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委员，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每当这个时候，朱熔基表现得十分尴尬。
仅具中央候补委员身份
关於大陆三个直辖市的党政领导人，在中共高层领导人眼里到底重要到什麽地步，在中共内部也有不同说法。在中共十三大进入政治局委员序列的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瑞环，自认他的出头，并不是因为天津市地位的重要，而是因为他本人在诸如邓小平等人的眼里，是一个可以再次委以更高职务的重要人选。
但是，因为中共高层的复杂政治矛盾，所以当时也不好让李瑞环在中央的地位显得过於突兀，这才有人出主意，乾脆让三个直辖市的市委第一把手，统统进入政治局委员序列。
据说：李瑞环曾私下对人讲，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和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得以进入中央政治局委员序列，完全是沾了自己的光。
朱熔基调上海工作之前，一直是住在位於北京西城区三里河一带的国务院高干宿舍区里，与著名的钓鱼台宾馆只隔一条马路。当时，朱熔基虽然也有一辆专车，但每当与进出钓鱼台的国宾车队遭遇时，他的专车也只能和出租汽车、公共汽市、大卡车等同样被一脸霉气的交通警察截住，司机如果稍有不慎，以致停驶不及的话，还免不了要被警察喝斥一顿。
这是因为在北京，国务院的正副部长都还不够大。交通警察只买副总理以上领导干部的帐，到了这一级地位的车子，不但牌号特殊，而且就有警笛装置了。
每当遇到这一时刻，朱熔基都会感慨万千。十三大之前，每当遇到像王兆国、郝建秀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国宾车队里时，朱熔基自然就更不服气。
王兆国一九六二年才考人哈尔滨的一所大学，而在这十一年前，朱熔基就已经有资格代表共产党政府到这所大学去训话了。至於郝建秀，朱熔基以国家计委副处长的身份，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做报告时，这个刚刚从青岛进北京的挡埤女工，还没有资格到场听讲，因为当时郝氏仅仅是这所学校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的一个「调干生」。
而中共十三大以後，朱熔基虽然跻身於中央候补委员序列，但当他看到李铁映（十三天上进入中央政治局）这样的人，居然也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夹在国宾车队里耀武扬威时，心中自然更加愤愤不平。
当年朱熔基奉调进京当国家计委处级干部时，李铁映只是一个鼻涕还没擦净的中学生。朱熔基到中学里给学生们演讲，讲述自己在「解放前」，如何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英勇斗争时，李铁映和他的小伙伴们，还得先行一个礼，再问一声叔叔好！
临去上海之前的一个傍晚，朱熔基约一个私交甚好的部下晚餐。饭後他们从家里出去散步，绕过钓鱼台国宾馆，漫步走到玉渊潭公园的八一湖畔，眺望北京西郊的大片田园景色。可能是因为农田和菜地，令朱熔基回想起在右派农场劳改的情景，他不禁感慨万千。
人比人气死人
「我眼看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朱熔基长叹了一口气：「要不是那倒霉的二十年，可以多干多少事情呵。这次紫阳同志让我到上海去，和年轻干部的「外放」可不是一个性质。到上海干一届市长，五年下来，六十五岁了。正好是中央规定的省部级干部离休的年龄。所以，今生今世有机会真正为党和国家干点事情，为中国老百姓做点好事，只有这五年的机会了。可惜这上海一行，既是我放手干事情的事业起点，但也是终点。」
朱熔基的这位部下虽然连连点头称是，但他心里相信朱熔基未必甘心将上海之行，当成自己事业成就的终点。
这位当年的部下评价朱熔基说：朱熔基身材高大，南人北相。平时给一般人的印象也是性格同形象一样粗犷。但是，这个人既是聪明透顶，同时也城府极深。他当年去上海时就已经作好了回北京的准备，当然後来的形势发展，使得他的晋升计划加快了步伐。但即使形势只是正常发展，也就是说九一年时他没有被中途调进国务院，那麽在九二年的十三大上进入政治局，九三年初的八届人大上当国务院副总理仍是有可能的。虽然朱熔基在九三年初就六十四岁半了，但到了副总理以上这一级，这个年龄还不算老。
既然邓小平那一代已经在现职领导岗位上一个不留，那麽中共领导层总要有一批「解放前」参加革命，为建立共产党的政权冒过风险的人，组成领导核心的中坚力量。除了「自己的子弟自己放心」之外，中共领导层的组成人员中，像乔石、朱熔基、陈希同等靠红色学潮起家的共产党干部，从对这个政权的感情上讲，也要比胡锦涛这一代人可靠，至少实际控制著中共组织、人事大权的陈云等政治老人是这样想。
无论是朱熔基，还是江泽民、李鹏等人，为什麽都对自己对外公开的简历中关於「参加工作」的时间问题那样看重？原来在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眼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干部考察时限。在此之前参加中共工作的自然意味著为「打江山」出过力、流过血和汗，所以就有可靠、可信的对中共政权的认同度。
按照朱熔基当年部下的评价，显然朱熔基是在到上海的同时，就已经为自己设计好了在中共官场中的政治前途的下一步。当然，朱熔基当时还没有想到他到上海工作才一年多时间，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八九学潮事件而，并此招致「六四」镇压事件。
无论朱熔基内心对「六四」镇压和被镇压者双方持什麽样的态度，无论大陆及海外对於朱熔基在此问题上的评价，是否全面和符合事实（更多的事实目前并没有被外界全部知晓），无论中共高层，尤其是坚持不给「六四」平反的邓小平，在「六四」的问题上如何看待朱熔基的表现……，我们都必须承认，「六四」事件给朱熔基提前晋升中共权力核心层，提供了一个机会。
掌握晋升权力核心机会
在一九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天上安排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进入中央政治局并不是因为考虑到他有接任更高职务的可能，而是因为他是北京市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地区的党委书记。
从赵紫阳的角度考虑，所有迹象都表示，如果不是因为「六四」，他几乎没有可能会在八九年就离开总书记的宝座。就是在胡耀邦患病但还没有去世的时候，李鹏到日本访问，在回答他与赵紫阳的关系问题时，还拍著胸信誓旦日一地保证合作愉快。
可以说，如果没有「六四」就没有江泽民到中央工作，当然也就没有朱熔基以党政大权一把抓的前提，在上海大展拳脚的机会。再往下分析，也就几乎没有他九一年就离开上海，到国务院工作的可能。
当然，如果没有「六四」，凭朱熔基的能力、在上海的工作起色、与中共各元老的关系等等方面的条件，待任满一届上海市长後，再於九二底进入中央政治局，九三年初进入国务院仍是可能的事。
可是，继续推演这个假设的话，没有「六四」，也就没有李鹏的声名狼籍和人人喊杀，也就没有他在九三年春的人大「选举」中丢失几百张选票的恶果，甚至也就没有他九三年四月开始的「重感冒」久治不愈（从心理压力自然导致疾病的角度来看）。那麽，自然也就没有从九三年四月以後开始的，朱熔基面对宰相宝座，态势咄咄逼人的局面。
一位中共国务院的官员分析说：朱熔基将来能否在共产党转型的时刻起到关键作用，就要看邓小平是否能够把对朱熔基的强力支持，坚持到他寿终正寝的那一天。待邓小平死的那一天，只要朱熔基还留在台上，就有好戏看。因为「六四」事件，给朱熔基带来的最大的好处就在於一旦邓小平去世，一旦中共政权需要凭藉平反「六四」来苟延政权的寿命，即使是对朱熔基反感加妒嫉的一批中共高级干部，也必须拥戴朱熔基，也必须同意由朱熔基来取代任何一个有「六四」血债，或在「六四」後的政治清查等问题上：手段毒辣的中共领导人（不仅仅是李鹏）。
「六四」事件发生以後，江泽民踌躇满志地登上了共产党总书记的宝座，把百废待兴的上海留给了朱熔基。形势又发展了三年多以後，朱熔基再次取得了同江泽民面对面起坐的资格。那麽时光再过去三年、五年以後呢？
一位中共高级干部说：「六四」以前，江、朱二人面和心不和，各自都在挖空心思，竞相攀比，看谁在中共元老那里最会争宠，看谁在上海百姓面前最会作秀，看谁在上下左右更能够八面玲珑。本来，人人都觉得「小江」根本不是「阿朱」的对手，谁知「六四」枪声一响，「小江」竟一下把「阿朱」远远甩住了後面。可是，政治斗争绝不能仅看一时之高下，官场角斗更不能只论半场之输赢，「阿朱」的好戏还应该还在後头。
第五章 从经济危机的风口到政治矛盾的浪尖（上）
朱熔基接受到上海市政府「挑一届大梁」的重任後，曾经公开表示：「振兴上海最怕的就是人心不齐」。同时，朱熔基也看到，上海的经济问题的确是积重难返，经济形势已经到了不上则下的地步，不容许再有一届无所事事的平庸领导人混五年日子了。
所以，他一到上海即雄心勃勃地表示：一任市长下来，我不是重振上海雄风的功臣，就是让上海耽误最後一次改革时机，撤底落後於全国改革形势的罪人。我自己决不甘於作这个罪人，党和国家，上海市人民也不允许我做这样的罪人。
朱熔基还表示，自己要做「敢冒风险的改革者」，在实践中实验一下自己的能力。
後来的事实证明，朱熔基不但没有成为「罪人」，而且因为在上海的工作中干出了让邓小平这样的经济思想开明的中共元老，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改革政绩，因而使自己以振兴上海的功臣身份，跻身於中共最高权力阶层。
一九八八年三月，朱熔基在正式出任上海市长之前，以上海市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中共第八届全国人大。如果说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上，因为朱熔基仅仅当了个中央候补委员，所以其日後动向还很难被人猜中的话，那麽到此时，只要稍微知道一点中共政权组织运作常识的人都已经明白，朱熔基马上就会正式被「选举」为上海市长。
低姿态高效率
三月三十日，在大会秘书处安排的一次向全国作实况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朱熔基第一次以上海市负责人的身份在萤屏上亮相。虽然此时人们都已经知道他已被内定为上海市市长，但朱熔基还是非常谦虚地表示：「我到上海工作刚两个月，因此我不是回答上海问题的最佳人选，如果我有答不出或答错的地方，记者朋友们原谅。」
台湾《人权论坛》杂志杜社长周幼非，在提问时，误以为朱熔基是上海市副市长，朱熔基满面笑容地纠正说：首先我要向周先生介绍一下我的身份，我不是上海市副市长，而是国务院派往上海协助江泽民同志抓经济工作的。如果在下一届，也即在四月份举行的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上，我能当选为上海市市长的话，我将非常高兴。
中共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完全是「橡皮图章」，「人民代表」们的所谓「表决」权实际上只能行使一半，即只能行使「表示」权，而不能行使「决定」权。说的更准确一点，应该是上级行使了「决定」权之後，人民代表才能够行使拥护上级「决定」的「表示」权。
当然，从一九九二年以後，大陆的个别地区已经出现了人民代表的「表示」，同上级组织部门的「决定」不相吻合（中共政杷称此种现象为「选举失控」）的情况，但在一九八八年的时候，这种「不与上级党组织保持一致」的作法，对於各级人民代表来说，无异於一个寺里的和尚集体开荤、一个庙里的尼姑人人放荡一般的不可思议。
朱熔基并不是不明白这一点，也不会设想不能「当选」的可能。但是，这样的谦虚态度却一定要有，不只是表演给当时在场的中外记者，更是表演给上海市各级干部及上海市广大群众看。
旱已经深谙中共为官之道的朱熔基，心里比谁都明白，靠中央组织部门的「建议」，虽然能够顺利「当选」为上海市长，但却不能保证当好上海市长，当好上海市长最重要的还是要取得上海市各级干部及上海百姓中大多数人，特别是上海市的人大代表们的认同。
朱熔基更利用这个在全世界新闻记者和观众面前亮相的好机会，提前进行了他当上海市长的「施政演说」。
他透露说：尽管上海的困难现在并没有走到谷底，但转折点已到，很快就要上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