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传- 第16部分

至於朱熔基刚到上海的头一年多里，为什麽没有急於发动并促成浦东开发，甚至对江泽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迫不及待，更视为好大喜功，朱熔基有他自己的一套解释。

他认为：什麽事情都要有条件以後才能干，「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是「文革」作法。我刚到上海时百废待兴，所以找决定上海的工作先从对内加快企业改造，对外改善投资环境著手，先从办几件实事，理顺人民群众情绪入手是「著眼现实」，而浦东开发这样跨世纪工程则是「放眼未来」，只有著眼现实，才能放眼未来。

当开发浦东的时机成熟，朱熔基立刻当仁不让，要求中央给他比广东和福建的特区，还要「特」的优惠条件。经过一番力争，使得朱熔基实现了愿望。

浦东与深圳和厦门特区相比，除了浦东是当时中国大陆最大的一块特区之外，还有四个主要的特点：一、在浦东建立自由贸易工业区；二、引进外资银行，开放证券交易所；三、对吸引外国企业家直接投资方面，也采取改进措施，即在老企业里面可以让出一部分的股份，同时也可以吸收以股票的形式来进行投资；四、在土地的有偿转让和开放房地产市场方面，采取更灵活政策。

现在再分析当时上海浦东开发区的这四大特点，就不难看出这是朱熔基在为他日後主持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开放，进行试点。其实，当时即有大陆敏感人士就浦东开发的问题评论说：朱熔基在把上海浦东，作为下一步主持国务院经济领导工作的「试验田」。

在宣布开发浦东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英国记者问朱熔基：「在海外，浦东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您的名字联成在一起的，今後一但您离开上海，这个局面将会怎麽样？」

为自己造势

这番话自然会使朱熔基心里十分高兴，但表面上却仍然要不苟言笑。他故意装出一付不以为然的样子回答说：「我认为浦东开发不是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战略决策，不管谁在上海当领导，这个决策都是一定要实现的。」

「至於我嘛，」朱熔基神秘地笑了笑说：「我的任期还有三年。」

其实，海外之所以把朱熔基的名字同浦东开发联系在一起，说到底还是他巧妙地为自己造势的结果。

虽然浦东开发是九零年四月，才由李鹏亲自到上海代表国务院宣布的，但在此之前，因为朱熔基相信此事已经不可逆转，已立刻开始了一连串的猛烈宣传。而这番宣传造势举动中，最为成功，最使朱熔基的形象为海外所注目的，就是九零年三月举行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谘询会议」。

为开好这次会议，朱熔基出面邀请了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瑞士、加拿大、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十个国家的十八位世界知名企业家，并特别由美国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戈林伯格担任会议主席，并商定这个会议今後每年举行一次。

这些出席会议的人士大都认为上海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又在环太平洋地区占据策略性的地位。上海目前已经为二十一世纪制订了一个宏伟目标，那就是要使上海重新成为亚洲的工业中心和贸易中心，这就决定了浦东成了当今世界上有巨大开发潜力的一块宝地。

九一年三月，该谘询会的第二次会议继续举行，一个月後，朱熔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观察家评论说：朱熔基能有今天，是因为他先有机会当上海市长，并充分掌握了时机，为自己塑造了足堪更上一层楼的形像。


第七章　走在政治钢丝上　

对於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因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而引发的北京学生运动，响应最快的就是上海。北京在十五日下午才开始在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园里出现大字报、标语、挽联等，上海方面十六日即有学生上街游行了。

当时，江泽民还在北京，听到朱熔基关於上海方面形势的电话汇报後，赶紧飞回上海与朱熔基共商如何稳住上海大局。

四月十九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北京的《新观察》杂志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人士严家其、苏绍智、陈子明等。《世界经济导报》方面的主要代表是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新观察》主编戈扬主持座谈会，议题主要是两个：一为胡耀邦乎反；二，为「消除精神污染」和「反白由化」翻案。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文章内容把当时的政治局面，说成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抗争新闻自由

因为社论的内容，是以邓小平在前一天的讲话为基调，所以熟知内情的江泽民，立刻觉得此时上海方面必须「旗帜鲜明」了。他於当天下午召开全市党员干部大会，表示了上海市委要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决定。按著他又宣布，停止《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中共党组成员钦本立的职务，派出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为组长的整顿领导小组管理《世界经济导报》。

导致这一处理决定的作出，是因为《世界经济导报》原订在四月二十四日出版的一期报纸上，刊出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纪录。报样送审以後，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认为其中一些段落的内容如果原样刊出，势必会加剧人们的思想混乱，不利於社会安定。

事情汇报到江泽民处，江氏十分同意宣传部门负责人的看法，亲自打电话要求《世界经济导报》对文章进行删改，但遭到钦本立等人的软磨硬抗。

江泽民的命令下达後，为了不致引起负面作用，希望《世界经济导报》尽快改版出刊，但报社同仇敌慨，坚持不改版也不出报，同时被下令查封的那期也已经被卖出一部分。

四月二十八日，改版後的《世界经济导报）终於面世，但社会上至此已经流传出两个不同版本。同时，因为江泽民对这家报纸的处理，已经被大陆各大报纸公开报道，终於点燃了八九学生运动上升为全民运动的导火线。

开始，先是数百名北京的新闻工作者联名致信中共上海市委，抗议江泽民撤消钦本立职务，并称中共上海市委这一作法是违反新闻条例及中共十三大关於「党政分别」之原则的。在这封抗议信上签名的记者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中国日报》等，几乎包括了所有国家级的重要报刊。

此外，还有一批著名的大陆社会科学工作者严家其、许良英、苏绍智、包遵信等人联名致函江泽民，向他提出强烈抗议。他们认为江泽民只有处理党内事务的权力，而《世界经济导报》不是党报，所以江泽民的作法是越权，而且是在制造新的矛盾。

四月二十八日，仅《中国青年报》即有八十八名编辑和记者签署给《世界经济导报》和钦本立的慰问电，电文中说：「谨向一向为我们所敬重的世界经济导报及钦本立同志致意。真实的新闻永存！」

另外，《中国日报》亦有七十五名编辑和记者签署慰问电给钦本立，电文中说：「威武不能屈，钦总树天下报人风范；真理不死，导报是十年改革先锋！」这些电文内容虽然没有公开刊登在大陆报刊上，但当天的海外媒体即却都加以报导。

在外界的强烈支持下，《世界经济导报》同仁也开始抗争，报纸编委会在给江泽民等人的一份陈述材料上表示：上海市委应该撤消停止钦本立职务的决定，并撤回工作组。

江泽民惶惶不安

赵紫阳从朝鲜出访归国後，立即表示了对学运处理不能采取压服手段的态度。按著，赵於五月四日发表一篇承认学生爱国的讲话，在国内外引起较好反响，乔石、杨尚昆和万里三人，在赵紫阳刚刚讲完话後即称赞他讲的好，并都表示非常同意他的讲话。

形势突然发生如此变化，江泽民这才觉得沉不住气了。当他与朱熔基商量此事时，朱熔基没有正面回答，是否应该在《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上采取补救措施的问题，但说了一句北京方面采取激化矛盾的作法「看来并不是上策」。

赵紫阳五月四日讲话的当天下午，北京市数百名新闻记者，发起了中共建政後首次新闻工作者大游行，参加者有新华杜及各大报刊的记者。他们向有关方面提交一封公开信，提出五项要求。一，中共中央考虑撤消上海市委关於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错误决定；二，上海市委向《世界经济导报》公开道歉；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违法事件；四，要求政府与新闻界就此事与新闻界公开对话；五，政府不得对於公开报导加以干涉。

当时即有人评论说，随著新闻记者队伍的走上街头，标志著这场学生爱国运动已经发展成为全民性的运动。所以说，上海方面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事件其实就是导致所谓「动乱升级」的最直接因素。


本来，赵紫阳刚从朝鲜回国後，听了关於全国形势的汇报後，就因为「《哲报》事件」发火，指责上海方面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所以这次因为这一事件引发北京市新闻记者「闹」事就更今江泽民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於是，他一方面在上海对钦本立表示安抚，一方面与部下商讨解决办法。

几天後，江泽民被召进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时，一度曾向赵紫阳求救，希望他出个主意，平息导报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的愤怒。

当时，中共政治局会议的多数与会者因为无法判断邓小平那里到底是什麽态度，所以也都认为江泽民这下捅了漏子。一时间，江泽民在全体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中，见人即满脸堆笑，以哀求的目光希望平时同他表面关系还算不错的几个人替他打打圆场。

在五月初的一次政治局委员碰头会上，江泽民看到仍然没有人站出来替他辩解，於是急中生「智」，看到李瑞环去了厕所，立即起身追了出去，在厕所里向李瑞环讨主意。

另外，江泽民也不得不在半公开的场合表示：对於《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确实是过於草率了。这句话一出口，立刻被大陆的媒介予以公开报导。

朱熔基赞成新闻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朱熔基也很可能「错估」了形势，认为中央如果对学潮采取软处理措施的话，江泽民很可能会成为替罪羊。所以，朱熔基自然要在「动乱」学生及上海市民面前，扮演一个与江泽民完全不同的角色。

五月十一日，上海《文汇报》头版在显著位置，转载刚刚出版的第四四一期《世界经济导报》发表的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会长胡绩伟署名的《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安定》。

文章中说：「新闻自由被世界普遍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出气阀」，可以避免偏激情绪爆发，缓解矛盾，减少政府决策失误。是一个民主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决策。十年「文革」是我国最严重的不安定时期，那就是从践踏宪法，彻底消灭言论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开始的，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文章还说：「可惜有的同志把新闻自由也当成不安定因素，这至少是一种误解，限制合法的新闻自由的事，确是很多很多的，有的事甚至公然无损法律，做得十分粗暴无理。老实说，这种压制新闻自由的事才是真正今人惧怕，才是不安定的因素。」

文章中强调：「新闻自由有助於维护党中央、国务院的权威。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想建立自己的权威。问题在於，这种领导权威，只有在新闻自由的环境下形成，才是真正受到人民拥护的民主权威。在新闻不自由的条件下所形成的权威，只能是专制的权威，至多是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权威。民主的权威是最好的安定因素，专制的权威是最不安定的因素。」

在当时的形势下，虽然北京的《人民日报》，正在经历一小段中共建政史上前所末有的新闻「小自由」，但也仍然不敢刊登胡绩伟的这篇文章，可见，上海当时确实比较胆大。同时，这篇文章也证明至少在五月十一日之前，江泽民已经充分吸取了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经验教训，不敢轻易在如何控制舆论方面拿主意了。

这篇文章在《文汇报》头版以显著位置见报後，上海市委曾有人表示说：「《导报》向来无法无天，所以他们登什麽文章我们控制不了，但《文汇报》如今也这样出格，市委应该有个态度。」身为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朱熔基听後闭口不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