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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能梗著《外交生涯回忆》，香港《新闻天地》周刊（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三——二十日）。
＇7＇ 据前中央社东京分社主任李嘉告诉记者经国和方良的婚姻，并不和谐，夫妻勃谿，蒋方良即欲带着孩子回苏联，经国一怒，把桌子都揭了。当然，这是早年的事，后来蒋方良爱上方城之战，她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牌桌上了。一九五0一一九六0年间，牌搭子悉由当时任“台制”厂长的龙芳安排。
＇8＇蒋经国著《我在苏联的生活》。
＇9＇ 纬国到香港接船，是他自己告诉台湾驻港记者的，在坐的有《中国时报》华府特派员傅建中，《联合报》的施克敏和丁中江。据纬国将军一九七O年九月七日给本书作者来信“家兄十六岁离国赴俄求学时，我仅十岁，及家兄返国已是抗战之时，我在前一年出国……。”查核资料，蒋纬国去德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和他的来信日期矛盾，故持前说。
＇10＇文章日期已不详，刊于一九八二年《大公报》“人物志”栏。
＇11＇同＇10＇。
＇12＇ 同 ＇10＇。
＇13＇曹聚仁著《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一九五0年出版。
＇14＇蒋经国著《一位平凡的伟人》，收入《风雨中的宁静》，第83页。
＇15＇同＇14＇。
＇16＇同＇10＇。
＇17＇同＇13＇。
…………
7蒋青天
溪口的风光，母子团聚的温馨，那分宁静淡泊的乡居生活，和过去十二年的风风雨雨，颠沛流离的日子，判若天壤。
不过，这里的一切，对归隐林泉，不问政事的老年人，较具吸引力。经国正居壮年，国家民族复临生死存亡的战斗。保卫国土，消灭日寇的怒吼，震撼着每一个角落，中原板荡，志士归心。
杭州湾北岸的京沪三角洲，已铁骑四布，钱塘江南岸的沦陷，只是时间间题。经国的求知欲再强，他怎么能置身事外，专心读书呢？
父亲为国事废寝忘食，可忘不了安排儿子的出处。按道理，这颗棋子，应为李、白集团的黄绍竑所顺手捡去（黄时任浙省主席），诚如曹聚仁所说：“有政治头脑，但缺少政治敏感”，现成的政治资本，顺水的人情，就被眼明手快的政学系捷足先登了。
这时候江西的封疆大吏是熊式辉，在蒋先生面前，甚得厚宠。他是很了解蒋先生心思的，提议经国到江西去，那真是太合孤意没有了，何况蒋一向分外重视江西，和中共五年的厮杀在江西，新生活运动，肇始于南昌，庐山训练团在江西，经国自己，雄心勃勃，也表示喜欢到最艰难的地方去，＇1＇亮亮他学回的一套苏联本事。
初试锋芒的第一个职务，是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处长廖仕翘），他在列宁格勒的确学过军事，不能说是门外汉。然而，从少尉跨到少将，步子大得离奇。尤其，他在中国军队里，没有半点经验。中国官场的不上轨道，和制度的浮泛，的确是十分可笑的。
经国到江西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的春天，＇2＇国民政府撤到武汉，济南、太原相继失陷。但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获得大捷。副处长是个空头，实权且握在熊斌（熊式辉的侄儿）手里，熊怕公子闲散，一度派蒋兼任“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可是又防范他“抓行政干部，侵蚀政学系的基础”，因人设事，乃在江西临川设“新兵督练处”，直属江西保安司令部，任务是轮流调训该省保安团队。
经国的处长职位，在位极短，且兼任过江西伤兵管理处长，却留下令人刮目相看的名声—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士兵们生活在一起，同住宿、同起床，共同吃大锅饭，官兵一体，亲如家人。
翌年三月十八日，经国三十岁生辰那天，熊式辉改派他为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选定这个好日子，为太子加官晋级，政学系的高度政治艺术，的确非同等闲。六月，兼任赣州县长。＇3＇
据曹云宾《赣南忆旧录》的记载，熊调蒋去当专员的内情，是怕蒋“和杨遇春一起率领保安团上庐山打游击。”＇4＇
专员这个位子，从权力的意义出发，位高权不大，对所属县长，能督察不能指挥，在省与县间，担任的是承上启下的职能，相当于明清的兵备道。
赣南当时的情况，泰和＇5＇的政令往往鞭长莫及，是江西的化外之区。熊式辉的妙着，假使经国都对付不了，就莫怪熊某无德无能；经国有办法对付，熊也沾光。
专区辖赣县、南康、信丰等十一县＇6＇面积二万三千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新英格兰马萨诸塞州的大小。略逊台湾，仅及台湾的三分之二，但台湾的人口，超过赣南十倍。位置在江西省的南部，境内多山，和湖南、福建交界地区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山脉，天然条件成为理想中的游击根据地。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在“平江起义”失败后，即选定湘、赣毗邻的井岗山，作为根据地。一九三一年“中华苏维埃”成立，中共中央的首脑中心，即设在距赣州不远的瑞金。赣南的大部分地区，直到一九三五年，均为红军所控制。
先天条件下，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加上四年的国共对峙，“围剿”冲杀，悲惨情况，全国之冠。
地主们受到中共败退的鼓励，重新回到家乡，掌握农村封建的旧势力；官僚军人勾结，以搜括为本位，形成新的残民政治基础。
如果简单地勾画，赣南的丑恶图画，大概是这样的：官员们贪污腐化，非但不是社会秩序的建立者，而是破坏的先锋；捐税任意征收；兵役成为公开买卖的行为；烟馆和赌馆在官吏们的掩护下开设，械斗可以公开进行：人民中的大多数是文盲，对于政治的认识，依旧停留在绅权和神权的阶段。
地方豪绅的嚣张，可以经国的前任刘已达做例子：“曾被地方上霸绑架”，土皇帝刘甲第，妻室上街，后面跟着马弁保镖。新官上任，要是他不肯点个头，专署衙内的太师椅，就别想坐牢。
仔细分析，中国的地方政治，本来就是官绅合治的局面。绅权伸张，正反映着治权的削弱。各地方的刘甲第，不知凡几，有两位县长，因为和乡绅作恶，曾被绑架，受到戴着高帽子游街的侮辱。人民痛恨官吏，把官员捆着殴打是常事，有位保长，因执行征兵公务，而遭到身首两处的报复。
产生上列现象的原因，罄竹难书。治权未获有效恢复，封建余毒盘根错节，法律不健全，人权受践踏等，应是主要症结。
以俄国做样板，赣南暗无天日的程度，还会比沙皇尼古拉斯时代更黑暗吗？经国既受过社会主义的洗礼，抱着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一股战天斗地的干劲，简直就是不怕老虎的初生之犊。那句“建设赣南即建设江西乃至建设新中国伟业之一部门”的口号，何等气慨！
经国上任的专署，仅有一所破房子（专员公署设赣州城西西津路米汁巷口），连一支笔都没有。大概被他的前任搬空了。好在中国的事，有个印信，有些枪杆儿，那就象征着权力之所在。
政治的艺术，就在乎懂得如何运用权力。权力用得恰当，没有不肯和官府合作的人民。经国比他父亲高明之处，是从苏联，他学到了群众运动的妙处，他学到了辩证法，活学活用，搬到中国，人民的观感焕然为之一新。
下令禁赌、禁烟、禁娟，而且令出必行，禁得十的彻底。赣南的一位盐务处长的太太，偏不信邪，结果被判在赣县中正公园的阵亡将士前，罚跪三天，兼做苦工六个月。另有一位大山头－－国家银行的主管内室打牌，以武装守卫，被专员抓到了，守卫的士兵一概枪决。某富户的独生子，因烟毒违禁，判处了死刑。
他喊出很多动人的口号：“我们对赣南的浓厚封建力量，毫不留情持极严格的手段，用坚决的革命手段去打击他们。”所谓“封建力量”包括流氓，地痞、土豪、劣绅。经国认为，他们是“建设新赣南的敌人”，非打得落花流水，威风扫地不可的。
曹聚仁的评语：“许多顽强的恶势力，到了他的面前，竟乃冰山立消，说来近乎奇迹。”
其实，说奇不奇，中共取得政权后，用相同的方法，连上海那样复杂的环境，仅几个回合，黄金荣那样的牛鬼蛇神，就恭顺地大现原形，象喝了雄黄的白蛇娘娘。
经国的声名，上窜得很快。尤其在纯朴的农民心目里，他变成了现代“施公”、“包龙图”、“蒋青天”，有关他的轶事传闻，经过穿凿附会，好比是活神仙。
他提出的革命理论：“革命的成败，绝对不是决定于演说或议论，而是取决于两个对立力量的生死斗争。”但是，赣南的反动势力，并没有象经国说的那么严重，在斗争形势上，是不成对比的，他的前一句话倒说对了，说中了国民党政权的通病—“只说不练”。
经国的作风，国民党人看起来，很不习惯，认为师承共产党。譬如，上任以后，以身作则，不准乘坐公家雇用的三轮车。看不惯旧官僚养尊处优的习惯，短装草履，在黑巷、在农村巡行。遇到民众，哪怕在农田里、商店内，话匣子打开，天南地北，任意交谈，目的在了解人民的困难，和解决他们的困难。以一九三九一－九四O年年度为例，一年跑了九百英里，绕赣南三次，顺口说得出专区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最难得的，他一直保持这个传统，甚至，相隔四十年，在台湾就任行政院长、总统之后。
鼓动风潮，制造舆论的重要性，国民党人似懂非懂，经国师承列宁、斯大林，对掌握宣传工具这方面，想到做到，毫不含糊。
他的老部下蔡省三夫妇说：
“赣州当时是内地的小城市，人口不到十万。蒋专员到任时，已经有两份地方报纸。一份《赣南民国日报》，是江西省党部在赣南地区的机关报，另一份商办约《三民日报》，它们有各自的背景，要这种报纸替蒋专员随心所欲的宣传，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蒋经国立即创办自己的机关报．名为《新赣南报》。这一来，就把蒋专员‘建设新赣南’的口号传播开了。”＇7＇
除了报纸，尚有通讯社—抗建通讯社、新赣南出版社、新赣南书店和《江西青年月刊》等一系列文的事业，俨然是重庆国民党中央的规模。上台的第二年，正式颁布“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提出“五有”＇8＇的宏远理想。誓言要“在极短的时间完成大量的工作”，“用很少人来发动几十几百甚至于几万几百万人来工作。”
在经国所为的“良心政治”下，赣南的变革，有目共睹：
．教育建设。出现中华新村，从托儿所、幼稚园、小学，到正气中学，一系列的教育设施，先后面世。着眼于智力开发，人力投资。
．社会革新。公布集团结婚办法，破除乡民铺张浪费的习俗。设贫民食堂，收留流浪无依的儿童。办新人学校，帮助犯人增进就业技能。
．经济政策。经国采取的是统治式的经济。战时纸币贬值，通货膨胀，人民遭殃，政府束手。专署成立了新赣南合作社和交易公店，把各种日用品，如油、盆、米等统制起来，定量出售，一则打击谋暴利的商人，＇奇。ｃom书＇一则使赣南人民免受通货飞涨的生活威胁。
．干部训练。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方针，经国牢牢记住。他自己认为“干部应当是黑暗中的明灯，狂流中的砥柱，负有转变社会风气的责任。”于是，赣南的“黄埔”、“抗大”，在虎岗开办。他全神贯注，兢兢业业，和青年们冒朝雾，踏晨曦，一起升旗，一道赤膊跑步。大门口的木牌写着：“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
单凭这张成绩单，已够中外瞩目了。《大公报》的一篇报导，客观公正，最能反映赣南的情况：
“新赣南的除旧布新工作，是到处可以看出来的。在四华山，从前有十八个班子的妓女，大烟和赌博，吸尽了矿工们的血汗，时疫病苗摧残了矿工们的生命，新赣南矿工福利委员会是针对着这些事实而设立的。……高利资制度，已给合理的货款制度打倒了。俱乐部、图书馆，成为矿工们工余的乐园。以前专医花柳病的医院，现已成相当规模的诊所。这些成绩，当然还要感谢当局的努力。四华山的变，不过是新赣南的一小片段而已。”＇9＇
外国报纸，对国民党政权观感的好坏，人尽皆知，这是董显光主持的国际宣传处都一筹莫展的。但是，说公道，他们真公道的很，赣南的一切，马上引起洋人的注意。
《科立尔》杂志带头，一九四三年七月，刊出文章，题为《小蒋建立型模，作为新中国未来的范例》（Gissimo is Building a Model State as anExample for New China）。＇10＇
《纽约时报》记者阿德金森（剧评家）专程去赣南实地采访，同年十一月五日，刊出《赣南建立民治的目标》的特写。文章说：“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