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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李鸿章一直坚持做自己的事情。李鸿章就像春秋时代的孟尝君一样，在麾下养着一大堆门客。他将当时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笼络门下，努力谋求怎样推动这个笨拙的东方古国一点一滴地进步。当然，在做事的同时，李鸿章还一直不忘修身，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了。就像教徒们每天的祷告和忏悔，李鸿章也保持着每天内省，自省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也自省自己的道德操守。这样的举动，源于他的老师曾国藩，也源于中国文化的传统。也正因为李鸿章不断地内省，所以中年之后的李鸿章一直在不断改变着自己，可以说，后来的李鸿章，完全是李鸿章自己所铸造的。对比当年那个青涩的合肥青年，后来的李鸿章在内心当中的确走得很远。
第四章 云中之鹤（2）
李鸿章还是有韬略的。腹中，应该有一个广袤的世界吧。李鸿章所处的是怎样一个时代呢，万物将倾，天翻地覆，对于一般人来说，面对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变迁，早就会乱了方阵。但李鸿章没有。数千年大厦将倾，反而使李鸿章有了更坚毅的目标，那就是兢兢业业，克己复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尽人事，听天命，并且力挽危局于不倒。这样的行为本身，可以看作是这块土地巨大的能量，也是这种文化岿然不倒的根本所在。分分合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经历数千年的承转启合，这个民族早已物老成精，又有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呢？对于李鸿章来说，一切都是以不变应万变，他所想的，以及殚精竭虑所做的，正是为了支撑那个艰难的局面。没有理想，却有愿望。在那个时代里，尽管由于各方势力的挤压，李鸿章经常表现出内心的虚弱和悲凉，但他在内心当中一直是乐观的，那是因为他对未来有着良好的判断并且抱有美好憧憬。
如果说李鸿章在自己的人生前期还是靠无畏和阳刚拼死打开一片天地的话，那么，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李鸿章即转变了角色，在进入政治中心的同时，他展示了阴柔勤勉的一面，全心致力于自己权力大厦的构架了。李鸿章不愧为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好手，他精细而不动声色地运作一切。他老辣的地方在于，即使是拥有新思想，他仍借助旧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这样的旧手段要安全和稳妥得多。这一点，显然是李鸿章的做事准则，也是他做人的准则。在李鸿章看来，后来的康梁显然只是“小儿科”，只是几个书生的莽撞和幼稚，他们哪有手段和力量来推动那些政策呢？那些口号和想法，在脱离手段和力量的情形下，是很难生根开花结果的。
专制制度下的政治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只是潜流，不是激流，李鸿章从不大张旗鼓地提出政治口号，做事即是做人，他的做事，都是从人力和金钱，以及通过朝廷的支持来实现。在李鸿章看来，清国的变法和改变，如果没有权力作保证，没有时间的慢慢荡涤，必然会成为一句空话。只有权力在手，才能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才有说话和改变的权力。政治，就是这样，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其实也简单。
正因如此，在太平天国平定后，李鸿章一直苦心经营他的根基，他多方奔走，终于保存了自己的淮军，使淮军成为了当时最具实力的一支军队。在此后的数十年中，李鸿章一直默默培养着自己的党羽，努力保证自己的凝聚力，默默扩建庞大的关系网。从1862年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开始，到1895年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在担任巡抚、总督、北洋大臣的33年间，利用血缘、地缘、业缘网罗亲信，逐步建立了从其任职所在地延伸到全国的势力网。血缘就是亲戚，地缘是乡里乡亲，业缘则是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师生、同学、同事、结拜兄弟等人情关系。李鸿章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淮军系统的将领和幕僚在他的左提右携下，纷纷出任封疆大吏和朝廷高官。据不完全统计，从1870年到1911年，淮军中先后出任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的要员共有38人，而在淮军和北洋海军两大军事系统中担任过提督、总兵以上的将领多达1300余人。李鸿章选人用的是自己的标准，除了能力，最重要的，应该是“忠信义”。也就是说，对于自己，要绝对地忠诚。这一点，在北洋水师提督的选拔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当时有很多人对即将担任北洋水师提督的丁汝昌存疑，因为丁汝昌是老式淮军将领，对于现代海军乃至现代军事根本不了解，在视野和能力上，远远比不上刘步蟾这些留洋派。但李鸿章仍力排众议坚持使用丁汝昌，其中的原因，就是丁汝昌忠心耿耿，并曾在战场上救过李鸿章的性命。让丁汝昌当北洋水师的统帅，李鸿章可以牢牢地把这支部队抓在手上。对于权力的争夺，李鸿章从来就是一把铁手。
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李鸿章羽翼丰满，以他在官场上的正式地位和所属的非正式的幕府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一势力上至朝廷，以直隶为中心，扇形延伸至其他省份。在晚清，可以说，李鸿章的幕府是除皇权之外的最大的一个权力集团。李鸿章深知官场学，也深知厚黑学，他知道做官就像大树栽培一样，不仅自己的头顶要有天空，更要力所能及地把根须伸得更深更远才行。只有把自己的权力基础搭建得非常牢固时，才能谈得上实现自己的主张。在他的眼中，权力，不仅仅是安危的护身符，同时，也是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最大筹码。
第四章 云中之鹤（3）
在官僚体制下，这样的裙带关系一直不可或缺。当然，这样的权力架构，必定悄然进行，成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潜规则。如果一个人的权力扩张过于明目张胆，引起别人的警觉，那又将变成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当然，李鸿章之所以伸展自己的权力，除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外，他还想借助于自己的权力，更便捷地施展自己的抱负。
从少年时候起，李鸿章就一直将天下作为己任，他算是一个有着鸿鹄大志的人。李鸿章一直孤傲自负，坚定地认为自己具有担当天下重任所需要的远见卓识，也具有改造和推进这个世界向前发展的手段和能力。在内心深处，李鸿章一直以诸葛孔明来激励自己，同为生长乱世之中，同为风雨飘摇小朝廷的栋梁，同为出生乡下、少年时极具方巾之气……虽然从高标准来说，李鸿章有点志大才疏，他的知识体系、眼光和权力都不足以担当推动整个社会进步的大任，但历史偏偏选择了他。李鸿章知道这个国家的虚弱无力，也对这个政权的不思进取、唯唯诺诺表示不满，他曾在家信当中对政局有过评述：“（朝廷）既无定见，复堪恒心……闻者能勿愧愤欲死？”“朝廷夕迁，早做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我中土非无聪明之力，士大夫皆习于章句帖括，弗求富强实济。”“恭王浮光掠影，毫不用心；翁同依违其间，专讲小过节，不问大事，同时周旋于太后与恭王之间，唯恐失权，能力实不足以肩担此任；至于李鸿藻，则迂腐更甚，不足一提。”这一段话，对于时局，应该是非常清晰的了。清晰又怎么样呢？清国的天下，毕竟不是李鸿章的天下。
官场上的李鸿章似乎显得特别勤勉，他从不回避自己的责任，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设想努力着。现在人们忽略的一点是，李鸿章在长达25年的直隶总督任期内，工作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清廷每三年一次的例行考绩，李鸿章几乎每次都是优秀。不仅如此，对于水利兴修、赈灾与慈善事业，李鸿章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这一方水土在他的统辖下，在那段时间里，基本上做到了平平安安。在处理事务方面，李鸿章可以说一直是个高手。李鸿章做事深谋远虑，明敏练达，也投入敬业。这一点，在自明朝之后的传统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当中，是相当不容易的。中国社会发展到了明朝之后，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很多知识分子都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重虚文而不重实质，喜放言而不埋头实行；他们拥有的旧式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中楼阁，变成自娱自乐的知识游戏，与实际的生活和操作相差太远。
李鸿章就这样坚守在绝望的前哨站之中，数十年如一日。对于这个晚清第一汉臣来说，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他都是孤独的。并且，李鸿章感到最孤独的是，他预见了方向，但却一直难以寻找到最正确的道路，他不得不走的，是妥协之中的传统方式，在夹缝中寻找一条道路，那就是，小心翼翼、处心积虑地架构自己的政治体系，就像一只蜂王在构筑自己的蜂巢。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谋求集腋成裘一点一滴的改变。这样的改变缓慢而艰难。在近40的时间里，李鸿章从未离开过官场，含辛茹苦，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与几乎所有的官僚们不一样，李鸿章似乎从不回避棘手的事情，从不逃避事务和责任，他一直兢兢业业，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到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清国摇摇晃晃的小朝廷所能倚仗的，似乎只有这个留着山羊胡子、身材高大的长者。虽然有时候他也会玩一点高妙的太极推手，也精通官场平衡术，但在更多时候，李鸿章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冲在前头，从没有退缩的意思。无论是面对公众、政敌以及如狼似虎的入侵者，他都有着泰山石敢当的勇气和责任。
李鸿章的隐忍是他坚信未来的补偿吗？或者是在他的内心当中有着舍生取义的想法？似乎不能这样看。李鸿章一直就不是个理想主义者，也谈不上是一个具有深厚人文精神的人。他不算是一个有着精细的远大目标的人，但却是一个对于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抱有巨大信心的人。同时，李鸿章又是一个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完成自己人生目标的现实主义者。从一个乡下青年，走上人世的显赫位置，这是他工于心计、处心积虑、小心做人的结果。
第四章 云中之鹤（4）
环顾李鸿章周围，那都是些什么样的情况呢？时代被摧残得乱了方寸、尊颜尽失；国民蒙昧、迷信，缺乏理性；至于社会的中坚力量，那些旧知识分子，一个个自以为是，抱残守缺。当一个社会的普遍思潮还停留在烧纸屋、纸钱、纸箔，雇道人巫人打唱等层面上的时候，又何以能指望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呢？不可避免的是，作为那个时代少有的清醒者，李鸿章在思想上单骑突进的同时，同样也承担着由清醒带来的孤独和劳顿。
有两个例子足以说明当时社会知识分子阶层的迂腐和落后：
一个是蒙古族汉学家、曾担任皇帝老师的倭仁。对于当时的“洋务运动”，这个旧知识分子几乎愤慨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建立国家的途径在于端庄和正义，而非武力和阴谋……在于人心而非技术……蛮人是我们的仇敌。”他又说，蛮人入侵北京，焚毁圆明园，杀我人民。“为什么我们要去寻找雕虫小技，尊蛮人为师呢？……如果才智之士都改变他们的正常学习，而追随于蛮人之后，那就会驱使亿万中国人民去归附蛮人……我们还要扩大他们的影响，在火焰上加上薪炭吗？”
至于光绪时朝廷中最有学问的“徐太师”徐桐，明显地，就是一个极端排斥外国的“传统的典范”。
徐桐，清朝末年著名的理学家，汉族，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由翰林升至体仁阁大学士，算是清朝的四宰相之一。徐桐“学富九车”，无所不通，被视为清廷学识最渊博的官员，慈禧太后对他也很尊敬。关于清廷大学士徐桐，正史野史记载颇多，其内容大多与他极端排外有关：徐桐绝不穿洋布制成的衣服，永远是一身中国绸缎或者中国土布；他收礼不收银元，只收本土的松江银；他仇恨一切外国的东西，绝不使用进口的一切物品；他最不喜欢看中国人戴西洋眼镜，看见就骂。徐桐有一个在刑部做官的儿子，与他相反，儿子私宅里是全套的西洋家具。徐桐每次从儿子门前走过时，都闭着眼睛捂着耳朵，唯恐看到那些西洋物件。有一天，徐桐看见儿子居然当着他的面吸西洋雪茄烟，便大声呵斥：“我在尔敢如是，我死，其胡服骑射做鬼奴矣！”“罚令跪暴烈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