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什么，放它们吃草罢咧，”老人说，“这一带，哪里有好草，我都摸得清，冬天又没事儿，一出去就是一天！”
“村里的农会组织起来没有？”高庆山问。
“正在写名儿，”老人说，“他们推我当什么主任，我说叫别人干吧！”
“大家既是推你，你就担任嘛！”高庆山笑着说。“那不叫人家说我是凭着儿子的威风？”老人说，“我看你们也不一定能成事。”
“为什么？”高庆山问。
“你们的家伙不行！”老人说，“只就眼面前的东西来说，日本人有飞机大炮，你们就只有一些坏枪和土造。”“只要打起来，我们就什么也会有了，”高庆山说，“红军的历史就是这样，起先什么也没有，越打人越多，武器也越好，地面也越大。打仗，就是革命发家的本钱。不要只看见日本人的飞机大炮，除去这个，他就什么也没有了。他们是在侵略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侵略者能在别人的国家土地上，长久站住脚的。他们都是凶猛的攻进来，凄惨的败回去，侵略行为，是一种天大的罪恶。日本，现在正做着甜梦，等我们打的他醒过来，他会来不及后悔他眼前命运的悲惨！我们的部队，是在保卫自己的国家，打走进门的强盗，我们的战士们都是勇敢的，会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不提武器，你们的人也不行。”老人说，“十年前那回，你记的，人马多么整齐！现在哩，不用说队伍里乱七八糟，就按地方上说吧，子午镇的妇救会主任是高疤的媳妇俗儿！春儿和她搭伙计，还当她们的下手，我已经告诉秋分，叫她说给春儿一声，不和这些烂货在一块工作，她干，我们就不干，日子长了，还洗不出好歹人来了哩！”
“不能那么宗派，”高庆山说，“革命会把一些人变好的，没有天生的坏人。”
芒种笑着说：
“大伯不愿意干就叫他老人家歇歇吧，老老搭搭的了，管起事儿来，也不见得行！”
“你说什么，芒种？”老人一拧脖子红着脸说，“你说我老了？我看我一点儿也不老！
你这小人家，敢和我这老人家比试比试？是文是武，动手劲还是动心劲？做庄稼活，我不让你一锄一镰，论打枪，你才几天，毛胎孩子，我闭着眼也比你瞄的准！”
“那为什么一提日本人，你就那么胆小，连个农会主任也不敢承当哩？”
芒种背着脸偷偷笑着说。
“我怕日本人？”老人说，“等他们过来叫你看看吧！我不敢当农会主任？
这不是说，五龙堂的农会要不是我领导，那才怪哩！”
秋分回来了，怀里抱着纺车，上堤坡就问：“到家也不进屋，吵什么哩？”
“说笑着玩儿哩，”高庆山说，“怎么，下岗了？”
“到了钟点儿了！”秋分笑着说。
“什么钟点儿？”高庆山问。
“东房凉儿，”秋分说着推开门，“一家站二尺！快屋里去吧。”
“我还要到子午镇去！”高庆山推起车子来，芒种在堤坡上翘起一条腿，先飞下去了。
秋分送了几步，小声问：
“晚上你家来睡觉吗？”
“不回来了，”高庆山说，“情况紧一点，工作很忙。”
十九
高庆山和芒种奔子午镇来，子午镇的街上，除了集日，就冷冷清清。
高疤的几个特务员正在二丰馆门前吵嚷，一见高庆山过来，“喂！支队长！”
吹一声口哨都溜到里边去了。等高庆山走过去，又一个个跑出来，小声叫住芒种：“伙计，一会儿上这里来呀！有酒有菜。”
芒种笑了笑，就领着高庆山奔俗儿家去了。俗儿家在西头路北一条小胡同里，白板门儿大开着。芒种先进去，望着窗户喊：“高团长在这里吗？”
她家的窗户顶漂亮，新糊的雪白粉连纸，中间用狗牙的红纸，镶着明亮的玻璃。俗儿在玻璃里一张，就出溜下炕跑了出来，她的小红袄儿松开脖项里的钮扣，绣花鞋没提上后跟儿，盯了高庆山有抽半锅烟的工夫，就张开红嘴唇儿笑了：“支队长呀！你可轻易不来。快到屋里，车子就靠在那里吧，没人敢动！”
高庆山站在那里说：
“高团长哩？”
“不在家。”俗儿说，“你们先屋里坐坐，有现成的热水，擦擦脸，喝碗茶。你看身上这土！”她说着跑回屋里拿出一把红绸结成的摔子来，拍打着芒种的身前身后。小声笑着问：“这还是春儿给你做的那双鞋？好模样儿，好活计儿，你回头不去看看她？”说的芒种红了脸。
推脱不过，高庆山只好跟她到屋里去。这房间，和外面土墙草顶的宅院，十分不相称。
它明亮，温暖，充满女人头油香粉的气味。这个环境，对从雪山草地走过来的高庆山，非常生疏，他坐不下去，像叫毒气熏着。
俗儿热心的，忙茶又忙水，还要烙饼炒鸡蛋。高庆山说：“都不用，你把高团长请来吧，有些事情和他谈谈，我们就回去了。”
俗儿说：
“他要是上别人家去，我早就给你去叫了，子午镇这条街，还有我去不到的地方？可巧我刚和这家人吵了一架。”
“是谁家？”芒种问。
“对了，”俗儿说，“你去吧，他就在你们当家的田大瞎子那里！”
“他到那里去干什么？”芒种问。
“谁知道？”俗儿拍拍手说，“田大瞎子那个白眼狼，左一趟右一趟，请高疤到他家坐坐，我不让去。今天他家来一个什么客，又叫俺那糊涂爹来说，死乞白赖的拉他去了。”
“什么客，从什么地方来的？”高庆山一直留神听着，仰着脸问。
“气得我也没顾着问。”俗儿说，“芒种，你快去叫他吧！”
芒种望望高庆山。高庆山想了一想说：
“不要去叫。我们先到别处转转，等一会再回来吧！”
俗儿说：
“晌午的时候，你们务必回来！”
从小胡同穿出去，就是村北野外，高庆山低头走着，他的脚步有些沉重，迎着北风走了老远一截路，才回过头来说：“芒种！我考考你，你说田大瞎子叫高疤去，是为了什么？”
芒种说：
“反正没好事！”
高庆山说：
“这个村庄，有人暗里和我们斗法。田大瞎子是拉拢高疤，今天这一顿饭，轻着是进行离间，重着是要煽动高疤叛乱！”
“那我们怎么办哩？”芒种问。
“我们要估计到这个情况。我不叫你出面去找高疤，那样做，会更坏事。
对高疤我们还是要争取教育的，在子午镇这个环境里，他就会坏到底。你说对不对？”
“对。”芒种笑着说，“整天躺在俗儿那个小暖洞里，再受着点反革命的挑拨，谁还有心思革命呀？”
高庆山也笑了。他更喜爱眼前这个孩子了，这孩子，经过党的教育和本身的战斗经历，会成为一个亲近可靠的助手。
他说：
“我们到地里去吧，和那些做活的老乡们谈谈！”
“那我们就找老常去，那边使着两个大骡子耕地的就是他！”芒种说。
正北不远，有一个中年以上，穿蓝粗布短袄，腰里系着褡包的农民，一手扶着犁把，向外倾斜着身子，断续的吆喝着牲口。两匹大骡子并排走着，明亮的铧板上翻起的潮湿的泥土，齐整的像春天小河的浪头，雕匠刻出的纹路。芒种说：“老常真是一把好手，耕出地来，比墨线打着还直！”
“可惜是给地主做活！”高庆山说。
“老常哥！”芒种喊了一声，“我们在地头上等你！”
把手里的缰绳轻轻一顿，老常站住了。随后就轰着牲口耕到地头，回过来，按好犁杖，拉着芒种坐在地边上的小柳树下面。
“这是我们支队长！”芒种给他指引着。
“那些年见过，”老常笑着说，“方圆左近的人，谁不知道他？”
高庆山过去扶着犁杖说：
“老常哥，我给你耕一遭吧？”
老常说：
“我知道你也是庄稼人出身，可是这牲口不老实，有点认生人！”
“不要紧！”高庆山笑着拾起缰绳，扶正犁把，吆喝了一声。这是农民的声音，牲口顺从的走下去了，高庆山回头笑了笑。老常说：“真有两下子，没怨能带兵打仗哩！”
耕了一遭地回来，高庆山也和他们坐在一块，说：“子午镇有多少长工呀？”
“大二三班，一共有十六七个哩！”老常抽着烟说。
“你们该组织一个工会。”
“该是该，”老常说，“就是没人领头操扯哩！”
“你就领头呀！”
“我？”老常笑了笑，“哪里有工夫呀？吃人家的饭，连睡觉的工夫都是人家的！再说，当家的也不让你去掺合那个呀！”“这不是当家的事，他管不着。”高庆山说，“把工会组织起来，我们工人就团结的紧了，学习点文化，脑筋也就开通了，我们是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坚决力量，我们要参加村里的工作，有能力还可以当村长哩！”
“当村长？”老常笑了，“咱可干不了。自古以来，哪有长工当村长的？
把吃喝改善改善，多挣点工钱，少干些下三烂子活儿，就心满意足了！”
“在工作和战争里锻炼。”高庆山说，“把日本打出去，局面大了，省长县长，也会叫我们当的！”
“好，我回去串通串通。”老常说着站起来，“我不陪你们坐着了，叫当家的看见了，不好。”
回到俗儿家里，高疤已经回来，喝醉了，倒在炕上，没法正经的谈问题。高庆山对他说：希望他赶紧回去，什么事情也可以商量，就和芒种推车子出来。
俗儿拦不住，送到大门以外，抓住高庆山的车子把说：“支队长，我问问你：为什么一定叫高疤去学习呀？”
高庆山说：
“有机会学习，是顶好的事。在我们部队里，上上下下都要学习。他不抓紧学习，过些日子，下级学习好了浮上来，他就得沉下去。学习，是为工作，也是为他好呀！”
“他想不通。”俗儿说，“等他回去了，你这上级该多教导教导他！”
芒种插进来说：
“还是你晚上多教导教导他吧。对于高团长来说，你的话，恐怕比上级还有劲儿哩！”
“你这小嘎子！”俗儿笑着撒开手。
走到河口上，春儿又在后面追来了：
“姐夫，姐夫，停一停！”
高庆山停下车子，回过头来问：
“你这是慌慌张张干什么呀？”
“我来送送你，”春儿喘着气说，“怎么到了子午镇，也不上俺家去呀？”
“你不是来送我。”高庆山笑着说。
“你看你！”春儿笑了，“不是来送你，是来送谁呀？有要紧的事情和你商量：我们妇救会派了田大瞎子七双鞋，他不应，叫狗追我们。这还不算，他女人今儿个又放出大话来，说高疤和他家相好，文班里有人，武班里也有人，就是不怕我们这帮穷闺女！你说，到时候，他不交鞋怎么办？”
“到时候不交，你就到县政府告他！”高庆山坚决的说，“我看出来了：不把这封建脑袋往矮里按按，这村子的抗日工作，不能抬头！”
“你算说对了，”春儿说，“人们还是看风色，望着田大瞎子这个纛旗儿倒不倒哩！姐夫，我们去告他，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呀！”
“不是我给你做主，”高庆山说，“是革命的时代给你做主！”
二十
这些日子，冀中平原的形势，紧张起来。日本人顺利的爬过黄河以后，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它的脚踝上，狠狠插上一刀，并且割向它的心腹。起先，它没把吕正操这个名字放在眼里。这个年轻的团长，在整个国民党军队溃退南逃的时候，在大清河岸，抗命反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这场挺身反抗的战争，扫除了在军民之间广泛流行的恐日情绪。部队损失了一半，青年将领并没有失望，他和地方上共产党组织的武装结合起来，在平原上坚定的站住，建立了一个光荣的根据地。当日本人明了吕正操竟是一个共产党的时候，才深深恐慌起来，它布置向冀中平原进攻，沿平汉线增加了部署，在北线，进占了河间，威胁着高阳。
冀中人民热情支援抗日的部队，农民们做的鞋都交上来了。春儿一双一双的检验，有的布料和针工好一些，有的使块旧布用锅底的黑烟子染了一下，在鞋底儿里衬些草纸。可是，这些青年妇女们都很高兴，她们这是第一次给卫国保家的战士们做的针工。她们第一次给家庭以外的人做活，这些人穿上她们的针线，在战场上抗击进犯乡土的敌人。她们在夜晚丈夫和孩子睡下以后，掌起灯来做到鸡叫。她们在货郎担上选择顶好的鞋面，并且告诉掌柜：这不是给自己的丈夫做，也不是给自己的孩子做，是给抗日的军队做的。
她们手里扬着鞋面回家，就像举起小小的一面坚决抗日的旗帜。所有的人望着她们，她们自己觉到了荣耀，在众人心中引起了钦佩。
做好鞋，她们手托着送到春儿家里，活路差些的就叫自己的婆婆代替送了来。春儿称赞了这些年轻的伙伴们，也拿出自己做的一双，请她们批评提意见。自然那是全村拔尖的顶漂亮顶坚实的一双。妇女们都说：“送到军队上，谁挑了春儿这一双，谁算有福了。该把你的名字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