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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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传- 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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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有利条件?”陈农菲被李克农一番话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不是和大家一同从监狱出来的么?”   
    李克农看出陈农菲的迷惑,不动声色地说:“你有你的有利条件。我看了你的判决书,上面有‘被告坚决不承认有加入共产党之事实……’严刑逼供你都不承认,以后任何时侯,只要是革命需要,你大可以搞你的革命的‘不承认主义’,利用你原有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到他们那里去进行工作。这呀,就是你的有利条件。要是承认了是共产党,国民党又是通报各地,又是照相、查指纹,再要隐蔽起来,可就难上加难了啊!”   
    “哦,原来……”陈农菲恍然大悟,但又稍有失望。   
    他本来是憋足了劲要上前线打鬼子的,经李克农这么一说,只好答应说:“现在总算活着出来了,工作嘛,服从组织安排。”果然,陈农菲不久就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被国民党政府参军长吕超推荐给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受聘为国民党元老们办的《金陵日报》总编辑、代理社长。这家报纸正因为经营不善,销路很少,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   
    陈农菲拿不定主意,去请示李克农该怎么办。   
    李克农听罢,高兴地说:“好事!求之不得的好事!我们党要办一张在国民党地区公开发行的报纸,国民党用尽一切方法与我们为难。我们的《新华日报》现在还是有人无报,潘梓年、章汉夫同志等只好打‘太极拳’,国共合作的宣言,国民党到今天还不公布,八路军出动的消息也一点透不出去,我们党的主张不能与广大群众见面;假如这份报纸能在团结、抗战、民主的原则下,总编辑有权不受限制地工作,你便可以去,这需要与林森、吕超谈清楚。”   
    接着,对与《金陵日报》有关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李克农以行家里手的口吻评点道:“林森这个人,我是了解的。他是国民党元老,但对蒋介石的专横,自己当傀儡主席,内心是不愉快的,因此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他曾说过:‘我这主席不过是个监印官耳。’其实,这国民党的大印,也只有蒋介石才管得住。吕超这个空头参军长更是毫无实权。现在,他们都想利用抗战捞点政治资本。找你办报,目的便在于此,因为他们知道你过去在四川办报还有些成绩。现在他们请你,不要不答应,也不要答应,要讲点先决条件……”   
    李克农指点迷津,陈农菲茅塞顿开。   
    他去找了林森、吕超,谈了自己就任总编辑的条件:不理睬国民党中央党部新闻杂志检查处每天对报纸大样的检查,一切得由自己作主。   
    林森听完说:“现在是举国一致团结抗日,民主是要讲的,只要避开反独裁就可。汉群(吕超的字),请你打个电话给检查处的那些人,《金陵日报》的大样,每天我都会过目,用不着麻烦他们了。”   
    吕超则进一步对陈说:“大样你看过就印,就说林主席和我都已过目。你就放手去干吧。”一切顺利。   
    陈农菲悉数上报李克农。李克农兴奋而又带几分调侃的口气说:“有时,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有的同志将复杂的事情想得那么简单,而有时又将简单的事情考虑得过于复杂。国民党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我们要善于分析,懂得对什么工作用什么方法。他们不要我们办报,可他们的主席却请共产党人去当编辑,我们的子孙恐怕也不会相信有这样的糊涂事吧。”   
    说着说着,李克农激动地站了起来:“看吧!国民党独裁统治了十年,在他们的首都南京,即将出现一张为人民讲话的报纸。”这张报纸凝结着李克农的心血。 
喉舌怒斥敌势     
    为把这张报纸办成中共宣传抗日的喉舌,李克农就如何利用这张报纸,甚至如何组织稿件等,都向陈农菲一一作了指示。他还介绍同陈农菲一起蹲过监狱的何云、周维以及平津流亡分子中的活跃人物朱穆之,协助陈农菲办报。陈农菲自己也专门约请上海文化界的一些进步人士为报纸写稿,使这张原本死气沉沉的报纸,大有起色,一时有洛阳纸贵之感。   
    “党国喉舌”不知不觉成了人民手中的利器。   
    在宣传方面,《金陵日报》的出版,使中共在国民党的首府有了一块实际上的舆论阵地。同时,李克农还和叶剑英、博古等人,经常接见一些对中共友好的人士和中外记者,特别是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在山西平型关歼灭日军千余人以后,八路军在国统区名声大震,许多人来办事处打听消息,办事处一时应接不暇。李克农让袁超俊买了一架油印机,将八路军总部发来的战报印发,并用不同方式通过进步或中间报纸在报上透露出去。陈农菲接手《金陵日报》不久,就在该报的显著位置刊登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   
    此外,对充斥于国民党报刊之上的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诬陷和诽谤,李克农进行了坚决的抨击。   
    一天,南京一家自我标榜为“中性”的报纸———《新民报》,根据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胡编乱造地登出日寇已经打到了山西,而八路军却“游而不击”,不知都到哪里去了之类的诽谤八路军的消息。   
    报纸摆在李克农的桌上,他勃然大怒,穿上军装,扎起武装带,佩好少将肩章,威风凛凛,气宇轩昂。   
    一个电话打到了《新民报》的办公室:八路军的李长官请报社总编速来办事处,有要事相商。   
    总编到后,李克农手指着报纸,厉声喝问:“总编大人,你说我们‘游而不击’,有什么根据?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消灭了多少日军,全世界都知道,你难道不知道?你这样做想干什么?对其后果你负得起责任吗?”   
    一串连珠炮似的问话,问得那位总编头上直冒冷汗,一个劲地点头说:“对不起!对不起!”表示明天一定更正。第二天,该报就登出了一条更正启事。   
    事后,办事处的同志对李克农说:“克公(大家对李克农的尊称),您真有两下子。”李克农笑着说:“这就是又团结又斗争嘛。”八路军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所要解决的困难也越来越多。向国民政府领取军饷、军械和其他军用物资;采购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所需物资,并运往陕西、山西等地,这些都是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的任务。1937年10月3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国民党军政部的电报说:兹派职路参谋长叶剑英为驻京代表,李克农为驻京办事处主任,以后所部与职路之一切军需、军械等,概由该办事处主任李克农负责署名领取,特电谨呈备案。   
    自那以后,凡是中共向国民政府争取过来的军用物资,都由李克农签名领取。   
    物资匮乏的中共中央驻地延安,缺乏纸张、棉布和其他物资,这些大多是由驻京办事处采购、运送的。战争期间,形势相当混乱,火车车皮十分紧张,但在宁、沪一带,共产党、八路军的威信很高,拿着八路军的护照几乎都能得到优先照顾。   
    11月12日,日军攻陷上海,随后兵分三路,向南京压来。国民政府决定分别迁往重庆、汉口、长沙三处办公,而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也决定分批撤往武汉。   
    李克农协助叶剑英为撤离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一是在京、沪、粤之间建立交通机关,以保证南京一旦陷落,中共交通联系能畅通无阻,并尽可能在敌占区建立交通机关;二是将从南京监狱营救出来的大批同志进行妥善安置和转移,或送往延安,或派往国统区工作;   
    三是抓紧时间从上海抢运数百吨物资到西安;四是继续着手准备《新华日报》的出版工作。   
    在办事处撤离前,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本来,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与驻沪办事处之间经常有联系,李克农指派上海他的学生宋季仁担任两地之间的交通。撤离前,李克农交给办事处的王凯一份密封的重要文件,让他在家中待宋来取。   
    碰巧,宋季仁另有任务去了汉口,并已在汉口获取了这份文件,就没有再来找王凯。南京沦陷后,王凯历经千辛万苦,才躲过了日本军队的魔爪,他将文件藏在裤裆里,带着妻子和孩子,扮做乞丐前往上海寻找宋季仁。但怎么也找不到,只得回家乡———福州,后来经过辗转才重新找到党组织。   
    从事秘密工作的革命者,的确需要有铁的纪律。   
    12月初的一天,叶剑英、李克农、负责机要的童小鹏、袁超俊、吴志坚和负责广东、香港工作的廖承志,加上司机王应絮一共7人,分乘两辆旧车,从南京经芜湖、南昌、长沙前往武汉。这两辆旧车,原是李克农在10月间于上海用700元买的,逢上这兵荒马乱的时候,难以租到汽车,这两辆旧车就派上了用场。司机王应絮,本来在出租汽车公司工作,此时自愿留下为八路军开车。   
    一路上,难民拥挤不堪,道路崎岖难行,大家乘坐的两辆被戏称为“烂背骡子”的旧车,停停走走,走走修修,走了5天才到长沙。到了长沙,两辆“老爷车”便说什么也“不肯”走了,袁、王二人只好留下修车,其余的人改乘小火轮赶赴武汉,于12月10日左右抵达汉口。 
第四篇     
    一头是机要科,一头是电台,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内。情报、电报看完即毁,不得存档。对违反命令的人,李克农是要发火的。   
    一次,机要员朱轩正在值班,忽然日机轰炸的警报拉响,楼里的人纷纷避往附近的法租界。朱轩也和大家一起,提起装文件的密码箱躲进了法租界。   
    事情让李克农知道了,他大发雷霆,将朱轩狠狠地训了一通,并命令:以后遇到日机轰炸时,值班机要员只能提着密码箱在底层楼梯下躲避,不准出门。令行禁止,谁也不敢犯禁了。对触犯情报纪律的事,李克农决不手软。 
抓机要保卫周恩来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这是李克农新的工作岗位。   
    1937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二省政治局会议”,决定:为领导南方各省中共党组织开展工作,于汉口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公开机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内秘密办公,办事处处长为钱之光。刚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和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分管统一战线工作,董必武负责民运工作,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李克农  担任长江局秘书长。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此时也住在武汉。   
    作为中共和八路军设在国民党管辖区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武汉“八办”一时成为爱国进步人士心中的指路明灯。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李克农等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办”人员,个个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投入抗日大潮,这种精神风貌,给来来往往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位署名“实甫”的作者,在《抗战》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会客室是一间小房子,陈设简朴,没有沙发和椅子,仅当中有一茶几,四周放着几把小圆形凳子,进门的右边墙上,挂着两幅五彩的国耻表:一是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一是关于丧失国土的,显示着这里是一些为民族解放而苦斗的战士居住的环境。”   
    “八办”的环境很艰苦,而面临的形势却又十分复杂。当时的武汉,在政治力量上,既有共产党,又有国民党;在共产党内,既有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又有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身为秘书长的李克农,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除了坚持原则,顾全大局,还要照顾各方,小心谨慎。大事小事,方方面面,他都尽可能地照应到。   
    李克农常说自己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由于工作繁重,李克农的身体越来越差。   
    武汉时期,国民党采取改善国共关系的一个重大措施,是邀请周恩来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1938年初,蒋介石为适应抗战需要,改组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了政治部。为撑起门面,蒋介石力邀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部长由陈诚担任)。周恩来再三推辞未果,报经中共中央同意,走马上任了这一重要职务。   
    蒋介石在邀请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同时,还邀请了从日本回国不久的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第三厅主管宣传工作。郭沫若是当时屈指可数的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1926年北伐战争时,他曾担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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