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未完:张爱玲- 第1部分

作者：蔡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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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白　撕碎了又拼贴

一九九五年中秋前夕，张爱玲以她独特的方式，告别人世。

一时间“满城争说张爱玲”。

一篇锦瑟解人难，重读张爱玲亦非易事。

从史料或文本上重新地“发现”她，该是一个窗口，藉由此你才能看到无边的风景！不知从何时开始起沉迷于茫茫史海中，寻逡那碎瓦残片。只想从那零星的史料中，去认识那历史的原状，去触摸传主当年的脉搏，去感受他们的岁月烟云。尤其是在从事多年的影像工作后，对于昏黄的照片、苍老的往事，顿时能感受到历史斑驳的残影。

于是用文字、用影像，捕捉着、记录着这些人和事就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时时缠绕着我。“今天不做，明天就晚了”的声音一直回荡在耳边，如影随形。于是我屈服了，带着成堆的资料，带着纸和笔，也带着摄影机和录影带，从北国到江南，从东瀛到欧美，我们如一群狩猎者，追踪着半世纪前传主走过的足迹，记录下他们当年的点点滴滴。时光仿佛回到了从前，我们看到他们的身影，如斯地鲜活！如斯地动人！一九九五年中秋前夕，张爱玲以她独特的方式，告别人世。“临水照花人不见，满城争说张爱玲”，整整一两个月的时间，报章杂志、电视电台争相报道凭吊，当代中国作家的死后哀荣，莫过于此了。

而早在一九九三年我们筹拍“作家身影”一系列中国现代作家的传记纪录片时，张爱玲就成为我们的传主之一，“采访到她本人”就成为我们无时无刻挥之不去的诱惑，尽管是惊鸿一瞥或寥寥数语，只要能够留下她悠悠的身影，就已弥足珍贵了。

于是我们透过《皇冠》杂志社的协助，转寄上我们的企划书以及一封长信。经过了数个月，我们突然接到来自洛杉矶西木给导演雷骧的传真，内容如下：雷骧先生：

收到尊函，感到非常荣幸。苦于体力精力不济，自己的工作时间都已经缩减到实在无法交代的程度，电视影集只好援引制片家高尔温那句名言：“把我包括在外。”仔细看了您寄来的企划书后又充分考虑过，所以没能照您所嘱从速答复，希望没太晚耽误计划的进行。您节目内要用《对照记》里的图片文字，本来不成问题，可径与皇冠接洽，当然光用它根本用不上。惟有遥寄最深的歉意。

匆此即颂

大安

张爱玲传真的日期是一九九四年的八月十八日，虽然张爱玲婉拒我们的采访，但我们从来就不曾放弃这念头，我们一直“遥寄最深的希望”，直到一九九五年九月初，张爱玲被发现在寓所去世的数天前，也是她真正告别人间的三天后吧，我们在台北和庄信正先生碰面，面对我们的恳求，他答应回美国后一定打电话给张爱玲，希望能促成“张爱玲入镜”这件事。对于庄信正的承诺，我们寄予最深的厚望，因为他是张爱玲晚年最接近的人。当然这希望后来是落空了，因为就在当时，张爱玲的亡魂正在窃笑我们的“多情”呢。当然张爱玲还未完，一九九四年冬我们在上海拍下张爱玲的住所和她所描写的十里洋场，即使半个世纪之后，景象仍历历在目：公寓的阳台、夜营的喇叭、回家的电车以及那“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的月亮。然后在上海档案馆——那放租界建筑图的地方，我们意外地找到一九三七年圣玛丽亚女校的年刊《凤藻》，看到了张爱玲的高中毕业照，还有她的性向测验。于是我们知道十七岁的张爱玲，最喜欢吃“叉烧炒饭”，最喜欢“英王爱德华八世”，最怕“死”，最怕“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婚”，最常用的口头禅：“我又忘啦！”最拿手的好戏是“绘画”。因此当我们后来再翻到《传奇》小说集，看到那些出自她亲手绘制的插图时，我们已不再感到讶异了，因为在十七岁时，早熟的天才，已露锋芒。

柯灵先生在《遥寄张爱玲》中提到：“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她机会。”是的，张爱玲确是只在那几年间闪了一下光，倏起倏灭。柯老谈到他初见张爱玲及与她交往经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相对于柯老的侃侃而谈，桑弧却以“因为几十年没通音信了，我很难发表意见，我不准备谈”轻轻带过。一九四六、四七年间，张爱玲与桑弧合作《不了情》、《太太万岁》两部影片，一编一导，合作愉快，如今却多所隐讳，个中的信息，终究令人难以索解。

在香港，宋淇（笔名林以亮）夫妇，与张爱玲的交往最深，那是一九五二年张爱玲由沪来港后，“晤谈之下一见如故，终于成为莫逆之交”，四十余年如一日。因此宋淇的《私语张爱玲》、《张爱玲语录》等文章，就真实地刻画出张爱玲的另一个面影，而能访问到宋淇夫妇，就成为我们每经香港时的最深期待。因为在这之前透过友人的相告，得知宋淇先生长期卧病，甚至得借助氧气罩维持生命，于是我们只有一次一次地等待奇迹出现，但最后还是落空了。在张爱玲辞世的一年后，宋淇先生也因慢性肺气肿病逝于香港，享年七十八岁。

而在一九九四年冬，我们在北京拟采访夏衍先生，请他谈谈一九九五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家代表大会，张爱玲在他关照下应邀出席的景况。拍摄前一天，秘书告诉我们夏衍先生身体有点不适，要我们下次再拍；没想到两个月后夏衍先生就因病去世，当然也来不及告诉我们，当时他的爱才、惜才之情。

“快，快，迟了就来不及了，来不及！”这是张爱玲心中经常的催促声，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催促声！若时间能够暂时停止，让我们拍下夏衍、宋淇的旁述，那张爱玲的身影，无疑地将更加鲜活起来。

从《流言》、《传奇》、《对照记》等作品文本，再加上亲友的旁述、学者的评论，我们试图勾勒出一个张爱玲的身影，即使只像她在《流言》一书的自画像一般，或可稍解张迷“看张”的欲望！斯人已逝，传奇未完，曲终不见，只留下苍凉的手势！一九九七年中秋前夕，为纪念张爱玲逝世两周年，写下上述的部分文字，原以为从此作别张爱玲；怎知再重读张爱玲的作品文本时，在文字与文字、行距与行距的“缝隙”间，发现许多先前所忽略的讯息，而这些讯息又构成解读张爱玲的“符码”，于是狠下心来撕碎了前人为张爱玲所绘的画像，再重新拼贴，发现了另一个张爱玲！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或“人如其文”，但在这“文”与“人”之间，仍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不论过去、现在或未来，不论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掌握“文”，只能无限地走近；至于“人”之相知，难也。作家的自白、亲友的旁述、评论家的月旦，似乎只能得到一个侧影，而非全貌。

当然，就一个历史人物而言，一旦他进入传记领域，他的“真实”，永远不会是绝对的，这种“真实”，只能是传记作者在各自的创作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真实”。不同的作者，可以写出不同的传记，但它们都不可能是传主唯一的真实。因此从作品中去探求作家的内心，有时反而更可靠些，因为创作常常是作家内心隐情的抒发，那些在实际生活中遭受压抑的情节，那些被埋在心腑而无法实现的欲望，那些直面人生时软弱卑怯的刹那，常常会从他们的笔端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尤其是像张爱玲这种不断地改写自己作品的作家，在历次增删之中，又常常偷渡自己的灵魂，甚至可从此窥探出她感情的陈迹残影。惟有抓住作家的这种内心的隐秘之处，我们才能逼近他们的灵魂。

另外“还原传主的历史现场”亦是探求真相的不二法门。我们常发现诸多论者常“以今视昔”，因此尽管他们夸夸其谈，但总不得要领，更无法探骊得珠。逝者如斯，但每一过往的江水，都不同于以往，正如灿烂的阳光，每天都闪烁不同的光芒。

在岁月的淘洗中，往事已苍老，浮云也沧桑。简单的、无意识的、偶然为之的某一历史瞬间，也许被后人解说得无比复杂而意味深远；错综复杂、影响巨大的事件，却又可能被视为林间随意飘过的一阵清风。历史的解索本非易事，因此重回故纸堆中，翻寻悠悠的往事，回溯过往的恩怨情天，探本究源，才可以逼近他们的真实生命！一篇锦瑟解人难，重读张爱玲亦非易事，从史料或文本上重新地“发现”她，应该是一个窗口，藉由此你才能看到无边的风景！

第一章　最后贵族的记忆与鞭笞1

祖父、祖母甚至李鸿章带给张爱玲的，只是贵族的血液而已，虽然这种身分是她需要的，但跟随而来的却是更多“最后贵族”的腐烂窒息的气味。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六日在上海“新中国报社”召开的“女作家聚谈会”，当时参加的女作家有：张爱玲、苏青、潘柳黛、关露、汪丽玲等人。席间苏青谈到女作家生活狭窄，取材不能广泛，总是拣自己熟知的东西来写。张爱玲便接着说：“女人活动范围较受限制，这是无法可想的，幸而直接经验并不是创作题材的唯一源泉。”而当主持人鲁风问她如何取材时，张爱玲回答：“也有听来的，也有臆造的，但大部分是张冠李戴，从这里取得故事的轮廓，那里取得脸形，另向别的地方取得对白。”而两个月后，她发表在《新东方》月刊第九卷第四、五期合刊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五日出刊。上的《自己的文章》一文中也说：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拋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张爱玲在说这些话的同时，几乎已写完她《传奇》中的故事，因为再经三个月后，她的短篇小说集《传奇》就正式出版了。

学者余斌在《张爱玲传》中说道：“《传奇》中姚先生的家，川嫦的房间等等，做为故事展开的具体环境单个地看，并没有什么超出特定地点、场所的意义，然而当它们与《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金锁记》中的姜公馆，《茉莉香片》中的传庆家，《留情》中杨太太的府第等等，由于一种内在的相似性，在读者的心目中相互重叠，发生关联，构成一个独特的‘世界’时，每一个具体环境就在作者统一的命意下获得了超越自身的新的意义。一个场景如果重复出现，它就有可能变为一种象征。上面所举各篇小说中的具体环境当然不是同一个，然而它们内在的相似性——都是没落的旧式家庭，更重要的是，它们有同样灰暗的色调，同样腐烂的，令人窒息的气味——又使人们可以将它们当作同一个来看待。”而这没落的旧式家庭指向张爱玲的家庭，甚至更可扩大到整个家族。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字幼樵生于一八四八年，卒于一九三年，出身于“士大夫”之家，中举人，点进士，从翰林院的庶吉士进至侍读，后升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清末同光“清流派”的中坚人物。一八八四年，法国军舰进犯中国南部沿海，在总理衙门任职的张佩纶受命会办福建海疆。他在福建海岸修筑炮台，对法国军舰的入侵进行了一个月的抵抗，然而最后中国水师战败，张佩纶被解职，流放边塞张家口。当时已于五年前病逝的元配朱芷芗所生的儿子志沧、志潜（仲炤）和继室边粹玉并未随行。

一八八六年，边粹玉在京病逝，一八八八年张佩纶戍满，在四月十四日返抵津门，在李鸿章都署内协办文书，掌理重要文件。据同年四月二十七日李鸿章致台湾巡抚刘铭传函中说：“幼樵塞上归来，遂托姻亲，返仲萧于张掖，至欧火于许昌，累世旧交。平生期许，老年得此，深惬素怀。”由此观之，张佩纶在返津不到半个月，就与李鸿章的女儿李经（菊耦）订妥姻缘。那年张佩纶四十一岁，李菊耦二十三岁。

第二章　最后贵族的记忆与鞭笞2

李菊耦是一名才女，结婚之前，为李鸿章审看、整理公文，相当于私人秘书。婚后他们曾过着一段“诗酒唱随”的幸福生活，我们从张佩纶的《涧于日记》中可看到“午后与内人论诗良久”；“雨中与菊耦闲谈，日思塞上急雹枯坐时不禁心怃然”；“合肥晏客以家酿与余、菊耦小酌，月影清圆，花香摇曳，酒亦微醺矣”；“菊耦小有不适，煮药，煮茶，赌棋，读画，聊以遣兴”；“菊耦蓄荷叶上露珠一瓮，以洞庭湖雨前沦之，叶香茗色汤法露英四美具矣。兰骈馆小坐，遂至夕照衔山时，管书未及校注也”。据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说：“李鸿章为了爱女，就设法让他们搬到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