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系统的特种工作队，尚有“人民服务总队”属邓文仪的国防部新闻局，“绥靖总队”属国防部第二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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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八一九防线
战争进入第二年（和谈破裂），共军反守为攻，国军精锐，象见到太阳的坚冰，快速融化。
毛泽东“宜将胜勇追穷寇”＇1＇的战略，就是看准蒋的弱点，不让南京有喘气的机会，由内线进攻，加速蒋氏王朝的崩解。
等到后来，蒋看到事态之严重，承认经济战场上，也遭受挫折，已生命垂危，再无法挽救了。
据董显光说：一九四八年夏间，印刷纸币的费用，已经赶不上货币的兑换价值。＇2＇从社会经济的实情去了解，假定，以国立大学的教授收入作例：“胜利初期的教授收入，约等于战前的十分之一；如以银元来计算，约等于十五元上下，到了发行金圆券的前夕，我们的收入，只等于银元五、六元左右了。这份薪给，比之战前女工，还差了一半。”＇3＇这是一位教授的自述。再从当时流行的钞票面额来看，一九四八年的七月十九日，二十五万元的关金大钞开始问世了，法币的发行量已是战前的二十万倍，物价的涨度为战前的三百九十万倍，物价上涨的幅度，如此巨大，可真是“法币的末日”了。
造成这样严重情势的因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外在的压力，是中共的控制地区，日益扩大，到这年的六月三十日为止，解放军已经控制了二百三十五万平万公里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超过一亿六千八百万。国库收入（田赋）锐减，但军费相反地直线上升。赤字成为天文数字。
国府更大的困扰，每失一地，即产生成千成万的难民，即这些人内心里拥护国民党，恐惧中共的“解放”、“翻身”。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的统计，此项无家可归的难民人数，共达两千万之巨。政府无法坐视，需予人道救济，因而益增财政上的沉重负荷。
“无粮不聚兵”，早是支援战争的先决条件。但是，中国在战争中，已长期失去生息喘气的机会，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从事剿共战争，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对日抗战。国共内战，又持续数载，民穷财尽，筋疲力竭。
美援是当时南京政府的唯一希望，而美援却不是那么说来即来。华盛顿夹带着附带条件，那就是：国民党先要自助，着手政治革新，推行民主运动，才肯慷慨解囊。
华盛顿的观点，并不全错，但也不全对，它不能用施舍的态度，无条件地送钱送枪送炮，希望每一分钱花下去，有一的钱的功效。然而，客观事实是，国民党已经病入膏育，再猛的药物针剂，短期间，亦无法使它恢复健康，进而生机勃勃。
至于陈伯达所说的“四大豪门”等等，和真实情况，并不全部符合。
谁当财政部长，谁也没有办法，唯有“凭了印刷机，把法币象洪水似的天天泛滥出来”，应付急需。其后果是“一方面冲淡了人民原有币值的购买力，一方面更以最强大的购买者资格，把都市的与农村的物资囊括而去，生活物价飞涨，币值日降。” ＇5＇
渐渐地，灵符失灵，“举国已成法币世界，都市大宗买卖早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社会普遍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又已恢复银元往来，物物交换风行各处。”法币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贮藏手段的机能。”＇6＇换句话说，国府的财政经济和军事一样，面临崩溃的边缘。
法币既陷在解体的过程中，改革乃变为官民上下一致的呼声，甚至“改得好，当然要改，改不好也要改。一次改不好，可以再改，多少让人民能够喘一口气来。”＇7＇
改革早在酝酿，下决心见诸行动，却等到一九四八年的八月。
七月下旬，蒋在莫干山，召集他的高级经济幕僚，频频举行会议，京沪报纸盛传，币改如箭在弦。七月的最后一天，蒋突飞上海，在沪举行会议。八月十三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京前往牯岭，晤蒋会谈，于是订名为经济紧急处分方案的新政策，始拍板定案。
八月十八日，蒋下山返京。第二天，明令公布币改内容。第三天，蒋、翁（文灏）联合招待民意代表及京沪银、钱业，同日宣布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二十一日，发表俞鸿钧和蒋经国的新任命。行动迅速和敏捷，显示政府的决心，非打赢这一仗不可。＇8＇
方案的条文甚多，归纳起来，不外下列四大项目：（1）自八月十九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十月二十日前）收兑己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2）限期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于九月三十日前，兑换金圆券（其后又将限期延至十月三十一日），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持有者严办。（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4）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
紧急处分令，系总统根据宪法临时条款所授的权限，即西方所谓的Mandate，无需经过立法院的立法程序，和美国参议院在东京湾事件后通过的越战授权相同。
南京不惜孤注一掷的决心，从八月二十日《中央日报》的一篇社论可以看出来。文章说：
“社会改革，就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抑制少数人的特权。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过去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把这个割盲肠的重任交给经国，任上海经济督导员。蒋先生实在没有别的王牌可打，只有太子于满朝文武中，赤胆忠心。而经国自己也颇具自信，咸认“认真实行”，即能“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贯彻新经济政策。”＇9＇
经国的信心，来自他的潜意识，列宁十月革命以后的困难，不就被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们消灭了吗？他很自负地说：“假使将这个政策看做是一种社会革命运动的话，同时又用革命的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这一政策，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10＇
然而，民间舆论，却向他大泼冷水。
上海出版的《经济周报》，带着严重的失望，在社沦中写着：
“不知是故意还是无知，政府的经济措施，却始终认为：无中可以生有，对人民始终没有放弃玩弄那一套无中生有的把戏。”＇11＇
香港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断言：“这是临时的镇静剂，可以缓和经济的贫血症，却不会有长久的功效。”接着说：“中国的一般情势是绝望的，蒋和翁的申明，已不再隐匿其严重性。”＇12＇
美国出版的《华盛顿邮报》更有直率的评论：
“由于内战关系，军队的人数日增，任何方式的币制改革，在此时提出，都将注定失败的命运。而且，除了内战以外，其它足以使这个改革能成功的条件，亦不具备。这些条件是：强有力的政府，有平衡的预算，健全的赋税制度，现在我们所能寄于希望的，莫过于此新出的金圆券，勉可通行一时。
负责拟订这个改革方案的是发明四角号码的王云五财长。据王乐观估计，币改后，政府的总支出，约为三十六亿金圆券，税收在按战前标准调整以后，可得二十五亿，赤字仅及十亿。弥补的办法，可以靠出售国营事业（棉纺厂公债），美援物资，以及增加侨汇。”＇13＇
经济学家，则大不以为然，“税率按战前标准调整后，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真正征得到手的（两个月是一个很乐观的估计）；但支出却不能等待，假使在调整税收所需期间，物价继续增加，开支的数目也必与物价等比增加，一切岂不都成泡影？”＇14＇
国营事业，经过官营的结果，早是烫手的蕃薯，民间收买的兴趣，微乎又微。而出卖公债的可能性更小，升斗小民，公教人员，有心无力，大商贾对飘摇毋定的局势，缺乏信心，有力无心。
侨汇的增加，有其一定的幅度，无外力可使；而且，统计数字显示的结果，一丸四八年较一九四七年，更为减少。
基于平衡的理想，政府希望今后在节流开源方面着手，具体的措施是增加出口，减少浪费，撙节外汇。这个说法，其实是信口开河。战争一天不停，战争的机器，就无法停止，这些燃料滋补从哪里来？当然，要靠外汇，而撙节又从何说起？
王云五最大的如意算盘，希望美国拿出五亿美金作后援。王特别专程赴华府，但是杜鲁门政府给他吃了闭门羹。
经国带着他“新赣南政冶”的资本，调来了“戡建大队”，向渔管处借调一部的旧干部，在上海中央银行内，设置办公室，就杀气腾腾地，打起老虎来了。
照政府公布的物价管制办法，规定所有货品，必须停留在八月十九日的市价上，即官方称谓的“八一九防线”。管制的目的，打击投机市场，“革上海人的命”。
在经国的统一指挥下，二十三、二十七两天，上海市六个军警单位（金管局、警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江湾以及京沪、沪杭两路警察局）全部出动到全市市场、库房、水陆空交通场所，进行搜查。命令“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
七十天的经改，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八一九”到十月二日，是第一阶段；十月三日抢购开始，到该月三十一日，行政院通过议案，放弃限价，是第二阶段。
最不愿意和太子合作的，当然是上海的财阀和“教父”，要是他成功了，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其次是国民党内部的官僚集团。
经国上任不到三个礼拜，派系斗争的裂痕，已由里层而表面。南京消息，宣铁吾将调衢州绥靖副主任，遗缺由经国继任，宣表示“今后经国兼任司令，经管工作当能愈和各方面配合，加强管制力量”就是一付酸溜溜的口气。
跟着吴国桢市长，也跑到南京，向蒋递辞呈；社会局长吴开先，公开和太子冷战；上海的官僚势力，组成联合阵线，和蒋对抗；内争一升级，外侮自然会加剧。＇15＇
第一个向经济紧急处的命令挑战的，是轰动一时的陶启明案。陶任职财政部秘书，利用职权，泄露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结果案破服刑。这是对经国办事的决心，初次考验。杀鸡警猴，为中国自李斯以来，严刑峻法，借以慑服人心的原始法则。
随后送命的有上海警备部科长张亚尼、官员戚再玉（警备部第六稽查大队长，勒索罪被杀），因囤积而处死的有王春哲，入狱的包括巨商大户共达六十四名。这在上海那个“有条有理—有金条有道理”的世界，几乎是无法想象的。经国要建立法律权威，要铲除恶势力，的确很给望治心切的上海人民，不同凡响的观感。外国记者把他形容为“中国的经济沙皇”，中国人称为“雍正皇帝”。
有些手段，连经国自己都认为“多少是不近人情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一家鞋帽公司，因标价超过了“八一九”，被罚一千元，老板托人说项，蒋的答复：“好好！看你的面子，加罚两千元！”令出法随，铁面无私，固是好事，从纯法治的观点看，未免有些近乎即兴主义。
但经国是下定决心，和上海的财富集团，拼个你死我活。在那篇《上海何处去》的演讲词里他向上海的商人，下达了“哀的美敦书”，他说：
“在工作的推进中，有不少的敌人在那里恐吓我们，放言继续检查仓库办奸商，将会造成有市无货，工厂停工的现象。不错，假使站在保持表面繁荣的立场来看，那是将要会使人民失望的。但是，如果站在革命的立场来看，这并不足为惧，没有香烟、绒线、毛衣、绸缎，甚至猪肉，是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相信，为了要压倒奸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的生活，上海的市面，是绝不畏缺华丽衣着，而致放弃了打击奸商的勇气，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16＇
接着他疾言厉色的警告他的敌人说：
“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编，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的惩办，戚再玉己经枪毙了，听说不久的将来：还有类似的人，也要得到同样的命运；这就是对于身为官吏的人的警告……。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我们对于这两敌人，决不能放松一个，要同样的打，一起的打。”＇17＇
由戡建队喊出来最响亮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所揭示的四大工作目标，也提出“打祸国的败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