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隔12年之后，1955年李克农在上海休养期间，谈起“抢救运动”时，还不无感慨地说：“当时有人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问道：‘你们打算要抢救的百分比是多少？’有人回答说：‘百分之五！’然后又降到百分之二三。毛主席坚持地反驳说：‘怎么能这样？不可能！难道特务都开了花了？’延安审干时，毛主席经常派人来听汇报。等到向他本人汇报时，他开头没说好也没说坏，一直没表态，只说了一句：‘青年人的灾难啦！’当时我体会，以为毛主席说的是青年人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受的灾难，现在，我的体会就更深了。”
可见，李克农对于延安审干运动中一时间出现的所谓“抢救”偏差，心情是歉然不安的。
对“抢救运动”，毛泽东总结说，其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及区别对待这两点”。1955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出：“抢救运动是有偏向的，这个偏向就是急躁地想用简单的方法把反革命分子清出来，其结果犯了逼供信的错误。”
邓小平也指出：“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对这段惨痛的经历，历史作出了公正的评判。
第六篇
在日本发出乞降照会的第二天，蒋介石便一连下了两个命令：一个是给他的嫡系部队，要求他们“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个是给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勒令他们“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两道命令赤裸裸地暴露出蒋介石要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的险恶用心。
王实味案（一）
“抢救运动”翻过了历史的一页，而李克农却又被牵扯进另一桩大案之中。这桩大案一直纠缠他多年，成为他心中一段隐痛。这桩大案，现已大白于天下，它，就是轰动一时的“王实味案”。王实味，1906年生于河南省潢川县，父亲王耔渭是前清举人，为人耿直，一生清寒。辛亥革命后，潢川县办了一所中学，王耔渭老人因德高望重，被聘为校长。受父亲影响，王实味从小发奋学习，他6岁上小学，13岁小学毕业，17岁中学毕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他的一位老师曾当面夸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中学毕业后，王实味因家贫无力继续 考大学。不久，他得知开封有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招生，这所学校不收学费。王实味便前往报考，被该校录取。一年后，该校停办，王实味再度失学。不过，这一年的时间，却使王实味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为挣钱上大学，1924年，王实味去驻马店邮局投考邮务员，录取后，在邮局工作了一年。他每月只有30元的工资，除了寄4元回家给父亲，6元钱留作生活费，其余20元全都被存了起来，到1925年暑假，王实味已在邮局工作了一年，一算帐，存款已有240元了。
带着这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240元钱，王实味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去北京大学应试。
1925年，王实味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一切手续办完后，手里只剩下189元了，他把180元存入了北大附近的一所邮局，其余9块钱，留作了自己的伙食费。
这位出身贫寒、历尽艰辛的青年人，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在北京大学这所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里，他一头扎进了书海之中，尽情地吸取知识的养分，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在北大，王实味结识了一位河南老乡、正在哲学系读书的陈其昌（即陈清晨）。陈其昌当时已是有一年党龄的中共党员，他见王实味常常进图书馆借阅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觉得他是个要求进步的青年，便借给他一本《共产党宣言》。王实味读后，深受启迪，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达到全人类的解放。他把自己读后的感想告诉了陈其昌，于是，陈其昌于1926年1月介绍王实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25年寒假开始，王实味开始了自己一直醉心的文学活动。他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发表在1926年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1445期上，是一篇名为《杨五奶奶》的短篇小说。
1985年第2期的《小说界》上，评论家倪墨炎曾经这样评价这篇小说：《杨五奶奶》以短短不到3000字的篇幅，勾画出一个小集镇上仗势欺人的“母老虎”的嘴脸，而这位“母老虎”终于得到了最可耻的下场。小说的作者具有鲜明的爱憎。文章文字简练，叙事层次清楚，有些段落和对话很生动，并具幽默感。这段评价表明，王实味在生活积累和艺术素养上，都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水平。
1927年王实味因故失去了中共党组织关系。不久，他又因为家境贫寒，无法再在北大继续学习，经父亲的一个学生介绍，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找了一份当文书的工作。
王实味当时已身无分文，抱着“权当住旅馆呆它几天”的想法，到南京上了班。个头高瘦、长相斯文的王实味，性格却有些易于激动，在工作中，他见到那些令人气愤的事情，总是情不自禁地要指桑骂槐。一天，他正在痛骂的时候，忽然有人悄声问他：“小王，你是哪一派的？”
王实味听罢，将桌子一拍，说：“王派！”因为自己姓王，故所谓“王派”乃“王实味派”也。
那人未听明白，以为是“汪派”（即汪精卫派），忙说：“小王，此地不可久留，这样吧，我介绍你到山东泰安中学当语文教师如何？”
王实味本来就不想在国民党衙门里当差，看到这位同事如此热心，便将计就计，让他写了封介绍信，来到了泰安。
在泰安，由于王实味常常向学生宣传“国民党一直没有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所以农民仍被剥削挨饿”等等，一年后即被解聘，又回到了南京。
王实味案（二）
1929年3月，他来到上海，1930年1月，王实味和刘莹结婚。婚后，为维持生活，他开始创作小说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据统计，他创作的小说有《休息》等，翻译的作品有：美国作家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英国作家哈代的《还乡记》和高尔斯华绥的《资产者》、法国作家都德的《萨鞭》、德国作家豪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等，均被收入由徐志摩为中华书局编辑的《新文化丛书》中。应该说，王实味在文艺上是有过自己的贡献的。在上海期间，王实味和王凡西、陈其昌有过一段短暂的交往。1930年5月的一天，王实味在大街上与王 凡西相遇。王凡西在北大时即与王实味同学，而且那时两人又都是中共党员，老友重逢，显得格外兴奋。王凡西请求王实味帮忙译一部分书，因为他妻子即将临产，正缺钱用。王实味帮了他这个忙，翻译了《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
同年8月，陈其昌也突然到王实味家拜访，陈其昌曾是王实味的入党介绍人，陈、王二人过去关系一直不错，此时在上海，遇上王实味一家经济拮据时，陈其昌还主动借钱给他们，王实味也并未感到有什么不妥。
其实，这时的王凡西和陈其昌已经是中国“托派”的重要人物了。何谓“托派”？
在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168页中，有这么一条重要注释：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
刘莹当时已是中共党员，对中共中央的反托斗争情况比较了解，当她得知王实味为王凡西翻译了《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后，便敏感地怀疑王凡西可能是托派，劝告王实味不要与其交往，王实味坦然地接受了刘莹的劝告，从1931年1月开始，王实味便断绝了与王凡西的联系。
1932年，王实味夫妇曾委托陈其昌介绍王实味加入左联。陈其昌明确说：“我不能办这件事了，我已不做党的工作了。”这句话使王实味夫妇对陈的政治面貌产生了怀疑，此后，王、陈二人也再不来往。
由此可见，上海期间，王实味和托派重要成员王凡西、陈其昌等人有过一段交往，王实味本人在思想上也曾接受过托派的某些观点，但他和真正的托派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更没有组织上的联系。
“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的浪潮在全国高涨。1937年，王实味在开封重新入党，同年10月，向往革命的王实味，将已经怀孕的刘莹送回娘家，自己只身来到延安。
王实味来到延安后，被分配到延安马列学院编译室，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不久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为培养高级理论干部而设立的高级研究机关。院长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兼任，副院长为范文澜，下设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思想、中国文艺、中国教育、中国新闻、国际问题和俄文（翻译马列著作）等9个研究室。1942年初，张闻天率领一个调查团到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农村作为期一年多的调研工作。这段时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维汉代为负责中央研究院的工作。
中央研究院成立后，王实味被调往该院中国文艺研究室工作。由于他在文学和翻译方面有一定的成就，被中央研究院任命为特别研究员。王实味这段时期主要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共计翻译了《价格、价值和利润》、《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以及《列宁全集》第18卷中的一部分内容等共65万字，是当时延安一位相当有成就的翻译家。
1942年初，毛泽东亲自倡导的整风运动在延安广泛开展起来。整风运动开始后，不甘寂寞的王实味相继写了《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和《硬骨头与软骨头》等杂文，对延安存在的某些缺点和他感到不满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王实味案（三）
实事求是地说，延安不是没有缺点，对这些缺点进行批评也是完全允许和十分必要的，问题是一介书生的王实味看问题难免幼稚、偏激，对一些现象的批评总是夹杂着一些冷嘲热讽的味道。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中，王实味写道：
我们的革命事业有两方面：改造社会制度和改造人———人的灵魂。政治家，是革命的战略策略家，是革命力量的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者，他的任务偏重于改造社会制度。文 艺家，是“灵魂的工程师”，他的任务偏重于改造人的灵魂（心、精神、思想、意识……在这里是一个东西）。
政治家主要是革命的物质力量的指挥者，艺术家主要是革命精神力量的激发者。前者往往是冷静的沉着的人物，善于进行实际斗争去消除肮脏和黑暗，实现纯洁和光明，后者却往往更热情更敏感，善于揭破肮脏和黑暗，指示纯洁和光明，从精神上充实革命的战斗力。
这其实是把政治家和艺术家放在了对立的两面。在《野百合花》一文中，王实味从极端民主、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用夸大的事实、尖刻的语言，把延安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组织的文娱晚会，说成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把干部待遇上的一些差别，说成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把在战争环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生的个别事情，说成是“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把少数干部的官僚主义，说成是“到处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在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等等。
在王实味的笔下，延安工作和生活中的某些缺点与不足被歪曲和夸大了，他的观点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得到了不少人的“共鸣”，一时间人心波动，思想混乱。
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了全院整风动员大会。在会场上，王实味带头和主持全院整风工作的李维汉发生激烈争执。会后，他写了《我对罗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