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过两刻钟之后，曾国藩重新回到座位上，对李昭庆说：“幼泉，回去告诉你二哥，就说我完全赞同他的这个设想，只是要提醒他注意一点：丁宝桢是山东巡抚，他的职责只是守山东，灭不灭捻寇不是他的事，防守胶莱尽量用刘省三部，而不用鲁军，前年赖文光就是冲破豫军朱仙镇防线的，丁宝桢和李鹤年是一样的思想。因此，为防万一，还要在运河设第二道防线，以潘鼎新扼守，在江苏六塘河设第三道防线，就近调鲍超、陈国瑞部防守。你今天休息一下，明天一早就回去。告诉少荃，鳖虽进瓮中，但并未到手，还有可能逃出去，不可存丝毫虚骄。至于二十万饷银，我分文不少。”
事情正如曾国藩所估计。同治六年八月十九日，东捻军在赖文光、任化邦率领下，在海庙口以北十几里海滩地方突破鲁军防线，过潍河、潍县、昌乐，拟再渡运河，进入豫陕，与张宗禹的西捻会师。但在运河遇到了潘鼎新部的顽强阻挡，又加上大雨连绵，河水盛涨，东捻军心大乱，叛徒潘贵升乘机杀害了鲁王任化邦。赖文光率残部重上山东，结果一败于潍县，再败于寿光，两万将士战死，首王范汝增英勇牺牲。赖文光率六千人苦战逃出，准备下江苏，在六塘河又遇到鲍超的阻挡，后来虽从陈国瑞部的缺口突破六塘河，但终于大势已去，人少力弱。赖文光被抓就义，东捻军全军覆没。
捷报传到江宁，一洗曾国藩两年多来的屈辱。朝廷论功行赏，李鸿章授以协办大学士，刘铭传首倡河防之策，封一等男爵，并念记曾国藩的决策之功及转战一年多的辛劳，加恩加赏一云骑尉世职，接着又从体仁阁大学士调任武英殿大学士。不久，李鸿章、左宗棠、刘松山等会剿西捻成功，梁王张宗禹战死徒骇河边。闹了十多年的捻军起义被完全镇压下去了。曾国藩精神重又振作起来，正准备把整饬两江的事继续办下去时，官文却因阻击西捻失败之罪，被撤除了直隶总督之职，慈禧太后调曾国藩接任，并着晋京陛见，两江总督一职，则由浙江巡抚马新贻升任。
曾国藩这次欣然受命。其原因，不仅因捻乱平息，朝廷没有忘记他的功劳，更因他多年的明友暗敌官文彻底垮台了，他今后的仕途少了一块绊脚石，曾国荃、郭嵩焘、刘蓉、刘长佑等人东山复起也少了一重障碍。放眼今日之域中，又是湘淮军的天下！他能不兴奋吗？
二 堂堂大清王朝，竟好比一座百年贾府
两江治内的大小政事，曾国藩都可以移交给马新贻，唯有两件事他放心不下，要亲自交代一番。
第一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事，他拟亲赴上海一行。容闳得到消息，自己驾驶新制的火轮船由沪赴宁来了。曾国藩十分高兴。他兴致勃勃地登船观赏，并命容闳向采石矶开去。容闳开足马力，船在江面飞也似的前进，近两百里水路，不到两个时辰便到了。曾国藩坐在船舱里，颇有点意气风发之感。到了采石矶后，容闳又掉过船头，开回江宁。因为是下水，更快，一个半时辰便回到下关码头。曾国藩兴奋地说：“纯甫，这艘船比起安庆内军械所造的黄鹄号又要强多了，简直与洋人的船不相上下。”
容闳说：“与前些年洋人的船相比，速度是差不多了，但洋人这两年造的船又快多了。洋人的东西日新月异，学不胜学。”
“我们中国人并不蠢，只要有志气，今后总可以超过洋人的。”曾国藩坚定地说，又问，“这艘船取的什么名字？”
“还没有名字哩，正等着大人为它命名。”
曾国藩站在甲板上，望着滚滚东去的长江水，凝神良久，说：“就叫它恬吉号吧！取四海波恬、公务安吉之意。你看如何？”
“最好！”容闳欢喜地说。
“纯甫，我此去直隶，最令我挂系的就是上海机器制造总局，它还刚上轨道，并不成熟。在中国建机器制造局，是我曾某人办的一桩破天荒的事，它也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说不定今后还会招致众多非议。不过，依老夫之愚见，这个事业非要办成功不可。中国的徐图自强，只能肇基于此。纯甫，我看重你，主要还不是因为你留过洋，与洋人熟悉，而是看重你的能吃苦、性格坚毅。你千万不要辜负我的期望，今后不管有千难万难，你都要把这件事坚持办下去。你尚年轻，今后的日子还长，是可以看到成功的一天的，老夫却不一定看得到了。”
“曾大人，卑职感大人知遇之恩，也深知此事重大，卑职一定尽力办好。”容闳办机器制造业已经五六年了，先前是满腔赤子之心，恨不得两年三年就把美国英国的全套机器搬到中国来，让国家立即强盛。这些年来，他在办事过程中，深感处处棘手，步步难行，多少次都想甩手不干，但最后还是挺下来了。他本想向曾国藩吐一肚子苦水，听曾国藩这一说，便不敢再讲了，硬着头皮把总督交给的担子担起来。
“纯甫，我知道你有难处。”曾国藩从“尽力办好”四字中，已知容闳的艰难。“老夫活了五十多岁，经事不少，知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困难之处，正可看作是激励和逼迫。你拿张纸来，我送你两个字，作为暂时分别的留念。”
容闳忙拿出一张随身携带的棉料呈文纸，曾国藩写下两个大字：“患难”。又在旁边写了一行小字：“余将赴直隶，书此二字送纯甫，以志相交于患难之时也。”写罢，亲手把纸递了过去。容闳激动万分，打开从美国带回的牛皮箱，将它珍藏于箱中。后来容闳定居美国，西方友人愿以十万美金买下这幅字，容闳毅然拒绝。这当然是后话了。
第二件是金陵书局的事。船山遗书的印装即将蒇事。道光十九年刻的《书经稗疏》《春秋家说序》因错讹较多，而稿本王家又已不慎被烧，曾国藩便托刘昆在京师文渊阁抄出，前几天也已送到江宁来。他又挤出时间，亲自为船山遗书的刷印作了一篇序，现在都一并交给书局赶紧雕版，不用他操心了。只是还有一大批洋人的译书和国内耆儒的书稿，还在等待着刊刻。曾国藩亲到书局去了一趟，见设备简陋的书局里堆放着一叠叠刻印俱佳的船山遗书，他欣喜地翻阅着，把书凑近鼻子边，贪婪地闻着，觉得油墨喷出的气味真香。陪同一旁的欧阳兆熊笑道：“前人说唐诗可以佐酒，你也真像要把这本书吞吃掉似的！”
“小岑兄，不瞒你说，我现在最大的心愿，便是摒去一切世事，学当年李邺侯那样，到深山老林里去筑一间茅屋，读尽天下书。”曾国藩说，那神情极为虔诚。
“那真是一种绝大享受，可惜你没有这个福分。”欧阳兆熊大笑，曾国藩也笑了。
离开书局时，曾国藩拉着老友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船山公的书印得差不多了，这是一大工程，你我都实现了夙愿。其他存局的译稿也都要刻印出来。洋人机巧之心，造炮制船的奥妙都在这些书里，要想使中国富强起来，就非要读这些书不可。至于那些耆儒们的著作，也是一生心血所在。他们大多清贫，无力付梓，我们不印，他们将抱恨终生，学术成果也就会湮灭，所以也得刻印出来。马穀山若是不支持，你就写信给我，我给你汇银子来。”
欧阳兆熊感动地说：“涤生，我和你的心是相通的。你才大，干大事，我力小，办小事，总之都要为世人做有益之事。你放心去直隶吧，我之余生便在此书局了。只要有我在，金陵书局就不会关门，马穀山不给钱，我卖田产店铺也要把存局的这批书稿刻印出来！”
两双已变苍老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从书局回到衙门不久，赵烈文便引着一个汉子进门来。那汉子挑着两只大木箱。
“大人，欧阳先生给你送了一担礼物。”赵烈文笑嘻嘻地说。
“哪个欧阳先生？”曾国藩皱起眉头说，“你叫他挑回去，什么礼我都不收！”
“还有哪个欧阳先生，就是书局的小岑老丈呀！”赵烈文边说，边擅自叫那汉子放下担子。
“他送我什么礼物？我刚从他那里来。”曾国藩疑惑不解。
那汉子拿袖子抹了抹脸上的汗，说：“大人刚走，欧阳先生便说，你们看我现在呆成什么样子了，曾大人奉调直隶，一走几千里，今后捎带东西十分不便，船山公的遗书就差两本没完工了，我们何不把先印好的送他一套呢！《｜Ｚei8。Ｃom电子书》大家都说应该。于是就装满了两箱子，派我送来。”说着打开木箱，露出叠得整整齐齐的几十函书来。曾国藩满面笑容地说：“好，好！这个礼物我收下。你辛苦了，到大厨房里吃过饭再走。”
那汉子出门后，赵烈文帮助曾国藩将书一函一函地拿出来，放到书桌上，几乎把整个书案摆满了。
“船山先生处饥寒交迫之境地，孜孜不倦，写出这多好书来，真正不容易呀！”曾国藩望着眼前的书感叹起来。
赵烈文顺手翻着《读通鉴论》。这本书在书局刻印过程中，他便零零星星地借来读过一遍，十分佩服船山的见事高明、议论深刻。此时看着这部被装订成十大本的五十余万言巨著，真是爱不释手，心里油然生出一股对船山的由衷崇拜。“大人，船山公议论戛戛独造，破自古悠谬之谈。卑职想，若使其得位乘时，必将大有康济之效。”
“不见得。”曾国藩轻轻地摇了摇头。
“为何？”赵烈文颇感意外。他深知曾国藩一向尊崇王夫之，但为什么并不赞同这个观点呢？
“船山之学确实宏深精至，但有的则嫌偏刻。比如对人的评价，求全责备的多，宽容体谅的少。若让船山处置国事，天下则无可用之人了。”曾国藩离开座位，在书案前走了几步后又说，“作文与做官并不是一回事。作文以见深识闳为佳，立论即使尖刻、偏颇点亦无妨，因为不至于伤害到某一个人，也不去指望它立即收到实效，只要自圆其说，便是理论，运笔为斤，自成大匠。做官则不同，世事纷繁，人心不一，官场复杂，尤为微妙，识见固要闳深，行事更需委婉，曲曲折折，迂回而进，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万不可逞才使气，只求一时痛快。历来有文坛上之泰山北斗，官场上却毫无建树，甚至一败涂地者，盖因不识此中差别耳！”
赵烈文不断点头称是。过一会儿，曾国藩感慨地说：“世上之人，其聪明才力相差都不太远，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生异人。”
“大哉，宰相之论也！”赵烈文不由得高声赞叹。
“惠甫，你怎么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曾国藩哈哈大笑起来，心情十分快活。
“卑职跟随大人多年，素日里听大人谈经谈史谈人物，所获甚多。有时想，若是把大人这些谈话都整理出来，刻印成书，必然对世人大有启发。”赵烈文真挚地说，他其实已悄悄地这样做了。每次和曾国藩谈话之后，他就赶紧记在当天的日记上，尽量做到不漏一句，不走一丝样，把它们原原本本地留在纸上。曾国藩多次和他谈“静”的意义。从春秋的诸子百家，谈到宋明的程朱陆王，把“静”的学问阐发得淋漓尽致，说得赵烈文如醉如痴。他于是自号能静，将书斋命名为能静居，其每天的日记也随之叫做能静居日记。这部能静居日记已记了二十年了，其中有不少曾国藩的言论。
“惠甫，我本是一个读书做诗文的料子，谁知后来走错了路。”曾国藩今天的谈兴很高，他喝了一口茶，饶有兴致地谈起了往事。“我初服官京师，与诸名士接游，时梅伯言以古文、何子贞以学问书法皆负重名。我时时察其造诣，心独不肯下之。顾自视无所蓄积，唯有多读书而已，心中则以为异日梅、何之辈不足以相伯仲。岂料学未成而官已达，从此与簿书为伍，置诗文于高阁。咸丰二年后奉命讨贼，驰驱戎马，益发无暇为学。今日回过头来再读梅伯言之文，自觉其有过人之处，往者之见，实为少年偏激。不过，我至今心里仍不服输，若让我有时间读书，我一定要与梅伯言争个高低。”
说罢，一副愤愤不平的认真样子。赵烈文鼓掌大笑起来，说：“人之性度不可测识，世有薄天子而好为臣下之称号者，汉之富平侯、明之镇国公①也。大人事业凌铄千古，唐宋以下几无其伦，仍斤斤计较，要与寒儒一争高下，岂不与汉成帝、明武宗为一类的人！”
曾国藩笑着说：“我讲的是实话。”
赵烈文说：“我于此看出了大人年轻时的英发雄姿，定然不可一世，后来与洪杨争胜负，大概也出于此好胜之心。”
“真给你说对了，惠甫。”曾国藩说，“起兵之初，亦有激而成，不仅要与洪杨争高下，也要与湖南官场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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