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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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传- 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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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李克农作为一名被国民党通缉多年的“共党要犯”,孩子们不知其生死存亡,而国民党的报刊上却时常出现有关他被捕被杀的消息。为了避开骚扰,孩子们上学填写表格,在“家长”这一栏里,填的不是李克农,而是爷爷李哲卿的名字。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点,西安临潼华清池沉浸在一片隆冬的寂静中。   
    忽然,一阵激烈的枪声从这里骤然响起,张学良卫队一营某连包围了这里,拉开了兵谏蒋介石的“西安事变”的序幕。   
    1936年12月4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飞临西安,以华清池为行辕,向  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部署“剿共”计划,压迫张、杨就范。   
    12月7日,张学良、杨虎城得知蒋介石已准备了两个方案,供张、杨选择。第一个方案:如果张、杨服从他的命令,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将全部开赴陕北进攻红军。假如不执行他的命令,就实行第二方案: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陕、甘两省由国民党中央军接管负责“剿共”。而且,蒋介石已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   
    张、杨均不愿执行“剿共”命令,又不愿调往南方去被蒋介石分割、消灭。12月7日和8日,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前往华清池劝说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用政治方法解决红军问题。结果蒋介石不仅不为所动,而且大发雷霆。   
    蒋介石的顽固态度终于迫使张、杨作出断然决策:兵谏蒋介石,迫其停战抗日。   
    不可一世、盛气凌人的蒋委员长被扣留起来,张、杨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建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二人分任正、副委员长,并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惊天地,泣鬼神,名垂青史。而西安,这座位于渭河中部、有着三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古都,一时又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遽然发生的事变,犹如平地一声惊雷,使错综复杂的国内政局变得更加混沌迷茫。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刻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意见。12日深夜,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对内情尚不明了的“西安事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负责人都作了重要发言,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从民族利益的高度出发,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应张、杨两将军电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和叶剑英等组成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工作,促使蒋介石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转向停战抗日。   
    不久,中共中央又指派李克农、伍修权和边章伍赴西安协助工作。边、伍二人在西安等待布置新的任务,没有直接参加处理“西安事变”的工作。李克农一到西安,就立即担任了中共代表团秘书长,统管内部事务。   
    李克农的工作量很大,每天从早忙到晚,深夜11点以后,还要等待周恩来、叶剑英回到住地,向他们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到满脸倦容的李克农上床休息时,早已是万籁俱寂、众人入梦了。这段时间,他的身体状况明显恶化。长期过度的劳累,加上贫瘠的西北高原上恶劣的生活条件,使得李克农那本来就很虚弱的身体“雪上加霜”。他眼疾更严重了,哮喘病不断发作,整天咳嗽不止,心脏也出了问题。   
    真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而张学良不久又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随即命令组织高等军事法庭,对张学良开庭审理,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年。不久,虽宣布“特赦”,但“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如笼中之虎,失去了自由,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禁生涯。“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杨虎城将军,于1937年6月被迫辞职赴欧美考察,抗战胜利后返国,被蒋介石下令囚禁,于大陆解放前夕遇害于重庆松林坡戴公祠,时年56岁。   
    张学良赴宁被扣后,蒋介石一面施放政治烟幕,一面对西安作军事部暑,大兵压境,东北军一向以张学良为核心,此时群龙无首,形势日趋混乱。   
    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大多握有团营实权,张学良过去很器重他们,他们对张学良也有很深的感情。他们要求抗日,有爱国热忱,但思想有些混乱,处理问题不够冷静,特别是对张学良被扣表示无法接受,强烈要求不顾一切地营救。   
    这批人中,为首的是张学良警卫团团长孙铭久。“西安事变”发动时,他曾亲率队伍冲入华清池活捉了蒋介石。张学良被扣后,以他为首的少壮派和以王以哲、何柱国为首的主和派发生了尖锐矛盾。   
    1937年2月2日,孙铭久警卫团的一批人,突然闯入王以哲的住宅,开枪将王打死,制造了一起异常严重而又本不该发生的悲剧。消息很快传给周恩来,他闻讯立即和李克农等人赶到王以哲家。李克农看到王以哲身中九弹,躺在血泊中,他深为这位曾在古北口大战过日寇、又和自己进行过面对面谈判的东北军高级爱国将领的惨死,发出了阵阵叹息。   
    王以哲的家中哭声一片,乱成一团,李克农等人协助周恩来,帮助布置灵堂,安慰家属,料理后事,使东北军许多将领深受感动,解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会。   
    孙铭久等少壮派军官的严重错误几乎导致东北军内部的大分裂。然而,他们在“西安事变”中又都是有功之臣,杀王以哲的动机也是为了拯救张学良,因此,周恩来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安排他们离开了西安,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然而,西安的局势仍然在恶化。   
    李克农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暂时转移到西安北边的三原,那里驻扎着红军一军团,周恩来则坚守西安,并在七贤庄一号公开建立了红军办事处。   
    2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一个师开进西安,“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也于次日抵达西安。西安的局势逐渐稳定了下来。   
    充满戏剧色彩的“西安事变”终于结束了它悲剧性的尾声,一个全民族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抗战局面,如黎明前的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时势造英雄。 
办事处的 “红小鬼”     
    西安局势稳定后,李克农走马上任七贤庄红军办事处处长,负责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早期筹建工作。此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李克农的工作在各地不断调换,但始终都是搞办事处工作。西安办事处设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巷内杨槐满目,郁郁葱葱,景色怡人。门口挂着“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教导队通讯训练班”的牌子,这是因为顾祝同害怕中共和红军的影响扩大,采取的是“掩耳盗铃”的办法,十七路军的士兵负责门卫。   
    办事处是中共设在国统区的一座桥头堡,也是一个窗口。任务相当复杂、繁重。给中共采买各种物资、同中央保持电讯联络、迎来送往以及同国民党特务进行斗争等等,都是办事处经常性的工作。   
    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几乎清一色是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的“红小鬼”,由于他们头大个小,加上为和“通讯训练班”的学生身份相符,李克农让大家穿起了统一的学生装,所以附近的群众都戏称他们是“娃娃”,办事处自然也就成了“娃娃店”。当时西安有两家放映无声电影的电影院,对学生只收半价,办事处的这些“娃娃”们就冒充学生到电影院去看半价电影,算是开了洋荤。一到休息和吃饭时间,院子里总能传出阵阵喧哗和打闹声。然而这些“娃娃”,年纪虽然不大,工作却丝毫不能马虎。因为李克农对工作抓得很紧,特别是对机要工作,更是随时检查,不许出漏子。   
    由于周恩来经常外出活动,李克农给他配了警卫副官陈有才。他除了教陈有才做好警卫工作外,还教他随周恩来到国民党机关时,如何给传达室通报、递送周恩来名片等等,并且给陈有才特制了一套呢子大衣和礼帽。   
    对这些“红小鬼”,李克农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教会大家如何开展工作。一些原来握枪的粗手,也在李克农的指导下,学起了如何给客人挂衣帽、如何递烟送茶之类的细活。这,也是工作。办事处刚刚成立的时候,由于工作人员大多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土包子”,不懂社会上的礼节,客人进屋,他们不知如何接待,只顾着站在一边看。周恩来说这可不行,就要李克农等人教大家怎样待人接物。李克农说,客人进来后,要先引到客厅外,帮客人把大衣、礼帽挂在衣架上,再引进客厅请坐、上茶……如此如此。   
    就是这样,笑话还是不时地出现。有一天,一位民主人士来办事处,一位小公务员照章办事,不等客人站好,就动手将客人头上的礼帽摘了下来。幸好这是位对我党友好的人士,客人只一笑了之。李克农得知后,将这个例子作为教材,告诉大家要等客人自己取下礼帽后,才能接过来挂上,不要抢先动手。   
    边摸索、边学习,“土包子”们也渐渐地适应了环境,成为彬彬有礼的服务人员了。   
    俗话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李克农是豪杰之士,也是有情之人。在办事处,稍有空闲,他就常常想起父母妻儿。上海一别5年来,他和家人天涯海角,音信杳然。念及此,他给芜湖的亲人写了一封家书。   
    李克农是个好儿子,也是个好丈夫。斯诺的《西行漫记》中,用寥寥数笔为李克农勾画出这样一个形象来。1936年10月中,我在红军中呆了近4个月以后,回白色世界的安排工作终于完成了。…… 
李克农的儿女们     
    “别忘了我的假臂!”蔡树藩叫道。   
    “别忘了我的照片!”陆定一提醒我。“我们等着你的航空队!”杨尚昆笑道。   
    “给我送个老婆来!”李克农责怪道。   
    李克农的要求不高,只要夫人送来,即心满意足矣!   
    其实,李克农一家人也整日为他牵肠挂肚。赵瑛带着孩子回老家后,一家人只能从国民党报纸的零言碎语中推测红军的行踪,猜想李克农的下落。   
    家里生活日见艰难,在芜湖颇有些名望的老父亲被迫到处借债,赵瑛当小学教员,勉强养家糊口。处事庄重、待人谦和的赵瑛,把一个人口多、收入少的大家庭安排得十分妥贴,对公公、婆婆关心备至,与孩子们的叔叔、婶婶也能和睦相处,她话虽不多,但却赢得了大家的敬重,就连公公也尊称她为“赵先生”。李宁日后曾经这样回忆起那段时期的赵瑛:   
    母亲教学工作相当辛苦,每天晚饭后,人们都已各自休息了,唯有母亲还在昏黄的灯下,精心地为几个班备课和批改作业。有时还要为我们姐弟缝制衣服。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有时我们睡醒一觉,仍看到母亲在灯下为我们缝补、操劳。这些都深深地烙印在我们脑际。真是千针万线浸透了母亲多少汗水,蕴藏着多少慈母的爱啊。繁重的教学、繁琐的家务、五个子女的抚育,沉重的担子压在母亲的肩上(当时她才三十多岁)。一九三四年,外祖父病逝,家业衰落,照顾外祖母的担子也压在母亲的肩上。   
    李克农作为一名被国民党通缉多年的“共党要犯”,孩子们不知其生死存亡,而国民党的报刊上却时常出现有关他被捕被杀的消息。为了避开骚扰,孩子们上学填写表格,在“家长”这一栏里,填的不是李克农,而是爷爷李哲卿的名字。   
    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全家的生活愈见困难,有时甚至要靠典当度日,几个孩子的读书也成了问题。   
    一天,赵瑛将几个孩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你们也慢慢地长大了,不要再依靠家庭了,要学会独立地创建自己的生活,有机会在学校学习固然好,但不是唯一的,有些大学问家就是自学成才的,只要自己努力,辛勤地劳动,总会获得丰硕的成果。”几个孩子历尽生活磨难,很体谅家庭的困难,为不增加母亲的负担,纷纷中途辍学。   
    16岁的李宁高中刚读了一年,就前往南京找了一个小职员的工作,从此走向了社会。   
    而小女儿李冰,则在凄风苦雨中度过了难忘的青少年时光。初中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十分困难,李冰听从母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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