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教父戴笠- 第29部分

戴笠手攀椅子坐下，听沈醉讲周迅予的相关情况。

沈醉道：“这家伙从表面看也经常送交一些情报，自从得到处长的指令，我就开始在暗中盯梢他，发现他天天要去的地方是上海的一品香饭店，而且接触的总是两个人。这两人一个叫谢无量，一个叫曾统一。经调查打听，这两个人多年来一直住在一品香饭店，饭店换了好几个老板，他们也一直不搬。两人也不做事，天天和一些四川人在一起。同乡们在一起总是无话不谈，其中也谈到一些军政机密问题。谢、曾两人是靠四川军阀接济过日子的。我怀疑两人也是四川军阀方面的谍报人员。至于周迅予，他既是我们的人，知道我们的机密比较多，我怀疑他打两份工、拿两份钱，一边向我们报告四川的情况，一边又透露我们的机密给四川军阀。”

戴笠点头道：“这很有可能。马上抓紧盯梢他，一有证据，立即处置！”

沈醉愁眉道：“处长，就是证据难抓，我绞尽脑汁、挖空心思都不得要领，他太狡猾，若不抓住把柄，他怎么会承认出卖组织？”

戴笠摸着下巴，细一想，也觉得这问题难办，道：“若要解决这难题，最好是收买知道他们内情的人。”

沈醉道：“他是一个人跑单干，他们的秘密恐怕连他老婆都不知道。”

戴笠一听沈醉提到周迅予的老婆，马上想出一条妙计，附着沈醉的耳朵如此这般。

沈醉听了，喜道：“处长此计确实是高！”

沈醉回到上海，先放弃对周迅予的盯梢，任其天天外出频繁活动。

通过打听，沈醉探得周迅予的妻子姓罗名华，是个略识文字的家庭主妇，并无多少见识。

沈醉凭着他的一张利嘴以及惊人的应变能力，很快将她发展为特务。当时，罗华疑道：“我是一个妇道人家，又能为组织做些什么呢？”

沈醉道：“这个工作不难，只需要每天向我报告你丈夫去了哪里、与何人交往、谈些什么话就完了。”

罗华道：“要这些干吗？”

沈醉道：“这是组织机密，你不许过问，只要每天如实具报即可。组织暂时给你每月四十元基本工资，若表现得好、工作卖力，奖金另计。”说着，从衣兜里拿出四十块白花花的大洋。

罗华接过钱，喜不自禁，以为自己拾了个天大的便宜。心想：“不就是说说丈夫去了哪里吗？有什么大不了！”

沈醉又道：“这事你千万不能泄露给周迅予，否则将以违纪论处。”

罗华头点得像鸡啄米似的，连连答应。

自此，每天罗华都去固定的地方向沈醉汇报周迅予去了何地、会了何人、谈何种问题。沈醉回到家里，都一一记在本子上。

不到半年，由于罗华逐日将丈夫的言行和来往朋友具实报告，沈醉再核对周迅予的情报，果然发现了破绽……

一日，周迅予接到组织通知，他仍像往常一样，只和妻子简单地打了个招呼，说是去约会朋友，就这样匆匆地离家而去。

到了傍晚时分，罗华又去“老地方”约会沈醉，一直等到天黑了仍不见人影，只好悻悻回家。

第二天，罗华终于等来了沈醉，一见面，罗华忙抓住沈醉道：“沈醉同志，我丈夫昨天清晨离家，到今晚还没有回来，他是不是出事了？”

沈醉平静地对她道：“罗华同志，我是来通知你的，希望你以革命大业为重，能够正确对待。”

第十七章　任人唯貌　“麻衣相法”成指南

沈醉对罗华道：“由于工作变动的关系，组织决定将你停职，从此以后，用不着天天来这里向我汇报了。”

罗华一听，愣了，待她醒悟过来，抓住沈醉的手拼命摇道：“为什么，为什么？沈醉同志，这到底是为什么？”

沈醉道：“不为什么。这是组织的决定，请不要再纠缠我，再会！”

罗华呆呆地望着沈醉离去。多天后，丈夫仍然未归，她终于探听到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由于她逐日将丈夫的行动如实报告，经沈醉核对周迅予的情报，便发现他一直在欺骗组织。戴笠立即下令将周迅予押往南京囚禁。

一开始，周迅予还抵赖，后听到法官审讯时提出的许多具体问题，不得不承认自己一边替特务处搜集情报，一边又把中央对于四川方面的一些措施和看法向军阀们反映，两方面都拿钱。但他到死都没有想到，是自己老婆提供的材料使他横遭杀身之祸。

周迅予被关押期间，罗华也完全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是自己害了丈夫。她做梦也没想到一个月四十元会把丈夫出卖掉。

周迅予被关押后，她的工作也失去了意义，戴笠便停了她的职。

不久，她得知事情的原委，加之生活等因素的刺激，精神失常。戴笠也不再理她，终致倒在马路上死去。

戴笠在施展驭人之术、掌权之计的同时，也开始大规模地网罗各类人才，扩大特工队伍。

除了通过特务基本成员介绍，他还大批网罗社会上的地痞、流氓、打手、小偷、瘪三、土匪、黑帮等三教九流的人物。

纵然如此，他还觉得远远不够，他计划要建立一支人员过万、其势力可以渗透到全国各地每一个领域、部门的特务队伍……

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必须培养训练出一大批特务人才，怎样才能培养、网罗这么多有用的人才？戴笠一直在苦苦思索、琢磨。1932年，由于一连几次对红军的“围剿”失败，使蒋介石下决心要建立一支像德国“纳粹”那样的组织。于是，对特务处更加重视，下令把戴笠的特务经费从每月二十万元提高到八十万元。

有了巨额经费，戴笠进一步扩大招兵买马的规模。然而，招进来的人，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远远达不到他所设想的要求。

这时候，他很想创办一所或者几所专门培训特务的学校。带着这个问题和设想，戴笠亲自与蒋介石面谈。蒋介石觉得这建议很有价值，对加强特务组织，巩固自己的政权无疑大有益处。

蒋介石说：“这办法很好，可以采纳。只是我们还从没办过这一类的专门学校，办起来会很困难。”

戴笠道：“校长的黄埔军校不是办得相当成功吗？如今在中国军界叱咤风云的没有一个不是校长的学生。办特训班大体情况应该和军校差不多，所不同的是，领兵打仗在战场上公开，而特务工作则是秘密的。”

戴笠停了片刻，见蒋介石的态度是赞许的，继续道：“经验不足，我们可以先试办一期，招十几个人作为试验，再慢慢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丰富经验，等条件成熟之后，再大规模地招生举办。”

蒋介石说：“这么说来，你是不是已经着手试办了？”

戴笠道：“还没有，只是先向校长请示，如果征得同意，今年6月，我计划从军校毕业生中挑选几十名条件好的试办一个特务警察培训班。只要校长首肯，这事就算定了。”

蒋介石说：“好，就这样定了！”

6月，戴笠从“特别研究班”毕业的学生中挑选了三十人。

戴笠报请蒋介石批准后，因找不到训练场地，便暂时借用南京军校毕业生调查处作为教室，因这个调查处所处的地方叫三道高井，所以，戴笠举办的第一个特训班就叫“三道高井特训班”。

特训班的训练时间为三个月。开训前，因师资力量薄弱，戴笠提议，请蒋介石指定康泽任班主任。

开学典礼那一天，戴笠见康泽迟迟不来，便对郑介民道：“耀全，你去催一催兆民，要他快点过来，学生等着听他训话。”

郑介民带着几分不情愿的表情去请康泽。自特务处成立以来，郑介民一直不甘心居于戴笠之下，多次请他的留苏同学康泽向蒋介石保荐他去别的地方。

蒋介石听了两次以后，很不高兴，对康泽道：“你以后别在我面前保荐郑介民了。我知道他内心不服，你转告他，我对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的，他办事没有魄力，不要和雨农争高低，要以团体力量，精诚团结，安心工作，帮助雨农把特务处搞好。”后来，蒋介石碰见郑介民的时候，又把这些话当着郑介民的面重复了一次。郑介民自知别无指望，只好安下心来工作。他素知戴笠脾气不好，喜欢争强好胜，所以他对各项事都不太想插手，倒像个局外人似的。

一会儿戴笠见郑介民一个人回来了，问道：“兆民呢？”

郑介民道：“他不肯来，说他现在兼职很多，忙得晕头转向。”其实，康泽是不想管特务工作，觉得那是鬼鬼祟祟的勾当。

戴笠叹了一口气，说道：“不要班主任算了，我们俩干，我当总务组长，你当教务组长。”

这三十名学生的来源，大多是军校的肄业学生，在此之前，已受过复兴社三个月的训练学习，主要的课程是：

教复兴社的一套“领袖论”，拥护唯一的领袖（蒋介石）复兴中华民族；

党派的批判—所有一切党派都不合当前“救国”的需要，只有拥护蒋介石才是“救国”之道；

领袖训话—蒋介石亲自出马训话，每周一次；

特约演讲—借“名人”的威望，对学生灌输法西斯思想。

开学几天后，蒋介石特意派来了曾到日本留学、学过警政教育的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浙江宁海人李士珍为特训班政治指导员。

由于准备仓促，人力、财力、物力都受到限制，加上经验不足，训练班的内容很简单。除了进行精神灌输外，主要是了解一般的特工常识、纪律，学习一些情报的搜集、处理、分析、反馈等知识。学生在训练期间，由戴笠亲自进行个别谈话，考核思想。毕业后，集体办理了加入特务处的手续，成为职业特务。

第一期特训班结束后，因特务处组织人员逐渐增多、队伍壮大，鸡鹅巷再也容纳不下。戴笠又开始找新的住处和办公地。鸡鹅巷既然是第一个把兄弟赠送的，自然又会想到另一个朋友—戴笠曾去过张学良在南京的私人住宅洪公祠，知道那里一直空着，一年难得几次有人来。

戴笠以“借住”为由，和张学良大谈特务处人员众多居处紧张，张学良本来是侠义之人，念戴笠和他是拜把兄弟，慨然相赠。

戴笠非常高兴地把特务处大多数科室迁往洪公祠，自己仍在鸡鹅巷53号办公。

洪公祠1号是一幢独立的大片花园平房。这座独立的老式花园平房，占地约六十亩，有两个大厅和大小一百多个房间，另有东西两个大广场。洪公祠1号的北向大门是委员们的出入口，东面为明瓦廊，南面为林陵路，西面为丰富路，北面为洪公祠小巷，四面有高高的围墙围住，成为一座与世隔绝的机构。内有开阔的庭院，为了防止树高易藏的“飞贼”，故不准种树，间或种几片草地和花坪，显得单调冷清。东广场是网球场，是特务们唯一的娱乐场所。这里没有图书馆，也没有阅览室，只在各科股订有《中央日报》；没有医务室，也没有医生，仅总务科备有药水和碘酒。但有一间比较漂亮的理发室，内有七八名女理发员。因为外面理发不安全，这里既稳当可靠，又不收钱。于是理发室就成为众人说说笑笑、追逐游戏的场所。有几个黑暗的小房间，里面有浴盆，夏天能用冷水“冲凉”，冬天得掏腰包上澡堂。所以不少人在办公室抠虱，高兴时唱一段“口里吟诗手抠虱”的小调。有了洪公祠宽敞的住宅，三个月后，戴笠又在南京街头张贴招生广告，收容失业的黄埔学生及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共“投诚”人员五十余人，以洪公祠为新的地址进行培训。这批学生中有徐远举、何龙庆、廖宗泽等人。

其中，戴笠对徐远举最为赏识。徐远举是湖北大冶县人，1914年春天出生，黄埔军校七期毕业后，在部队当连长，因性格暴躁与上级吵架而失业，流落南京街头，此时恰逢戴笠四处搜罗失业学生，被收在洪公祠特训班进行特工训练。

开学第一天，戴笠扫视一眼台下的五十余名学生，一眼便注意到坐在后排的徐远举，他那双鹤眼、鹰钩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登时心里一惊，觉得这人非同寻常。

戴笠迷信，常常看《柳庄》《麻衣相法》之类的书，颇为相信相书所云，生得圆眼尖鼻的都是凶残之徒。戴笠目下急需的，正是此类杀人不眨眼的杀手。自此，戴笠开始注意这个学生。他从侧面调查，得知徐远举果然凶暴，动辄动拳，平时说话都是与人吵架似的，大家都怕他。戴笠找他单独面谈，在上级面前，他又表现出另一副嘴脸，能说会道，反应灵敏，颇会随机应变。戴笠对他愈加喜欢，开始重点培养。

第二期毕业后，戴笠又在洪公祠举办了第三期特训班，人员仍为五十余人。通过试办三期培训班，戴笠积累了一些办学经验。由于特务处的不断发展和壮大，戴笠深感这样培训太缓慢，远远满足不了形势的需要。为此，他又一次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