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所以如此，在于傅雷认为《金锁记》的故事有其悲剧性：一个年轻的姑娘嫁给一个残废的男人为妻，经受了爱的煎熬并转而戴上黄金的枷锁，形成变态的心理，其题材则已极富刺激性；尽管这个姑娘出身并不高贵，不若西欧的悲剧人物往往是一个英雄，但其经历的跌宕起伏，以及由此产生的大悲大喜的情节高潮，都是悲剧表现的最好对象。反之，像《倾城之恋》等作品，都因为“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而遭傅雷的否定。
傅雷曾穷毕生之精力，将法国文坛大师伏尔泰、罗曼·罗兰、巴尔扎克、梅里美、丹纳的传世作品，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三十二部译著合计不下五百万字，其数量之多，译笔之传神，被公认为一代“翻译巨匠”。在四十年代傅雷是通过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与《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而形成了一种英雄主义的人生观与艺术观。
就创作而言，他看重作者的社会使命感、崇高的道德自觉、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与追求精神，和因之而创造出的大气磅礡的、且有史诗性的文学作品；就技巧而言，他所喜爱的也是那种强烈的对比、鲜明的刻画、深刻的揭示、无情的抨击的作品风格。再加上傅雷本身那种嫉恶如仇、充满英雄气概的暴烈性格、绝对的自我主义者、绝对的一元主义者，因之悲剧性作品不仅成为傅雷推崇的一种文类，它所包含的悲剧意识还被傅雷视为衡文的绝对标准。
然而张爱玲的悲剧观是构建在人的生存意义上，她肯定的是既非“英雄”也非“完人”的“软弱的凡人”的生活价值。她在《自己的文章》说：极端病态和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张爱玲较之傅雷，具有更为深沉的悲剧意识，她并不强调力、崇高、紧张、英雄、疯狂等构成悲剧的必然因素，她展现“软弱的凡人”的“那种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之中，“有挣扎，有焦愁，有慌乱，有冒险”的生存体验，她向人们昭示着悲凉的无所不在。因此当傅雷希望张爱玲痛痛快快地“成为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把人生剥出一个血淋淋的面目来”；殊不知张爱玲已用她那不动声色的笔触，将“苍凉”的氛围弥漫于作品之中，在让你挥之不去下，完成了不是悲剧的悲剧。
在写作的技巧上，张爱玲不喜欢用夸张式的对照，达到某些读者所期待的“斩钉截铁”的力度。她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出了“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所谓“参差的对照”，即是指对整个人生有所了解后，以一种更近世情真相的柔和光影去表现它，达到“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
为了“贴俗求真”，张爱玲从不讳言她与通俗文学的关系。她除了喜欢张恨水的小说外，她又说：“我一直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还有一个特点：它不论写什么，写出来都是一样的，因为写的是它自己。总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作者的面目，而小报的作者绝对不是一些孤僻的、做梦的人，却是最普通的上海市民……”
除此而外，民间文学、绘画、地方戏曲等，在张爱玲看来，无不隐含着慑人魂魄的魅力。而这些对于深具“雅化的”文学趣味的傅雷就难以认同。傅雷用“西洋的文学方法”，尤其是十九世纪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为标准来衡量张爱玲的《连环套》，认为它没有“中心思想”，“仿佛是一串五花八门、西洋镜式的小故事杂凑而成。”而对于《连环套》的文体，傅雷认为：“简直用起旧小说和京戏——尤其是梆子戏——中最要不得而最叫座的镜头！”还认为其中吸收旧小说的用语是“这样的滥调”，是“渣滓”，“连现在的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家也觉得恶俗而不用了，而居然在这里出现。”
其实《连环套》可说是张爱玲对于旧小说的模仿之作，其中海上说梦人（朱瘦菊）所著的《歇浦潮》一百回，人物众多，从达官富贾到娼优无赖，其间关系错综复杂，该书曾为张爱玲所推崇。然就其结构观之，仍只是中国式的穿插藏闪，欠缺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更非傅雷所推崇的“依照严密的逻辑推索下去”的西方长篇小说的叙事模式。因此《连环套》虽然模仿了《歇浦潮》，而霓喜也正是贾少奶、媚月阁、无双一类太太姨太太式的人物，但在结构上却免不了与人以“一串五花八门、西洋镜式的小故事杂凑而成”之感。
至于傅雷指责《连环套》套用旧小说的词汇，张爱玲辩解为“特地采用一种过了时的词汇来代表这双重此指年代和地域。的距离”。其实或可说是因张爱玲对于某些“字眼”的极为敏感，因而常常对某些词汇和表达方式有着某种特殊的审美感觉，其中自然包括对于古典小说中一些极富机趣的修辞方式的欣赏。
傅雷在看了连载在《万象》四期的《连环套》后，曾预言：“《连环套》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而就在连载到第六期时，《连环套》被腰斩了。有人推测是因为傅雷的批评文章，但身为主编的柯灵否定了这种猜想。
虽然三十年后张爱玲的解释是自觉写得太糟，亦感到写不下去，她在《张看》一书的自序里说：去年唐文标教授在加州一个大学图书馆里发现四年间上海的一些旧杂志，上面刊有我这两篇未完的小说此指《创世纪》和《连环套》两篇。与一篇短文，影印了下来，来信征求我的同意重新发表。……那两篇小说三十年不见，也都不记得了，只知道坏。
《幼狮文艺》寄《连环套》清样来让我自己校一次，三十年不见，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当时也是因为编辑拉稿，前一个时期又多产。各人情形不同，不敢说是多产的教训，不过对于我是个教训。这些年来没有写出更多的《连环套》，始终自视为消极的成绩。但这有作家悔其少作的心理，在三十年前若说她“自行腰斩”，似嫌不通。因之研究者认为起因可能是和《万象》老板平襟亚有关，他们因稿费等问题而起的摩擦在小报上传得沸沸扬扬，这一年的八月两人还在《海报》上打过一场笔墨官司。总之，《连环套》是停笔了，成了“未完成的失败之作”。
张爱玲在《传奇》初版扉页上有这样的题词：“书名《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虽然是简短的两句话，但包含了张爱玲写作的题材与写作的技巧。这普通人即是凡人，而非英雄——他们来自城市的最底层，张爱玲为这市民阶层的人生做写真，表现他（她）们的愿望、现实、矛盾、痛苦、敷衍、苟且等等。没有反抗之歌，只有生存气息；没有远大理想，只求现世满足。而在写作的技巧上，她吸取“通俗小说”中“传奇化的情节与写实的细节”的特点，而以“艳异的空气的制造与突然的跌落”来造成“反高潮”，然后“传奇里的人性呱呱啼叫起来”。因此她让读者在出乎意表的震动中主动感受和思索，随同作者一起对“人生的许多重大问题”有所领悟，而不是沉迷于一个百看不厌的故事中，重温一次简单浅薄的悲欢离合。张爱玲解构了英雄、高雅、悲壮，有的只是“凡人、通俗与苍凉”！
第十一章 在香江与许地山的相遇
张爱玲与许地山在港大的偶然相遇，在服饰、宗教上，许地山的某些见解，曾引起张爱玲的共鸣。
但因太平洋战争，迫使可能成为学者的张爱玲从此消失，类似许地山式的服装史、宗教史的论著也无从产生。
她选择了卖文为生，作家的张爱玲于焉产生了。一九三九年夏天，张爱玲离开上海来到香港求学，母亲和姑姑托工程师李开弟做监护人，那是她们在英国认识的老朋友后来他成了张爱玲的姑丈，不过那已是一九七九年的事了，因为七十八岁的两位老人结婚了，李开弟后来离开香港去重庆，于是改托一位在港大教书的朋友做监护人。
我们从《对照记》看到张爱玲当时的一张照片，她戴着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消瘦，一望便知是个勤奋用功的好学生。她说：“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我真的发愤用功了，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我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有一个先生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给过他给我的分数。”是的，在二年级时她以全年级第一的分数获得了何福（Ho Fook Scholarship）和尼玛齐（Nemazee Donor Scholarship）两项奖学金，学费和膳宿费得以全免。
学者邵迎建指出，张爱玲在香港大学遇到两位恩师，分别是中文教授许地山与历史副教授佛朗士（N。 H。 France）。其中有关佛朗士，张爱玲在《烬余录》中，直抒了对他的感情，赞扬他“豁达”，“彻底中国化”，“对于英国的殖民地政策没有多大同情”，他“不赞成物质文明”，家里不装电灯自来水，在野外养猪；“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官样文字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非常滑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最无名目的死。”——那是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佛朗士被征召入伍，在黄昏回军营时，大约是在思索着一些什么，没听见哨兵的吆喝，被自己的人打死了。
至于许地山并未在张爱玲的文章中谈及过，但据学者黄康显在《灵感泉源？情感冰原？——张爱玲的香港大学因缘》一文中指出：“《第二炉香》与《茉莉香片》提及的华南大学，根本就是香港大学的影子，特别是后者的中文系，言子夜教授可能就是许地山教授的化身。”
我们知道《茉莉香片》是张爱玲以弟弟张子静及她所憎恨的家庭为背景而写的，其主题是“寻找父亲”，因此她将留过学，年过四十五岁，有着瘦削身材，身着中国长袍，热爱中国文学，热爱中国，对不争气的学生恨铁不成钢（这些特征都正与许地山吻合）的言子夜，描写为主角暗暗倾慕的理想父亲，可推测出他在张爱玲心中所占的位置。邵迎建认为“从不言及这位恩师或许也正如她一贯所为，对于自己生命中铭心刻骨的人和事（如母亲、与胡兰成的恋爱），始终不发一言，只在‘虚构’的小说中，透出些许蛛丝马迹”。邵说无疑是可信的。
许地山是一九三五年因受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的排挤，而被燕大解聘，而旋由胡适推荐后，应香港大学之邀，任港大中文学院即今日的港大中文系。主任教授。港大聘中国人为教授者，除以前医学院王宪益教授外，许地山是第二人。许地山除了是知名的作家外，更是一位“通才”的学者，从文学、哲学、宗教学，乃至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几乎无所不通。他知音律，善琵琶，能谱曲编词，精于插花，还研究服装、古钱币。
后来担任香港大学校长的王赓武说：“港大中文学院于一九二七年创设以来，因为时代的关系，还是偏于记诵之学，许先生来了之后，把课程分为文、史、哲三组。前人研习文学，只重视诗文，许先生则加上词、曲、小说、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前人治史，多注重朝代兴革，许先生则不但要讲政治史，还要讲文化史、宗教史等。经学一门，往时研习颇有囫囵吞枣之弊，现今则剔除非哲学的部分，而再加上九流十家、道教、佛教等等，做有系统的研究，并旁及印度哲学，以资参考。港大中文系的课程屡经改革，才有今天文、史、哲、译粲然可观的规模，而许先生三十年代高瞻远瞩的扩充，可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而在港大，佛朗士是许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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