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责- 第154部分

不过既然出了这件事，也正好对警察局来硬的，再次考验考验他们。对于结果，和当初他见到肖彦梁带着布店老板来报告时是一样的：既失望又高兴。

现在整件事情已经超出了自己所能够控制的范围。在上报情况后，傍晚时分，终于有了消息：三天后由横边浅负责捣毁所有的接应点，剩下的不用再管了。

“不用管了？”横边浅疑惑抵看着放下手里的电话。武田俊男什么通讯工具也没有带，就连事前约好的暗号，也仅仅是关于这件事的约定，上面如何和它联系？

事实上，对于如何处理宗俊生，肖彦梁和姜佑行他们却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就地处死，掩埋尸体。

肖彦梁讲完在宪兵队的一天一夜所发生的事情以后，布店的两个人长出了一口气。

“看来你的手下必须排除那些心浮气躁的人，不然对你们和我们都将是一场灾难。”作为老练的情报员和有着长时间作战经验的姜佑行，立刻指出了肖彦梁马上应该做的事情。

“姜老板的意思倒是和戴安平是一样的。”说到这里，肖彦梁接过已经缝补好了的裤子，笑着向姜佑行道谢。

“不用谢。大家能想到一块最好了。呵呵，我可是没有料到堂堂的警察局局长会一手捂着破裤子，直接来到小店。”姜佑行同样客气地说道。

想着肖彦梁当时的窘样，大家都笑了。笑声中这位大局长从容不迫地把裤子穿好了。

“对了，那几个人还希望你们可以帮忙带走。”笑了一阵，肖彦梁收起笑容说起了正事。

“没有问题。如果他们愿意留在我们部队，我们欢迎他们，不愿意的，我们会把他们送到国统区。”姜佑行同意了对方的请求。

回到警察局，看见警察们没精打采的样子，肖彦梁心里微微叹了口气。看见局长回来，大家懒懒散散都站起来。屋子里面的人也跟着出来了。

“大家都坐下吧。”肖彦梁伸出手做了个向下压压的手势：“今天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吧？以前我就给大家说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保命最重要，希望大家好好想一想我的话，早一点振作起来。”

正文　第一百二十七章　为何抗日

命最重要！

肖彦梁的确是说过这句话。从昨天起，一进入宪兵队，面对着日军的刺刀，还多人都吓坏了，一年多时间以前的经历又浮现在眼前。

“哦，彦梁老弟回来了？吃过饭了？”正想再说点什么，身后传来张旭的招呼声。

“大哥！”看着张旭满头的大汗，肖彦梁赶紧上前接过他的自行车架好。

“他妈的，看看你们的熊样！不过是进了一趟宪兵队罢了，就跟死了爹娘一样。哼！”张旭看一眼院子里精神委靡的手下，气得骂了一句。

“大家散了吧。”肖彦梁赶紧过来打圆场，拉着他进了办公室。

张旭是刚从家里报了平安过来的。一夜未归，高翠儿也是彻夜未眠地一直等着自己的男人。把事情的经过前后简单地说了一遍，高翠儿才放心地去睡了。

“除了叶克明、德贵送到你家里以外，其他受伤的人都在宿舍里面。并且按照你的吩咐，把我们的其他几个人派到你家里去照顾他们。”张旭把这边的情况说了一下。说起来也是幸运，新加入的五个人，除了刘文武自杀，叶克明重伤以外，竟没有一个被上刑的。

对于刘文武，两个人很是感慨了一番。肖彦梁把戴安平、姜佑行等人的意思简要地告诉了张旭，当然不是征求他的意见而算是一种通报吧。

“大哥，我们去看看受伤的兄弟们吧。”肖彦梁提议。

张旭点点头，两个人来到宿舍。看见局长来了，几个正在照顾伤员的警察没有象以前那样马上站好敬礼，而是投过来一道满是哀怨的眼神。

“兄弟们，大家受苦了。我，我……”肖彦梁不是没有看见手下们的神情，说了这一句却没有再往下说。

“局长，我们没有怪你们的意思。”一个背部受了伤，只能趴在床上的伤员艰难地扭过头说道：“要怪，只能怪我们命苦。他妈的这日本人真不是个东西，说打就打说杀就杀，这日子没法活了。”

话头一开，警察们开始唧唧喳喳地抱怨开了。令他们很奇怪的是肖彦梁、张旭这一回没有象以往那样，对他们的这种“大逆不道”的言论进行制止。

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视察完，已经是下午五点过了。

肖彦梁叫过一个警察，交给他几十块大洋，让他带人去给伤员买点好吃的，也给其他人改善改善伙食。让后和张旭一起回到家。他们准备晚饭后就开始决定那些人留下，那些人走。

回到家的时候，德贵、叶克明已经睡着了，吩咐雷浩出去买些酒菜，似乎有什么默契，肖彦梁他们不说话，其他人也没有说话。几个人竟然一句话没讲，在两个多小时时间里各怀心思，在怪异的气氛中把这顿晚饭艰难地吃完。

“兄弟们，对于这两天经过的事，大家有什么想法和教训没有？”收拾完桌子，肖彦梁终于开口问话了。

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好一会，朱明才狠狠地说道：“日本鬼子不是人，他妈的，死了鬼子兵还要老百姓去赔命。”

“就是，局长，你看我们以后还能杀鬼子吗？”话头一开，司徒云海跟着问道。横边浅的那一招“陪杀令”的确让这些警察感到十分为难。

“朱明，你能告诉我们，你当初为什么要杀日本人吗？”肖彦梁没有回答，沉思半晌，忽然问朱明。

“为什么？”朱明脸色一变，情绪忽然有些激动：“你为什么这么问我？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城人，四年前当了警察。前年鬼子在上海和我们打仗，几乎天天派飞机轰炸，我的爷爷和父母亲被炸死了。不久鬼子占领了这里，我的亲生姐姐为了让我逃走，被几十个鬼子抓住，活活糟蹋死了。我躲在城外，每天只能喝污水，吃草根。直到后来遇上黄局长和张队长带着人出来，便重新加入了他们，当了警察。

回到家，我可怜的姐姐已经被野狗吃得只剩下半边身子了。我原本想算了，国军打不过日本人，输了我无话可说，就老老实实过日子吧。可是去年在许子乡，那几个被大介洋三杀死的共党分子视死如归的气概，以及随后发生的屠杀，我想了很多。再后来德贵家发生的事情，我他妈的算是看透了，你就是当了汉奸，就是对鬼子再俯首帖耳，他还是不把你当人，想对你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原先的想法错了。狗日的，你不杀鬼子，鬼子就要来杀你。不把鬼子赶走，我们别想过日子。

所以后来有一天，明哥带着我们到城外的时候，我们碰见了两个骑摩托的鬼子，其中一人背着枪的刺刀上，竟然挂着一条女人内裤！他们也看见了我们，一边招手，一边大笑，像是干了什么开心的事情。就在他们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明哥突然拔枪向他们射击，枪声一响，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跟着拔枪射击。把一梭子子弹全部打光了。看着两具马蜂窝似的尸体，心里感觉不到害怕，而是说不出的痛快。”

说到这里，朱明拿起酒瓶，对着脖子就是一阵猛灌。

朱明说的，肖彦梁感到很惊讶：“哦？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事？”

“事后我们把尸体和摩托车都埋了，当然没人知道。”朱明骄傲地解释说。

“那一天参加行动了大概就是你们五个人吧？”既然是毁尸灭迹，他不知道这事也是正常的。只是心里一动，肖彦梁笑着随口问道。

几个人相互看了一下，点点头算是承认了。朱明更是竖起大拇指：“局长真是高明，这一点都猜得到。”

“少拍我马屁。这样的事参加的人太少不行，太多更不行。而且我记得有一阵分组外出巡逻的时候，你们几个正好在一组。”肖彦梁苦涩地笑了笑。他说的“有一阵子”正好是清明的那段时间。他又想起了许小菇。

“你呢？”原本向问孙毅的，却看见孙毅在喝酒，便转移到司徒云海身上。

“我是南通人，以前是保安团的士兵，我的父母是渔民。”似乎触及到了他内心不愿提起的伤痛，司徒云海闷了好一会才说起自己的事：

“民国21年（公元1932年――作者注，下同。）1月底，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将军的带领下，奋起抗击，当时的局势非常紧张。我的父母和两个妹妹就在那一年的2月初，在长江上被日本人的商船撞沉了。至今连尸首都没有找到。可怜我那最小的昧妹才九岁……”说到这件惨事，司徒云海忽然捂着脸失声哭起来。

没有人去劝他。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伤心事。哭一哭或许会非常减轻心里面的悲伤。

哭了一阵，司徒云海擦干眼泪继续说道：“那时我就和鬼子结下深仇了。老子就是搞不懂，我们和鬼子在上海打得那么激烈，为什么这日本的商船还能在江面上畅通无阻？为什么这仗打完了，我们却不能在上海、苏州驻军？”

为什么不能驻军，肖彦梁倒是知道。民国21年在上海爆发的1。28淞沪抗战，他也曾经为前线捐了一个月的工资。很多情况只能从报纸上看到。当时在1。28淞沪抗战的前不久，也就是民国20年的12月15日，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集三“主席”于一身的蒋主席刚刚宣布下野，国民政府一团遭，竟没有向上海派遣过增援部队！

后来在5月5日，双方在上海签订了《上海停战协议》（又称《淞沪停战协议》），规定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安亭、昆山、苏州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可进驻“若干”军队。这就是司徒云海说的“不能在上海、苏州驻军”的来由。

肖彦梁还记得，曾经有小道消息说，不派增援部队，是蒋主席的密令。因为蒋主席于民国21年1月11日，在老家奉化溪口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讲话，表示“不可轻言绝交宣战”，中国只能作“外交之抗争”、“经济之抗争”，但“不订丧权割地之条约”，同时防止“不逞之徒”乘机“倾覆政府”。否则“如果对日开战，三天就要亡国”。

联想到国军对共产党的几次围剿都大败而归，肖彦梁此时方才明白蒋主席后来说的话：“民国21年‘一二八’淞沪之战，共匪乘机扩大了湘赣粤闽的‘苏区’，就在瑞金成立所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豫鄂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相互联系，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皖豫七省，总计面积至20万平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慌，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这时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国家面临此两个战争，为了挽救着严重的危机，又一致要求我复职，继续承担困难。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那时，已经应该改口叫他“蒋委员长”了――他在３月６日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

简单地把司徒云海刚才说的向几个人解释了一下，肖彦梁示意司徒云海继续说。

“再后来，十九路军被调到了福建。有一次我跟随我们大队长参加县长的宴会，在喝酒的时候，县长故作神秘地问我们大队长：‘嘿嘿，知道十九路军为什么调到福建吗？’大队长说不知道，那个狗日的县长回答说：‘委员长说了，十九路军那么能打，日本人都打不过他，就调他们到福建打红军去。’我当时那个气，恨不能一枪毙了县长。

过了一年，就是（民国）22年年底，听说十九路军和共匪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议》，发表了《人民权利宣言》，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我们被命令准备集结南下，进入福建剿灭叛乱。

我心里矛盾的很。我想不通，为什么要剿灭一支英勇抗战的军队？他们的所谓叛乱，也就是因为国民政府不抗日，一味退缩造成的。后来没等我们南下，（民国）23年年1月叛乱被平息，我们也解除了警备。又过了一年，我退伍不干了。在这样的不抗日的队伍里有什么好干的？还不如拉黄包车。

（民国）26年8。13淞沪抗战爆发，我想重新参军打鬼子，可是等我赶到原部队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上海上了前线，我当时心里的那个悔，肠子都悔青了。没法子，只好继续拉黄包车。不久，国军大撤退，南通被鬼子占领了。进了城，鬼子到处杀人抢东西，我就咽不下这口气，找准机会，用家里的菜刀杀了三个闯入我家的鬼子。当然我也没敢出门，出门肯定被打死。后来局势稍稍换了一点，鬼子又四处抓民夫，给他们挑东西，往东边走，就这样，我也被抓了。

沿途走的都是日本鬼子，和他们一起的还有我们这些大量的民夫。路边上到处是尸体，有被奸杀的女人，有被撕成两半的孩子。看得多了，也就麻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