骂道：“这个是你的杜月笙！这个是你的吴铁城！”周被打后，打电话给吴、杜。等吴、杜赶到，张始知自己闯了大祸，遂听凭吴、杜从中调解。周受此奇耻大辱，自不甘休，即向蒋介石告状。蒋袒周抑张，最后迫令张捐献一架祝寿飞机方始罢休，令张啸林十分不满。
杜月笙去了香港后，戴笠的手下马上探得张啸林在杭州兜了一圈，又上了莫干山。此时，土肥原正在四处寻他，并亲往莫干山与张啸林密谈。张啸林下山后，一边大发国难财，一边与土肥原订立密约，着手在上海筹备浙江省伪政府，土肥原答应委任他为浙江省省长。
此时，正值军统局在武昌平悦路正式成立，特务处不复存在，趁此机会，戴笠电邀在香港的杜月笙来武昌。恰巧，蒋介石又在汉口找戴笠谈话。其间，戴笠宴请了上海市党部负责人吴开先、陶百川及杜月笙的心腹弟子、上海市党部委员陆京士，汪曼云作陪。
席间，戴笠与客人先谈了一番风花雪月，东南西北。饭后，吴开先、陶百川先后告辞，席间只剩下杜月笙、陆京士、汪曼云三个人。
戴笠单刀直入道：“三哥，张啸林在上海是不是转不过身来？”
杜月笙一惊，替张啸林辩解道：“不会吧，大概是我们相隔太远，传闻失实吧？”
戴笠听了杜月笙的话，站起来在地板上兜起了小圈子，他是久经江湖的人物，素知杜月笙这类靠“帮”吃饭打天下的帮会人物最爱沽名钓誉，重视江湖名声。因此，他故意把杜月笙的两个徒弟留在现场，有陆、汪两人作证，一旦张啸林被杀，都知道这是戴笠的事，与杜月笙无关。
兜了几圈，戴笠手按杜月笙的肩，道：“三哥，你要大义灭亲呵！”
陆京士、汪曼云见此情景，紧张得一齐盯着杜月笙……
杜月笙脸一沉，激动地说道：“我的人决不杀他，我还会尽可能地保护他！”
戴笠见自己的目的已达到，对汪曼云道：“曼云兄，你回上海对张啸林说：‘要是再这样搞下去，休怪我要他的脑袋！’”
汪曼云支吾道：“是，是。”
戴笠说罢，觉得还不够明白，就又加了一句道：“等我查明后立即动手！”
杜月笙领着两位徒弟出门了，对陆、汪二人道：“听雨农的口气，啸林很危险。雨农一向神通广大，又不肯听我劝，这又如何是好？”
陆、汪二人劝道：“师父尽了心，我们都眼见了，张啸林一定要跟雨农作对，惹了祸是他自找的。”
几天后，戴笠的手下赵理君斧劈唐绍仪，引起了于右任、张继等一批国民党元老的不满，强调唐绍仪落水当汉奸的说法并没有证据，因而纷纷找蒋介石告状，并提出要上海法租界缉拿凶手。蒋介石也认为对唐绍仪杀之过早，但也不便责备戴笠，只得用自己的名义，给唐绍仪的家属发去了一份唁电，发给治丧费五千元，并用政府名义明令褒扬。一场血案就此遮掩过去。
紧接着武汉三镇沦陷。驻武昌的军统局机关奉命和滞留在武汉的各中央机关一起，西迁重庆。军统利用原在重庆的特务组织，捷足先登，抢到观音岩下罗家湾的警察训练所，共有一座三层、一座两层的旧式楼房，另有一片大大小小的平房，作为军统的临时办公处；然后又把隔壁重庆市警察局游民习艺所占了过来，与四川军阀杨森在中二路的“渝舍”成为邻居；不久，又强迫买下局本部大院对门白枣子岚垭“漱庐”的三层楼花园洋房作为军统接待室，一楼作为接待一般特务的地方，二楼作为戴笠接待客人的地方，三楼作为一些军统大特务中午和晚上临时休息的卧室。以后，戴笠看中隔壁罗家19号的花园公馆，又强购下来。这样，罗家湾成为一个庞大的军统办公和宿舍区，占地达二百亩左右。在此基础上，戴笠利用特工的特权，不断扩大地盘，强抢强购。抢到曾家岩的房屋做军统办事处；抢到磁器口对面上的破庙五灵观做立人小学；抢到白公馆、松林坡、杨家山、余家院子、渣滓洞等处的大片地皮，以后准备扩建军统局。
戴笠抢占重庆地盘的同时，对暗杀张啸林的工作仍然没有放松。
一日，戴笠准备亲临上海布置铲除张啸林之事，蒋介石急急将戴笠召去。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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