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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男主角的原貌重现，张爱玲对女主角却有大幅度的改写，首先她不是职业的情报员而是业余的，她原本是广州岭南大学的学生，广州沦陷前，岭大搬到香港，借港大的教室上课。我们知道张爱玲在一九三九年夏天来到港大求学，至一九四一年底香港沦陷，有两年零三个月的大学生活，但由于后来在一九五三年她要重返港大被断然拒绝，及一九六四年为学历证明、一九六六年为奖学金证明和港大闹得非常不愉快，因此除早先在一九四四年二月苏青主编的《天地》月刊第五期上发表的散文《烬余录》外，对港大可说是绝少提及，更没有任何好感。《色，戒》中女主角王佳芝的感觉——“上课下课挤得黑压压的挨挨蹭蹭，半天才通过，十分不便，不免有寄人篱下之感。香港一般人对国事漠不关心的态度也使人愤慨。”这恐怕也是张爱玲的切身感受。
王佳芝是学校剧团的当家花旦，于是激进的爱国学生们定下一条美人计，让她扮成生意人家的少奶奶，为了求“演出”的逼真，她不惜牺牲童贞，于是她对一个有性经验的男同学梁闰生做了一次特殊的奉献。“既然有牺牲的决心，就不能说不甘心便宜了他。”王佳芝以如此奇特的方式由女孩变成女人，也真难为了她。破贞之后，有段时间并无男主角易先生的音讯，她有白白牺牲的懊悔，而同学们对她亦有“不洁”之感。她讨厌使她失贞的梁闰生，连她较有好感的邝裕民也对她有情意上的生涩，这对王佳芝而言是种隐痛。因此“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就是因为有了个目的，因此她也有摆脱“不洁”之感的轻松，也为她朝行刺的计划步步逼近。
暗杀的地点张爱玲从真实的西伯利亚皮货店，稍稍移位到隔壁的一家不起眼的珠宝店，在场景上的安排更具电影临场感。
“刚才上楼的时候她倒是想着，下去的时候真是瓮中捉鳖——他又绅士派，在楼梯上走在她前面，一踏进店堂，旁边就是柜台，柜台前的两个顾客正好拦住去路。不过两个大男人选购廉价宝石袖口领针，与送女朋友的小礼物，不能斟酌过久，不像女人磨菇。要扣准时间，不能进来得太早。也不能在外面徘徊——他的司机坐在车子里，会起疑。要一进来就进来，顶多在皮货店看看橱窗，在车子背后好两丈处，隔了一家门面。”
“这时候因为不知道下一步怎样，在这小楼上难免觉得是高坐在火药桶上，马上就要给炸飞了，两条腿都有点虚软。”为了使老易上钩及给同伴时间和机会下手，王佳芝故意装模做样地挑选着首饰，因为“太快了她又有点担心。他们（同学）大概想不到出来得这么快。她从舞台经验上知道，就是台词占的时间最多”。虽明知在做戏，但挑到据说是有价无市的粉红钻戒时，王佳芝仍很兴奋：“不是说粉红钻也是有价无市？她怔了怔，不禁如释重负。看不出这爿店，总算替她争回了面子，不然把他带到这么个破地方来——敲竹杠又不在行，小广东到上海，成了‘大乡里’。其实，马上枪声一响，眼前这一切都粉碎了，还有什么面子不面子？明知如此，心里不信，因为全神在抗拒着，第一是不敢朝这上面去想，深恐神色有异，被他看出来。”
“她把那粉红钻戒戴在手上侧过来侧过去地看，与她玫瑰红的指甲油一比，其实不过微红，也不太大，但是光头极足，亮闪闪的，异星一样，红得有种神秘感。可惜不过是舞台上的小道具，而且只用这么一会工夫，使人感到惆怅。”
张爱玲从不放过景物对人产生的心理刻画，即使那看似并不重要的场景及器物，张爱玲都费心经营。当然真实故事和小说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丁默邨自己察觉气氛有异夺门而逃，但到了小说中却是王佳芝提醒易先生跑掉的，而王佳芝何以在紧要关头临时变卦，致使筹划多时的计划毀于一旦呢？许多读者不解，但张爱玲在《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文中说：“我写的不是这些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当然有人性，也有正常的人性的弱点，不然势必人物类型化。”而这也正是她将她早期的成名作《金锁记》改成《怨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她更喜欢那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因此她刻意在《色，戒》中表现女人性和女人的弱点，王佳芝不是冷血的女间谍，因此她有爱有感情。虽然从十二三岁就有人追求，从十五六岁起就只顾忙着抵抗各方面的攻势。这样的女孩子不太容易坠入爱河，因为抵抗力太强了。“但她没有恋爱过，不知道怎么样就算是爱上了”。所以她拿不准在对老易的色相勾引中是不是与爱相关，做戏与做人对她来说本不易区别。所以她的虚荣心使得潜意识中宁可觉得易先生是爱她的，理应爱她的。而她疑心自己有点爱他是因于大多数女人常认为爱就是被爱。
于是在关键时刻，在紧张拉长到永恒的一刹那间：“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太晚了。店主把单据递给他，他往身上一揣。‘快走，’她低声说。他脸上一呆，但是立刻明白了，跳起来夺门而出……她定了定神。没听见枪声。一松了口气，她浑身疲软像生了场大病一样，支撑着拿起大衣手提袋站起来，点点头笑道：‘明天。’又低声喃喃说道：‘他忘了有点事，赶时间，先走了。’”
王佳芝的临时“变卦”，放走易先生，使她一下子由刺客变为女人，而故事也达到了“反高潮”的顶峰，那是张爱玲最喜欢、最出色的手法。对张爱玲而言，王佳芝首先是女人，她惟情感是尊、惟情感是大，这是女人的特点，也是女人的悲剧。她为一霎时的女性（情感）所触动而牺牲了同志，也毀灭了自己。在佳芝的心中：“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但在易先生的心中却认为“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这是女人最可悲的地方，女人永远可以为她爱上的男人献出一切，而男人却无法如此。因此张爱玲在《色，戒》中对男人的冷酷自私给与过尖锐直接的抨击，“他一脱险马上一个电话打去，把那一带都封锁起来，一网打尽，不到晚上十点钟统统枪毙了。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
小说的结尾是王佳芝被枪毙后，易先生再次出现在牌桌边，一如小说的开头是王佳芝、易太太等汪伪政府的官太太在打麻将，而此时其他三位太太依然在座，只是王的位置却已经被廖太太顶替了，她的死除了易先生外，没有人知道。小说的“终点”又回到“起点”，这又与张爱玲早期小说的首尾呼应，如出一辙。只是此时易先生的再度回到牌桌之时，已是王佳芝香销玉殒，一切情欲俱空之际了。麻将桌是玩牌下注的赌场，又何尝不是人生玩命的赌场呢？可叹的是，这场暗杀行动亦如麻将桌上的输赢，王佳芝本来是可以赢的，只因一念之仁，她输了，而且是再没有翻身机会地输了。张爱玲在指责男人之余，更多的是对女人“哀其不幸”。张爱玲借着胡兰成所提供的故事加以重新改写，原本特工之间的明枪暗箭转换成男女之间的占有与爱怜。王佳芝对易先生的爱和易先生对王佳芝的狠心，不禁让人想起了张爱玲与胡兰成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翻看胡兰成以生花妙笔、洋洋自得写成的《今生今世》时，我们无庸置疑地认定他是个才子，是个风流才子，但他并不真正懂得张爱玲，他曾经爱过张爱玲，这是不假，但绝对不及张爱玲爱他的一半。胡、张之恋最感人的地方，不是他们相识的时候，也不是两人终日情话到天明的时候，更不是排除艰难结为秦晋之好的时候，而是在胡兰成负情之后，张爱玲的痴苦之时。
论者严纪华认为《色，戒》：“其中男女主角的对待起伏回旋甚大，似乎是借尸还魂地道出了张爱玲过去与胡兰成的情感试炼与创伤。亦即将王佳芝的情欲释放与张氏本身的情欲释放连结，从这个角度观察，整个间谍故事的主谋凶手或可遥指到‘父爱症结’：也就是张爱玲所曾经历过的又爱又恨的缺陷童年，以及她一直深深企盼却终于落空的感情（亲情、爱情）。”张爱玲又说过：一切好的文艺都是传记性的，事实不过是原料，我对创作苛求，对原料爱好，是偏嗜其特有的韵味，也就是人生味。张爱玲在遍尝人生的况味后，在改写这个故事中，不经意地把自己投影在王佳芝的身上，也因此她的笔端流泄出“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感情”。
历经三十年的改写，《色，戒》发表于《半生缘》之后的十年，我们知道《半生缘》相当程度都是张爱玲与胡兰成恋情的寄存处——《十八春》的重新开封，它是胡、张尘封十八年恋情的最后回眸，那是张爱玲在丧失“新欢”、再感孤身飘零后，不免忆起“旧爱”。而十年后，她在他乡异国更显得孤寂，她终于完成这个三十年前就曾写就的故事。虽然她曾清坚决绝地拒绝作家朱西宁在一九七四年致函邀她来台湾和胡兰成会面，但她在提笔改写这故事时，不免会回首前尘往事，而因为经过长时间岁月的淘洗，当时的伤痛刺激已转换成平和甚至美好的回视来处理，只是有些创伤是永难复原的，因此张爱玲在此时有着清醒的自省。
小说名为《色，戒》，其实已不单是表面的意义，它不是易先生的好色之戒，而该是王佳芝的情之戒，是所有女人的情之戒，当然更包括张爱玲自身，这又是张爱玲的一次不经意地坦露自己。
第十七章 繁华过眼尽苍凉
无时无刻地渗透着张爱玲，其间有她个人的经验及其心灵感悟，更有着民族文化、时代历史的渊源。张爱玲曾说：“苍凉是飞扬与热闹之后的安稳与真实，飞扬是浮沫，热闹是虚伪；飞扬与热闹是短暂，苍凉是永恒。”又说她“就喜欢那被经济与情欲扭曲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怨女的苍凉”。因此“苍凉”成了她一切作品的底色，甚至她的人生亦无处不存在着苍凉。即若晚年她身处在繁华热闹的美国都会，但却离群索居、兀自独立地张看这个花花世界，眼底亦尽是苍凉。苍凉无时无刻不渗透着张爱玲，这其中有她个人经验及其心灵感悟，更有着民族文化、时代历史的渊源。
出身于簪缨望族的张爱玲，骨子里流淌着清末贵胄的血液，从她咿咿呀呀立在一个满清遗老面前背“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时起，就注定她与这些苍老的历史有着难以摆脱的纠葛。而在一个散发着前朝霉湿气的旧家庭中，她却有着无家可归的感觉。只因那个家已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它虽然曾是沪港辉煌一时的上流社会，但此时却是一方“残缺”的天空。
在张爱玲的冷眼旁观中，这个“家”透出无边的苍凉，在“断瓦残垣”中，走向“一级一级没有光的所在”。尤其是当她被父亲软禁时，她更感觉到“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Beverley Nichols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于是她逃离了那个“片面”、“癫狂”的“青白的粉墙”，再也没有回到那充满腐败气味的张公馆。但这些记忆却烙印在她早熟的心间，于是《金锁记》的姜公馆、《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还有《茉莉香片》中的聂公馆……无一不是张公馆的翻版。在张爱玲的笔下，昔日王谢世家的体面，已被历史巨轮碾得体无完肤；过往的繁华景象，已如积久的毛皮，丧失光泽，只剩下虫蛀后光秃秃的本相，尴尬难耐，尽是苍凉。逃出父亲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