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仿佛还记得多少年前的那个夜晚,胡兰成最后一次吻她,而她面对着无法挽回的事实,惟有泪流满面,哽咽中却叫得一声“兰成”!不是缠绵悱恻,而是清坚决绝。在那残冬寒夜,她与他黯然相别。此情此景对张爱玲是终生难忘的,于是在《半生缘》中张爱玲特别加上这一段:两人就这么站着,对看着。也许她也要他吻她。但是吻了又怎么样?所谓“铁打的事实”,就像“铁案如山”。他眼睛里一阵刺痛,是眼泪,喉咙也堵住了。他不由自主地盯着她看。她的嘴唇在颤抖。曼桢道:“世钧。”她的声音也在颤抖。世钧没作声,等着她说下去,自己根本哽住了没法开口。曼桢半晌方道:“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抱着她。此时无论是胡兰成或是赖雅,与张爱玲的相恋相依都已成往事,一切都回不去了,这是“铁打的事实”。但它却成为张爱玲内心生活的一部分,就如她说的“也许爱情不是热情,也不是怀念,不过是岁月,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其间无论经过多少扭曲变形,其原汁原味总在其中。
而相对于世钧和曼桢的叔惠和翠芝,张爱玲在改写后,已不像原有的那样实在,他们的相聚是在一种虚幻飘渺的氛围中,留下扑朔迷离的空白,张爱玲似乎有意拿他们和世钧、曼桢做一个参照。张爱玲这样写着:这时候灯下相对,晚风吹着米黄色厚呢窗帘,像个女人的裙子在风中鼓荡着,亭亭地,姗姗地,像要进来又没进来。窗外的夜色漆黑。那幅长裙老在半空中徘徊着,仿佛随时就要走了,而过门不入,两人看着都若有所失,有此生虚度之感。张爱玲此时的心情,恐怕正如她在《不幸的她》刊于一九三二年上海圣玛丽亚女校年刊《凤藻》总第十二期,当时张爱玲是初中一年级,新文学史料家陈子善先生发掘此文,并认为是张爱玲的处女作。一文中所说的:“别了!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无论怎样,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日。”虽是明知“当爱已成往事”,但张爱玲还是那样缠绵而百感交集!她写着:“他在绝望中搂得她更紧,她也更百般依恋,一只手不住地摸着他的脸。”是世钧,还是兰成?我们何曾看过张爱玲笔下有这样动人而凄美的描写,也惟有这一次了。
其实胡、张之恋的某些情节,早已在张爱玲的电影剧本《不了情》及据之而改写的小说《多少恨》套用过。由电影片名和小说篇名,就已点出是因为有“不了情”,才产生“多少恨”,“爱”与“恨”原是一体的两面。司马新在《张爱玲与赖雅》一书中,更指出:“……可是令人吃惊的倒是故事与张爱玲的真实生活十分相似。女主人翁二十五岁,与张当时的年龄相仿,也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女人(四十年代上海的年轻女子能自立的并不多,当然张是远更成功)。张在老家原来的名字既不是爱玲,也不是英文Eileen,这些都是学名,她的原名是煐,家中老亲都是这样叫她的。(在她给姑姑的信上,她都签名为煐。)读着与茵相近,而以上海方言发音则相同。于是,煐就变成家庭中的茵或家茵电影和小说女主角的名字。
“……然而小说中的夏先生可丝毫没有反派角色的劣迹,他为人正直、和蔼、关心人,对家茵的爱忠贞不渝。男主角之姓自胡(异族)转到夏(中华),可能也不是偶然。小说中的反派角色已转换成由夏太太和主人翁的父亲来担任。因此《多少恨》与张的真实生活既相似又相异。真实生活中,她的婚姻了断了,她的爱也了断了,因为胡兰成已不值得她的爱;《多少恨》中,恋爱是结束了,但是相互的爱却仍完好无损。真实生活中,胡是破坏婚姻的反派角色;《多少恨》中,两个局外人引起了姻缘的破坏。真实生活中,张是因胡两次背叛她,而不得不与他分手;《多少恨》中,是家茵主动与夏分手并出走到厦门。……胡多次背叛她的事实是难以使她无动于衷的,于是通过一种变形过程,只把胡兰成身上有吸引力的部分,投影到了小说中的主角夏先生身上,使夏先生变成值得女主人翁为他奉献爱心的人。因此,恋爱虽然结束了,爱心却没有结束,电影片名‘不了情’,明白地暗示这层意思。”
总之,我们从张爱玲的不断改写中,追索她如何在“虚构”的小说中,渗入她自身的“真实”故事,但亦不能“刻舟求剑”、穿凿附会地分不清创作和真实究竟是两码子事。但无可讳言的,胡、张之恋,确实在她的旧作新魂中,留下了陈迹残影。
第十五章 游走文字与光影间
她游走于文字与光影之间,撷取了两者之长,以宛如摄影机之笔,剥尽世间男女的华丽外衣,得窥世俗的雾散苍凉。一九四二年春张爱玲从香港返回上海,不久插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四年级就读,但不久后便因经济窘困等缘故而辍学,并开始卖文为生。据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一书中说:原来她回上海不久,就开始给英文《泰晤士报》写了一些剧评和影评,我因父亲家中没订这份报,不知道这件事。她说写剧评影评也花费不少心力,往往一写就全身投入,到学校上课就觉得很累,更不想去上学了。
姐姐从小就对电影有兴趣,也有自我见解,写影评倒是很合适的。上海成为“孤岛”后,外国影片来源较少,国产片也因胶片进口问题,出品不多。而人们心情苦闷,话剧的发展变得十分蓬勃。姐姐回到上海后,常去看话剧,从中认识一些现实的情况和人民的声音。我记得她对中旅剧团唐槐秋、唐若菁演的《雷雨》、《日出》,以及后来苦干剧团黄佐临导演,石挥、丹尼、张伐等人主演的《大马戏团》、《秋海棠》,乔奇等人主演的《浮生六记》,都很欣赏,常向我介绍他们各自的优点。京剧、越剧,她偶尔也去看,但不如看电影、话剧那么频繁。说到电影,张爱玲很小就独自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电影,虽然来回都需家里佣人接送,有时遇到佣人迎接不及时,她还得在电影院门口等上好一会儿,但她却乐此不疲。有次她和弟弟张子静从上海去杭州亲戚家玩,刚到的第二天,看到报纸广告谈瑛主演的电影《风》,正在上海某家电影院上映,立刻就说要赶回上海去看。一干亲戚朋友怎样拦也拦不住,张子静只好陪她坐火车回上海,直奔那家电影院,连看两场。看完电影,张子静头痛得要命,而她却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了,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
张子静又回忆到,张爱玲学生时代“订阅的一些杂志,也以电影杂志居多”。“在她的床头,与小说并列的就是美国的电影杂志,如《Movie Star》、《Screen Play》等等。”“三四年代美国著名演员主演的片子,她都爱看。如葛丽泰嘉宝、蓓蒂戴维斯、琼克劳馥、加利古柏、克拉克盖博、秀兰邓波儿、费雯丽等明星的片子,几乎每部必看。”
而张爱玲在《谈跳舞》、《谈看书》等文章中,也提到过一些她年轻时期看过的外国影片,如日本电影《狸宫歌声》和《舞城秘史》、法国电影《冬之狮》、美国电影《叛舰喋血记》和迪士尼动画片《白雪公主》、《木偶奇遇记》等等。其中《叛舰喋血记》两次不同版本的影片,她都看过。
除此之外,她更喜欢看国产影片。特别是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影史崭露头角的阮玲玉、谈瑛、陈燕燕、顾兰君、上官云珠、蒋天流、石挥、蓝马、赵丹等人主演的影片。
一九三四年六月,蔡楚生编导的《渔光曲》联华出品,王人美、罗朋主演。在上海连映八十四天,盛况空前。万千观众之中自然少不了张爱玲,她甚至连片中的主题曲《渔光曲》都极为喜爱。
张子静就说,她不仅在练习钢琴时自弹自唱这首歌曲,还兴致勃勃地要教家里一个叫小胖的小佣人学唱。尽管不识字的小胖对开头的两句“云儿飘在天空,鱼儿藏在水中”,学了差不多一个上午,还是不太会唱,但张爱玲仍然其乐融融地教了一遍又一遍。可见她对这部影片喜爱之深。张爱玲曾自称“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她的内心世界是比较封闭的,因此难以合群,交友也很少。不过与她有深交的好友,大多也是电影的发烧友。例如她的终生至交炎樱,原是她就读于香港大学时的同学,也是当时常在一起看电影的同好。张爱玲曾在《烬余录》中热情夸赞她,原因之一就是一九四一年底日军攻打香港时,“同学里只有炎樱胆大,冒死上城去看电影——看的是五彩卡通。”
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时期,另一个出名的女作家苏青,是张爱玲当时可以与之互换衣服穿的密友,她除了是一位对电影兴趣盎然的同道外,早在一九四二年底就曾入“中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日本人的逼迫下,上海“新华”、“艺华”、“国华”等十二家电影公司于一九四二年四月合并,成立了“中华联合制片有限公司”,简称“中联”。担任编剧。苏青曾说,她自己平时孝敬侍奉母亲的“常规”之一,就是陪母亲去看中国电影。而她自己去电影院看电影时,宁可冷淡遇见的女友,不与她们应酬交谈,也要“全神贯注到银幕上的动作和表情”。这种情况相较于张爱玲,可能是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另外写过《夜店》、《海誓》等十几个电影剧本的名作家柯灵,从张爱玲试笔文坛不久就给予了大力扶助,在他主编的著名杂志《万象》上,连续刊登了张爱玲的《心经》、《琉璃瓦》和《连环套》等小说,虽然后来因为张爱玲与《万象》老板平襟亚发生了一场稿费纠纷,闹到双方在报上打起笔墨官司,张爱玲索性自行腰斩《连环套》。但这事并没有影响到她与柯灵的交情,因此才有一九四四年《倾城之恋》搬上舞台的合作。
为了这事柯灵居间奔走,着实花了不少精力。首先是剧本的编写,张爱玲编好后请柯灵提意见,柯灵很尽心地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张爱玲也很认真地一遍又一遍地修改。除此而外,在柯灵的努力下,《倾城之恋》可以说是获得了当时最佳的演出阵容:剧团是曾为明星影片公司三大巨头之一的周剑云所创办的大中剧团,导演是列名当时上海话剧界四大导演之一的朱端钧,饰演白流苏的罗兰和饰演范柳原的舒适也是最走红的影剧明星。因此这档四幕八场的大型话剧。
上海兰心戏院。一九四四年话剧《倾城之恋》排练地。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申报》上刊登的话剧《倾城之恋》广告。
在十二月十六日的上海新光大戏院位于宁波路广西路口,戏院比照西班牙及意大利中世纪建筑,一九三三年秋季起专映明星公司出品的影片。隆重首演,立即引起轰动,在此后的三个月中连演了八十场,几乎场场爆满。张爱玲从一位名小说家一下子又成为公众注目的“新闻人物”,这时应当是她最光彩夺目、辉煌耀眼的一刻。
三十多年后柯灵在《遥寄张爱玲》文中说:“事后我因此得到张爱玲馈赠的礼物——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我拿来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显眼。桑弧见了,用上海话说:‘赤刮剌新的末。’桑弧是影片《不了情》的导演,张爱玲的熟朋友。——但这是后话。”而后来有一次柯灵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张爱玲闻讯后还和胡兰成到他家看望,并要胡兰成对日本宪兵说情,设法营救柯灵。张爱玲不仅喜欢看电影、谈电影,她也喜欢评电影。早在一九三七年她当时还是上海圣玛丽亚女校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就在年刊《凤藻》上发表《论卡通画之前途》,对当时动画影片创作倾向和发展趋势,做出了精辟的评析。而在为《泰晤士报》写影评和剧评后,她在一九四三年为英文《二十世纪》月刊一连写了九篇文章,这其中有六篇也是影评,因此可说张爱玲的职业作家生涯,其实是从写影评开始的。
这六篇影评分别是:第四卷第五期(五月号)的Wife,Vamp,Child评的是《梅娘曲》和《桃李争春》;第四卷第六期(六月号)的The Opium War评的是《万世流芳》;第五卷第一期(七月号)的影评没有标题,评的是《秋之歌》和《浮云掩月》;第五卷第二、三期合刊(九月号)的Mothers and Daughters in law评的是《自由魂》、《两代女性》和《母亲》三部电影;第五卷第四期的影评也没有标题,评的是《万紫千红》和《回春曲》;第五卷第五期的China Educating the Family评的是《新生》、《渔家女》两部影片。
除此而外,张爱玲发表于一九四三年《古今》半月刊第四十三期的《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文中亦有评论《侬本痴情》这部电影。而发表于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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