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未完: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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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未完:张爱玲-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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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在偶然机遇的触发下,它就直接地进入作家的笔下。这正如作家巴金在谈到他写《家》时的情形,他说:“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心灵激动的一切。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遭摧残,以致于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而同时又充满憎恨和诅咒。”

巴金只是目睹,对张爱玲而言却是切肤之痛,因此当她发而为文时,那就不仅是诅咒而已,简直是鞭笞。鞭笞这个被封建主义的腐朽和现代文明两相冲击而颠覆了的家族。

在这没落的贵族中,论者梁鸿指出,“祖”虽有时仍能显示其权威,但实质上已经“缺席”。张爱玲晚年在《对照记》中,虽然花很多篇幅去回忆她的祖父母,但她却说: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祖父、祖母甚至李鸿章带给张爱玲的,只是贵族的血液而已,虽然这种身分是她需要的,但跟随而来的却是更多“最后贵族”的腐烂窒息的气味。在张爱玲的《花凋》、《茉莉香片》中祖父祖母处于缺席位置;在《金锁记》、《倾城之恋》中的老太太,虽仍掌握着代表权力的钥匙,但父辈和孙辈在她们面前貌似尊重,背后却各行其是。何以如此,只因这没落的旧式大家庭都是逃往租界避难的,它意味着某种断裂和接受。断裂的是他们将失去了祠堂、宗庙,他们没有了祖先的象征,也就失去了使他们气定神闲、骄傲自大的依靠;而接受的是中西文化交融最快、最繁荣,各种新生事物最多的十里洋场,他们被完全地隐在历史的背后,遭受着被遗弃的痛苦。学者宋家宏认为《茉莉香片》是张爱玲小说中“自叙传”色彩最为浓厚的一篇。尽管有论者指出其主人公聂传庆是张爱玲柔弱的弟弟张子静,但就如张爱玲一贯的拼贴做法,其间更有着她自身的投影。这篇小说可以看做是张爱玲主体心灵的告白。

故事开头聂家是已衰颓的旧式家庭,除了一些死钱外,就只剩下了黑沉沉的荒凉,传庆自幼生长在这荒凉的气氛中。他很清楚父亲之所以还可以关起门来耍威风,是因为还有些臭钱。当他还在十二三岁那个渐醒人世的年龄时,他就盼望将来以“钱”来弥补自己的渺小。他要取代父亲,他在废弃支票上练习签着“聂传庆”的名字,也因此触动了父亲暗藏的恐惧,他挨了父亲的耳光。父子间的敌意已昭然若揭,但他还得无可奈何地萎缩在父亲的高压下生活。

他渐渐醒悟,等他可以取代父亲,拥有他的天下时,他可能已被作贱得不像人了。于是他在寻找着一切可能的逃离方式,然而他无法逃离。为了生存与学业,他还得终日忍受着羞辱与奚落,胆颤心惊地在父母治下讨生活。每日向他的父亲与继母请安,为他们烧烟泡。更为可悲的是“他发现他有些地方酷肖他父亲,不但面部轮廓与五官四肢,连步行的姿态种种小动作都像。他深恶痛疾那存在于他自身内的聂介臣。他有方法可以躲避他父亲,但是他自己是永远寸步不离地跟在身边的”。逃不了,他已经像绣在屏风上的一只鸟,打死了也不能飞下屏风去。

从零星的传闻和推测中,他得知,二十多年前,也就是他还没有出世的时候,他有脱逃的希望。他的母亲当时若是嫁给了言子夜教授,他就有可能是言子夜的儿子——一个积极、进取、勇敢而有思想的人,一个幸福的人。言子夜成为他畸形倾慕的对象,成为一个完美的化身。

但言子夜的一声断喝,击碎了他的梦,也摧毀了他的精神家园。“他父亲骂他为‘猪,狗’,再骂得厉言些也不打紧,因为他根本看不起他父亲。可是言子夜轻轻的一句话就使他痛心疾首,死也不能忘记。”于是他恨那个健康、活泼、充满青春朝气的言子夜的女儿言丹朱。他疯狂地认为言丹朱是夺去自己“真正父亲”的敌人,他咬牙切齿地喊叫道:“告诉你,我要你死!有了你,就没有我。有了我,就没有你。”

“他用一只手臂紧紧挟住她的双肩,另一只手就将她的头拼命地向下按,似乎要她的头缩回到腔子里去。她根本不该生到这世上来,他要她回去。”传庆将倒在地上的丹朱弃之山中,回家去了。他倒在床上,“脸上像冻上了一层冰壳子。身上也像冻上了一层冰壳子。”但小说的结尾是“丹朱没有死。隔两天开学了,他还得在学校里见到她。他跑不了”。“逃不开”,成了他毕生的宿命!《茉莉香片》写聂传庆四岁时母亲去世,无独有偶的,张爱玲也是在四岁时被母亲拋下。“四岁”成为她童年经验中一道深刻的伤痕。小说中聂传庆对早已死去的母亲没有常人的温情与诗意的情愫,代之的是责备与憎恨,虽然他明知这种责备是不公正的,而这也正是张爱玲对母亲的复杂情绪。

“寻找父亲”既是聂传庆的主题,也是张爱玲的主题。她厌恶和鄙视在鸦片和姨太太中消耗生命的父亲,必然产生对理想父亲——言子夜的幻想:他略为瘦削,身着一件灰色绸袍,具有一种特殊的萧条的美;那松垂的衣褶,显出他身材的秀拔。她认为“大部分的男子的美,是要到三十岁以后才更为显著,言子夜就是一个例子”。而学者黄康显、邵迎建都认为,言子夜就是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求学的老师许地山教授的化身。

第四章 最后贵族的记忆与鞭笞4

在《茉莉香片》中,聂传庆无法选择环境,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他的生命来自一次偶然,但他却要为这种偶然承担永久的责任。因此小说写道:“她(传庆的母亲)死了,可是还有传庆呢?凭什么传庆要受这罪?碧落嫁到聂家来,至少是清醒的牺牲。传庆生在聂家,可是一点选择的权利也没有。”

张爱玲对人的存在的理解,对亲子关系做了深刻的否定。因为她本人即是残忍之父手下的牺牲品,当她被幽禁半年,而父亲居然不管她的死活时,她“病了半年,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院子里埋了。”她无疑是最能认清父亲本质的人。

因此学者林幸谦在论及张爱玲笔下男性形象的处理模式时,他归纳为三种:

第一,采取“杀父书写”,直接把男性家长/父亲从文本中排除,构成男性家长缺席的“无父文本”。诸如:《沉香屑——第一炉香》的梁家和葛家、《沉香屑——第二炉香》的蜜秋儿家、《倾城之恋》的白家、《红玫瑰与白玫瑰》的佟家、《小艾》的席家、《相见欢》的荀家、《留情》的杨家、《心经》的段家、《金锁记》的姜家、《怨女》的姚家、《半生缘》的顾家、《秧歌》的谭家和周家等传统男性家长都一一缺席。

第二,把男性家长/父亲写进文本,但由始至终却都置之于“去势者”的角色,成为女作家笔下白色笔墨的被观凝群众,形成“去势模拟”的透视镜。诸如:《金锁记》里的姜二爷、《桂花蒸阿小悲秋》里阿小的男人、《沉香屑——第二炉香》里蜜秋儿的先生、《花凋》里的郑先生和《怨女》中的姚二爷等人。

第三,对于一些较为正面的男性人物,即那些在文本中以正面形象出现的男性角色,最终却在叙述中以去势模拟的手法处理,加以讽嘲、贬压和丑化。诸如:《沉香屑——第二炉香》的罗杰安白登教授和《创世纪》的毛耀球等等。

至于母亲的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可分为两类:一是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美丽、残暴而有着被压抑的情欲和疯狂的金钱欲和统治欲;一是如《小艾》中的席五太太和《鸿鸾禧》中的娄太太,《花凋》中的郑太太,她们没有鲜明清晰的面貌,只是一群活动在舞台背景深处的可有可无的人。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行为,随着每个人的思想滚动而滚动,她们无所适从,总是小心翼翼地讨好丈夫、孩子和周围的每一个人。而相对于另一类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她一生披着沉重的黄金枷,压抑着爱、情欲,又亲手扼杀了儿子长白、女儿长安的幸福。学者曹书文认为七巧在某种意义上是曹、姜两个家族利益的牺牲品,姜家以牺牲家族名誉来换取健康的媳妇,而哥哥曹大年则以牺牲曹七巧的青春为条件,得到了地位的满足和经济上的补偿。而曹、姜两个家族的大大小小所组成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驱使七巧渐渐对正常的人性、人情丧失了最后的信心,她由常态发展为变态,由“被人食”而成为“食人者”。

曾经充满青春活力的七巧,被卖断嫁给姜家一位丧失性功能的男人,她不但在丈夫身上得不到情爱的生命体验,反而要日夜照顾他。但由于道德舆论的束缚,她只能将这种正常的人性欲求狠狠地压抑下来,她愈压抑就愈渴望得到满足,于是她向小叔姜季泽挑逗,但姜季泽的欲迎还拒留给她难以磨灭的感情创痛,最后她只能在爱恨交织中打发残余的人生。

她以变态、扭曲的方式来求得感情的宣泄和心理平衡,她千方百计地折磨死儿子的两个媳妇,无非都是要从情感上、肉体上占有自己的儿子,但“伦理道德”的禁忌又使其只能用深夜扣住儿子,以探测隐私的方式来折磨媳妇,进而满足自己畸形的情欲,演化成为人性、人情变态的极致。因此曹七巧的悲剧,既是家族制度的悲剧,又是生存和人性的悲剧。尤其是在她有幸取得了经济大权时,她已经被异化为男权中的一分子,她成为“父”的代言人。张爱玲在一九七一年接受水晶先生的访问时,曾称“《传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所本’的”;而张子静则更明确地指出,《金锁记》的故事、人物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中,他说:“在那之前很多年,我姐姐和我就已卷进《金锁记》的现实生活中,和小说里的‘曹七巧’、‘三爷’、‘长白’、‘长安’打过照面。”张子静说他见到他和张爱玲所称的“三妈妈”,“穿着一件深色的宽袖旗袍,很像是和尚穿的法袍或道士穿的道袍。相衬着这身衣服的则是她瘦削清癯的面容;脸上一片苍白,一点血色也没有。我如今还记得,当时远远看去,仿佛看到一个幽灵来到了人间。”

而这情景变成《金锁记》的曹七巧,则是“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官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地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人——无缘无故地,他只是毛骨悚然……”真是何其相似。至于《花凋》,据张子静说是以舅舅黄定柱一家为蓝本的,女主角郑川嫦的悲惨遭遇活脱是张爱玲的三表姐黄家漪,也因此当舅舅看了《花凋》后,大发脾气。因为文中对他的批判毫不留情: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

孩子多,负担重,郑先生常弄得一屁股的债,他的夫人一肚子的心事。可是郑先生究竟是个带点名士派的人,看得开,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居多,因此家里的儿女生之不已。

郑先生是连演四十年的一出闹剧,他夫人则是一出冗长单调的悲剧。她恨他不负责任,她恨他要生那么些孩子;她恨他不讲卫生……

说不上来郑家是穷还是阔。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住了一幢洋房,床只有两只,小姐们每晚抱了铺盖到客室里打地铺……他们不断地吃零食,全家坐了汽车看电影去,孩子蛀了牙齿没钱补,在学校里买不起钢笔头……几位姑娘虽然是在锦绣丛中长大的,其实跟捡煤核的孩子一般泼辣有为。……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因此父母给川嫦介绍了在奥地利留过学的章医生,然而好不容易进行到缔结婚约的阶段时,川嫦却得了肺病,婚约告吹了。

川嫦的病,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张爱玲被囚禁生病的情景,川嫦的父亲不想拿出费用给重病的川嫦治病,而是利用人情,多方算计想让章医生出药费,川嫦绝望了,她不断地对自己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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