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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柳雨生、周黎庵
柳雨生（柳存仁）一九四三年四月在上海创刊《风雨谈》，倚仗太平印刷公司的雄厚财力，《风雨谈》一出版便是一百五十六页的三十二开本，更集结了一批南北名家如周作人、沈启无、周越然、纪果庵、谭正璧、谭惟翰、予且、周黎庵、陶亢德、苏青等人。苏青的成名作《结婚十年》，便是在《风雨谈》连载的。柳雨生与苏青交往甚多。苏青的《续结婚十年》中那个与女主人公亲密无间的“秀美书生”潘子美的原型，据黄恽的考证，就是柳雨生黄恽《苏青〈续结婚十年〉与人物原型对照表》，《万象》第十一卷第六期，二九年六月。柳雨生也在《天地》写过稿，《天地》第四期扉页背面就登过五个作家的照片，五颗星式的布局，张爱玲居中，左上角是柳雨生，右上角纪果庵，左下周班公，右下谭惟翰。张爱玲并没有为《风雨谈》写过任何一篇稿子，倒是柳雨生在一九四四年十月《风雨谈》第十五期写了《说张爱玲》一文，其中云：“寻思我国有过什么时代出产过这样的一位不庸俗的文士呢？在近年不是久矣没有看到的么？其作品所描写的人们之生活，如以香港的华洋杂处的妇女们之私生活为背景的，其锦绣古玩，服装华饰，一只玉镯，一瓶鼻烟，何一非承继盛伯熙或潘伯瀛们的时代之所谓盛世的氛围而来的呢？其言语、举止、笑貌、呜咽，以及其凄丽的没落的环境，有什么不可以为我们兴悲或哀郁的对象的呢？”而在《倾城之恋演出特刊》中柳雨生写了《如果〈倾城之恋〉排了戏》评介道：“在此动荡的时代环境里而犹能见到如此精练圆熟的文字，未尝不可说是一种非偶然的奇迹。”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起《倾城之恋》在新光大戏院公演，柳雨生说：“她（案：张爱玲）送了我十七夜场的戏票。可是，我因为急于快睹，十六夜先偕友人石小姐同往一观。”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上海《中华日报·中华副刊》，柳雨生发表了《观〈倾城之恋〉》，他说：“这戏无疑地仍旧不失为一九四四至四五年间的一出好戏——重头的、生动的、有血肉的哀艳故事。”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朱朴在上海创办了《古今》杂志，《古今》从第三期开始由曾经编辑过《宇宙风乙刊》的周黎庵（案：《宇宙风乙刊》开始由陶亢德编，到第二十期，周黎庵才介入）任主编。张爱玲有两篇文章，发表在《古今》，那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在第三十四期上刊登的《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和同年十二月一日在第三十六期上刊登的《更衣记》。周黎庵在《魂兮归来，张爱玲》一文中说：“我那时正在编辑一本专谈掌故书画的刊物，她经柳存仁的介绍来看我，并以文稿一篇为贽。她生得并不算美，但风度甚佳，衣着却很奇异，后来才知道她的第二个爱好是衣裳的裁制。”又说：“张爱玲给我的文稿记得是谈服装裁制和西洋人看京戏的。要是像沈从文那种谈古代服饰的倒很适于接受，可惜她谈的是她本人设计的现代服装，殊不合我编辑杂志的格调；但为了柳存仁殷殷致意的介绍，只好用小字放在刊物的末尾发表。她对此大概很为不满，以后便不再来稿而转向柯灵和周瘦鹃编辑的刊物投稿，便如鱼得水，顿时轰动上海；不过她在上海发表的处女作，则确是那篇谈服装的近二千字短文。我和她仅此一面，以后虽同在上海，却未再有晤面的机会，算来已是五十多年前的旧事了。”由于周黎庵在写此文时年事已高，记忆难免有误。张爱玲早在周瘦鹃及柯灵主编的刊物发表文章了，远在《古今》之前，非在这之后；至于张爱玲上海发表的处女作，更非是《古今》的《更衣记》。再者周黎庵又记错一事，实际上是《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发表在前，《更衣记》发表在后。《更衣记》不是用小字发表的，用小字发表的倒是《洋人看京戏及其他》。至于这是否因此引发张爱玲的不满，我们不得而知。但确实是张爱玲掷下二文后，从此没有在《古今》发表文章了。
张爱玲与沈启无、关永吉
《小团圆》说：“他从华北找了虞克潜来，到报社帮忙。虞克潜是当代首席名作家的大弟子。之雍带他来看九莉。虞克潜学者风度，但是她看见他眼睛在眼镜框边缘下斜溜着她，不禁想到‘这人心术不正’。”文中的“首席名作家”是指周作人，虞克潜则指沈启无，沈启无曾是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后来周沈交恶，周作人公开发表破门声明，从一九四四年的五月到十月，沈启无靠变卖书物维持生活。之后，胡兰成约他去南京编《苦竹》杂志。《小团圆》说胡兰成：“他也的确是忙累，办报外又创办一个文艺月刊，除了少数转载，一个杂志全是他一个人化名写的”。张爱玲有一段时间也在南京帮胡兰成办《苦竹》杂志（《对照记》有云：“炎樱的大姨妈住在南京，我到他们家去过。”），张爱玲在《苦竹》杂志上发表过《谈音乐》（第一期），《自己的文章》、《桂花蒸阿小悲秋》（第二期）。沈启无在《苦竹》杂志上发表过散文《南来随笔》和新诗《十月》（第二期）。其中《南来随笔》中有段评论张爱玲的文章，沈启无说：“仿佛天生的一树繁花异果，而这些花果，又都是从人间的温厚情感洗炼出来的。她不是六朝人的空气，却有六朝人的华瞻。”又说：“张爱玲，兰成说她的文章背景阔大，才华深厚，要占有一个时代的，也将在一切时代里存在。这话我并不以为是过誉，看她文章的发展，是有着多方面的，正如兰成说的，‘青春能长在，自由能长在，才华能长在’。生活对于她，不是一个故事，而是生命的渲染。没有故事，文章也写得很美。因为有人生做底子，所以不是空虚的浮华。她不像西洋厌世派，只写了感觉，在他们的手下，词藻只做成‘感觉的盛宴’。而她，把感觉写绘成感情，几乎没有一样感觉不可以写出来的，没有一样感觉不是感情的。她走进一切的生命里去，一切有情无情在她的作品里也‘各正性命’，得到一个完全的安静。所以，她的文章是温暖的，有庄严的华丽，也有悲哀，但不是惨伤的凄厉，所谓‘众生有情’，对人间世有着广大的爱悦的。”沈启无说他是针对张爱玲谈音乐、谈画的诸多文章而写的感想，至于张爱玲的小说《传奇》他还未即细读，总体而言沈启无的批评是有其见地的。
一九四五年初，沈启无随胡兰成到汉口接办《大楚报》。胡兰成任社长，他任副社长，后又找关永吉任编辑部长。关永吉在《大楚报》上恢复了《文笔》副刊（双周刊），名义上由沈启无主编，实际上还是关永吉在负责，沈启无只是在每期上发表一些诗歌。他在《文笔》上写的新诗，连同以前的旧作，包括他针对周作人写的《你也须要安静》，共二十七首，由《大楚报》社印成一册《思念集》。乱世中两个成年男人在一起共事，自然可以看出彼此为人处事中远距离难以观察到的层面。胡兰成在回忆录《今生今世》“汉皋解佩”一章中，有对沈启无侧面的记述：“沈启无风度凝庄，可是眼睛常从眼镜边框外瞟人。他会作诗，原与废名、俞平伯及还有一个谁，是周作人的四大弟子，北京的学术空气及住家的舒服温暖，在他都成了一种沉湎的嗜好。他的人是个既成艺术品，可以摆在桌上供神，但他的血肉之躯在艺术边外的就是贪婪。他要人供奉他，可是他从来亦不顾别人。”胡兰成的文字简约，然而嫌恶之情，溢于言表。不过，他们之间有经济上的纠葛，胡兰成又对沈启无在他的情人小护士周训德面前说他的坏话一事，耿耿于怀，他说：“第二天我与启无从报馆回来，在汉阳路上走时，我责问他：‘你对小周怎么说话这样龌龊！’启无道，‘小周都告诉你了么？’我叱道，‘卑鄙！’他见我盛怒，不敢作声，只挟着公事皮包走路，仍是那种风度凝庄，我连不忍看他的脸。两人如此默默的一直走到医院，我走在前面，他跟在后头，像拖了一只在沉没的船。启无从此惧怕我，出入只与永吉同行，有几次我在汉水渡船上望见他们两人已上岸先走了，像红楼梦里的一僧一道，飘然而去。”胡兰成的记述是难以全拿来当信史看的，况且他本身就是一个无行的文人。《小团圆》中“她看见他眼睛在眼镜框边缘下斜溜着她，不禁想到‘这人心术不正’”，显然地张爱玲受到胡兰成极大的影响。
关永吉（一九一六~二八），原名张守谦，笔名张岛。为华北沦陷区有影响的小说家、乡土文学的提倡者。一九四四年秋，去南京觅职未果，十一月初赴汉口任《大楚报》编辑部长。当时《大楚报》社，是武汉地区沦陷时期文艺书籍的重要出版单位，从一则“大楚报社新书”的预告，我们看到有“新评论丛刊”：《中日问题与日本问题》（胡兰成著）、《文明的传统》（胡兰成著）、《我所见到的中国》（傅天行著）。“快读文库”：《苗是怎样长成的》（关永吉著）、《倾城之恋》（张爱玲著）、《怒吼吧！中国》（王陵改编，俄国同名剧本）、《组织就是力量》（大楚报社论集）、《与武汉市民同在》（大楚报社论集）。“南北丛书”：《思念集》（开元著）、《怀狐集》（吴公汗著）、《镇长及其他》（关永吉著）、《牛》（关永吉著）、《奴隶之爱》（袁犀著）、《某小说家手记》（高深著）等书的预告。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在汉口大楚报社以“大楚报快读文库”之一出版。
张爱玲与路易士
张爱玲与路易士的关系，也是因胡兰成而起的。胡兰成在《路易士》（收入一九四四年一月上海中华日报社初版的《文坛史料》）文中说：“我和路易士相识，已有六年之久。”据王宇平的考证，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路易士回昆明去接了家眷来，在香港学士台下面的一层桃李台找到了房子，先住十号，后来搬到二号。同年冬天，胡兰成也搬到了学士台，他在上海沦陷后被调到香港的《南华日报》担任主笔，同时在蔚蓝书店兼职。路易士经杜衡介绍结识胡兰成。王宇平《学士台风云——抗战初中期内地作家在香港的聚合与分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二七年第二期。
《小团圆》中提到邵之雍资助一个画家和一位诗人，诗人即路易士。路易士在《纪弦回忆录》中也说过胡兰成对他的帮助：“他知道我很穷，家累又重，离港返沪，已身无分文了，于是使用适当方法，给我以经济上的支援，而且，尽可能地不使我丢面子——例如暗中通知各报刊给我以特高的稿费；逢年过节，和我夫妇的生日，他都会派人送来一份厚礼，除了蛋糕，还有个红包哩。”一九四二年秋天，路易士到南京看望胡兰成，希望能给他解决生活问题，胡兰成便安排他任伪“法制局”秘书一职，但为时不久。路易士曾组织南京、上海、北京等地青年诗人成立“诗领土社”，出版《诗领土》杂志。我们看后来胡兰成办的《苦竹》第一期，除了胡兰成和他用化名写的大量文章外，就只剩下张爱玲的《谈音乐》和炎樱的《死歌》及路易士的“诗四首”——《大世界前》、《不唱的歌》、《真理》、《看云篇》。在《苦竹》这可说是胡兰成个人的杂志中，路易士还是被看重的。
张爱玲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发表在《杂志》的《诗与胡说》中说：“我想起路易士。第一次看见他的诗，是在杂志的‘每月文摘’里的《散步的鱼》，那倒不是胡话，不过太做作了一点。小报上逐日笑他的时候，我也跟着笑，笑了许多天，在这些事上，我比小报还要全无心肝……”张爱玲又说后来读到了路易士的好诗，也就容忍了他“一切幼稚恶劣的做作”。她认为“路易士的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样的洁净，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