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流血满地球”，迟早一天，连皇帝的脑袋也是要砍的。这样幼稚的做法，似乎从一开始，就决定变革矛盾的激化，决定了这一场变革必定会流出殷红的血。
第十章 梦醒时分（5）
从总体上看，李鸿章并不赞同康梁的思想，并且认为康有为他们的举动太天真，群情激愤之下，难免心浮气躁，很容易把事情搞砸。但李鸿章从内心里对康有为他们的主张一直持敬重态度，尤其是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这方面，李鸿章与康有为有着相同感受。李鸿章也认为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了。不同的，是怎么变，变成什么样。在骨子里面，李鸿章是怎么也不愿意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的，李鸿章一直是一个极其自尊的人，不仅仅是个人的自尊，也有着中国文化与传统的自尊。在贤良寺的那段时间里，虽然康有为和强国会因为甲午战争和《中日马关条约》的事曾经把李鸿章骂个狗血喷头，但李鸿章还是主动跟康有为联系，并且派人给强国会送去了自己私人的2000两纹银。但李鸿章因为《中日马关条约》的事在当时的名声毕竟太差了，这样一个“丧权辱国”之人的捐款哪能要呢？康有为严词拒绝了李鸿章的好意，说“决不要投降派的钱”。李鸿章自尊心大受伤害，他甚至有点气急败坏地说：“等我复位了，看他们还能当得成官吗？”
在贤良寺赋闲的那段时间，李鸿章就像中国历史上无数曾经韬光养晦的要臣一样，低调，坚挺，力求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然后以期“东山再起”。李鸿章一直放心不下的是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事，一想到这个，他总是如芒在背。毕竟，这是他一身的转折点和最令他伤心的事。甲午战争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了他一身的积蓄，也烧掉了他一生的名声。李鸿章感慨地说道：“予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殆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就这样，李鸿章在他的晚年，以委顿而迟缓的方式，无奈而苟且地消磨着时光。他就像一个溺水濒临死亡的人，看世界光怪陆离地从自己眼前滑过。闲暇之余，李鸿章有时不免会对自己的人生发出一些感慨，这样的感慨都算是千年之叹了，数千年以来，像李鸿章这样身居高位的权臣都曾感叹过，只不过，由于李鸿章所处的特殊时期，这样的感慨更是旧恨新仇一起涌上心头。李鸿章最喜欢的是与曾纪泽的女婿吴永聊天，实际上也不是聊天，只是李鸿章一个人在说，吴永则是充当着听众。在这样的聊天里，李鸿章自嘲自己是一个没落时代典型的裱糊匠，他清醒地勾勒出自己一生的面目：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定不了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在这里真实地暴露了他的无奈，也暴露了他的思想。谁说李鸿章不清醒呢，他是再清醒不过的了。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作“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自嘲自己这个“裱糊匠”只会“修葺”，却不能改造“破屋”。等到“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怎么不从“破屋”自身找原因，反而归结于“裱糊匠”呢？
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还是决意将“裱糊匠”进行到底了。不是为了理想，而是为了生存，为了习惯，为了自尊。人的一生就像写字，年轻时一撇一捺都写得工工整整；然后，成年了，便是行书，会走了，也会跑了，可以洒脱地入世了；而到了老年，既无力工整，也无力洒脱，于是就变得潦草了。
这一段在贤良寺的日子对于李鸿章来说是难忘的。在晚年有着这样清闲的时光，李鸿章正好可以把他的思想和经历梳理一番，在很多时候，李鸿章就像一头夕阳之下的老牛一样，无奈地反刍昔日的时光。就李鸿章来说，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人情世故，几近洞明。他知道事物成功所应具有的机缘，也知道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渺小，对于万事万物，已是有一种无奈的心境了。在这样的情形下，李鸿章自然不想花血本牺牲自己去强求一种改变了。毕竟，他缺乏的，是那种思想的力量和原动力，也缺乏来自于无限世界的巨大能量。
第十一章 看西洋景（1）
1896年2月，住进贤良寺不久的李鸿章终于等来了时来运转。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原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的情况突然发生变故。北方的俄国显然不愿日本在战争中壮大，决心介入这场纷争。这样的态度对于清朝极为有利，这也是当初李鸿章所设想的“以夷制夷”内容中的一种。俄国联合了法国、德国，强令日本将辽东半岛还给中国，放出话说：“日本若试图改变其岛国地位，向大陆发展，俄国决不会坐视不理！”与此同时，俄国与法、德两国的军舰浩浩荡荡开赴日本海面，往来游弋，威逼京都、横滨。
俄、法、德三国坚定的态度让日本很心怯，毕竟，日本刚刚与中国战事结束，虽然得胜，但自身实力也是大受其损，再也没有实力和胆略来跟这三个强国作战。日本只好同意将辽东还给中国，转而向大清索要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清廷目睹此事突然生变，辽东居然可以不割让了，喜出望外，连忙答应了日本的赔款要求，并且对俄、法、德的“义举”感恩戴德。
在这样的情形下，俄国向中国发出了请求派人参加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的邀请。出于抑制日本的需要，中国接受了俄皇的邀请，并打算在专使访问俄国之后，周游一下列国，加强一下与西方列强的联系。经过一番波折，任务落到了李鸿章头上。当李鸿章接受到这个任务之后，长吁一口气，心里的一颗石头终于落下。李鸿章哪里是一个能真正闲下来的人呢？他是个劳碌身，一生中就愿意不停地奔波、操劳、枉费心机。
李鸿章后来曾得意地谈论他的出访：“某当辞华赴俄之日，自知前半生行事，于此已作一大结束。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诚为某今日咏矣。”
清廷本来是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去的，但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抗议说：“皇帝加冕，俄国最重之礼也。故从事斯役者，必国中最著名之人，有声誉于列国才是方可。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以当此责。可胜者，独李中堂耳。”明确提出让李鸿章出使，在老毛子的眼中，李中堂一直对俄国抱有好感的，而且只有李中堂才敢作敢为，说话算话。光绪与翁同商讨一番后，只得改派李鸿章出使欧美。
李鸿章心里如沐春风。这样的安排证实了自己在朝廷仍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尽管朝廷清谈成风，但真正能有办事能力的，人数并不多。这是李鸿章骄傲的资本。李鸿章很高兴地接受这个任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李鸿章自从在日本受到欺辱之后，心中一直耿耿于怀，他知道俄国与日本一直是世仇，而且利益掣肘，所以极想借这次去俄国的机会，与沙皇商讨共同对付日本。李鸿章还是忘不了他的“以夷制夷”。与此同时，李鸿章也想踏上异国的土地，看一看为什么这些地方竟有那样的魔力，能够让泱泱华夏相形见绌。但李鸿章毕竟是老了，更何况在日本受到过致命的枪伤，虽然经过调养，伤势已愈，身体却一直很虚弱，在向慈禧和皇帝辞行的时候，由于君臣谈话时间过长，一直跪着说话的70多岁的李鸿章竟然站不起来，只好由两个太监把他架了出去。李鸿章出了宫门就晕倒，两个小时后才苏醒过来。在长时间的君臣对话中，李鸿章表达的中心意思就是，就现在而言，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威胁，大清想图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与俄国联合起来。
1896年4月，李鸿章带着他庞大的使团出发了。据说，李鸿章随行时还带了一件宝贝，那是一口棺材，一口彩绘金漆的楠木大棺材。当李鸿章带着40多人的访问团离开天津寓所时，在他的身后，四个侍从一直抬着这口硕大的棺材，十分醒目。这样的举动，现在看来不免有点轻喜剧的味道，但以当时李鸿章们的理解，这一切太自然不过。在李鸿章眼中，那些西方强国无疑都是虎狼之地蛮夷之地，所去凶多吉少，艰险如同《西游记》里的唐僧取经。以这样的想法而言，熟读古书的李鸿章明显感觉自己就像是《三国演义》中的庞德单挑关云长。李鸿章自己说：“万里长途，七旬老翁，归时能否相见，实不可知。”尽管李鸿章一直对于西洋的科技持学习和拿来的态度，但在内心深处，他对西洋还是有着畏惧的，也有着深深的隔膜。我们似乎可以用这样的比喻来解释李鸿章所做的一切———李鸿章就像一个贩卖书籍的生意人一样，尽管生意做得很成功，但他对于文化本身永远隔着厚厚的一层———对于西方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轻重缓急，李鸿章并没有真正地理解和鉴别。
第十一章 看西洋景（2）
李鸿章是从天津出发的。临行时，直隶的官员们连续为他举行大型宴会；到达上海后，李鸿章受到了出访国有关人士的热烈欢送，各国海军和清国的炮台同时鸣放礼炮。在法国租界洋警察戎装佩刀的保护下，李鸿章身着一品官服，套黄马褂，头戴三眼花翎，端坐在紫缰大轿之中，精神矍铄，一扫在贤良寺的沉沉暮气。在上海逗留数日后，李鸿章换乘法国的豪华邮轮，船头高悬大清黄龙旗，经香港、西贡、新加坡，入印度洋、过红海，入黑海，一路乘风破浪，高歌猛进。
到了苏伊士运河的塞得港，李鸿章受到了一位俄国亲王的恭候。接着，李鸿章换乘俄国御船直抵敖得萨港，然后乘火车到达彼得堡。彼得堡的欢迎仪式更显盛大，俄国陆军元帅亲举黄龙大旗，外交大臣亲自引路，李鸿章乘坐沙皇本人的车辆，两边数万民众夹道欢迎。俄国给李鸿章接待规格之高，礼仪之完善，李鸿章所听到的阿谀之多，都似乎是史无前例的。这对于极其重面子的李鸿章来说，心里自然畅快无比。
俄国方面的热情接待显然是有所图谋的，那就是他们要与李鸿章签订的《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核心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中俄结成战略伙伴关系，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结成互相援助的军事联盟，规定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如日本侵占俄国亚洲东南土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则中、俄两国共同出兵抵御，互相援助，也互相接济军火、粮食；两国如既经开始对日作战，两国之中，任何一国不得对日单独媾和。二是俄国在清国东北地区铺设铁路并和俄国横穿西伯利亚的远东铁路接轨。对于这个密约的评价，史书一直有着不同看法，争论主要集中在第二点，也就是俄国借机将路权延伸到清国东北地区的问题，因为随着铁路的延伸，路权的问题往往又牵涉到是否可以派兵驻守，而这很容易成为引起事端的借口。李鸿章在这方面不是没有警觉的，在谈判中，李鸿章提议铁路的建设不应由俄国官方出面，应由私人投资。俄方同意了李鸿章的意见，双方又成立了一个“俄华银行”来承办铁路。
关于《中俄密约》，还有一个潜在的迷案——有确切材料证明俄国曾经在这次谈判中向李鸿章使用了行贿手段。俄国财政部长维特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记述道：在商定《中俄密约》时，为了争取李鸿章的支持，曾经用铁路利润分红的方式，许诺给李鸿章300万卢布的报酬。此款分3次付清，签订密约的时候先付100万，其余由铁路局逐步支付。并且，当年俄国银行的确划拨了一笔款项以“李鸿章基金”的名义汇到了上海。但没有证据表明李鸿章曾经拿过这笔钱，也许，这是围绕李鸿章的一个阴谋，或者，是别人借李鸿章的名义所做的手脚。这些，都查无实证，成为一桩悬案了。后来，曾有记载说，李鸿章的女婿曾经向李鸿章提及这样的传闻，李鸿章的回答是淡淡一笑：“真有这回事，可真成汉奸了。”
结束了俄国之行，李鸿章踌躇满志。在李鸿章看来，这一次与俄国的谈判，不费一枪一弹，完全是太极拳中借力打力的功夫，也是自己多年“以夷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