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曾国藩姥姥家，境况远不如曾家。曾国藩母亲江氏本也算出身殷实人家。但她父亲“轻财好义”，大手大脚，不善持家，“家遂中落”。到曾国藩长大之后，他的舅舅一辈多落到下中农甚至贫农水平。
三
在传统社会，只有读书做官，才能使家业真正坚如磐石。如果没有“有功名”的人，那么这个家庭永远只是一个土财主，上升不到乡绅的阶层。
湘乡曾氏明清两朝五百年来没有出过一个秀才。祖父曾玉屏下决心供孩子读书。儿子花了几十年没读出去，人到中年才勉强中了个秀才。他转而又把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特别是最聪明的大孙子曾国藩。
道光十八年春，二十七岁的曾国藩成为湘乡曾氏数百年来的首名进士。
自捷报传到白杨坪那一刻起，湘乡曾家的居家气象立刻变了。上等的木器家具运进了原本俭陋的农居，祖父曾玉屏和父亲曾麟书出门应酬时也坐上了轿子。曾家日常生活虽然不常大鱼大肉，但宴客时已经能上“海菜”了。
这就是所谓的“鲤鱼一跃过龙门”。
是什么使曾家一下子翻天覆地呢？虽然中了进士，步入仕途，但并不是马上就有大笔收入。而且，清代的翰林官员工资十分低微。那么，曾家的钱是从哪来的呢？
当然是借来的。曾国藩成为京官，直接效益也就是工资十分有限，但“边际效应”相当大。一个人一旦入仕，就成了一支极具投资价值的潜力股。新科进士翰林公，前途实在不可限量。混得最不济也是个知县，混得好的，部堂总督大学士，也都在意料之中。所以捷报传出，前来攀附者立刻络绎不绝。在曾国藩点翰林之前，曾家尽力巴结，也没认识几个衙门里的胥吏。点了翰林之后，湘乡县令马上坐着八抬大轿，前来曾家拜访，和曾国藩称兄道弟，把手言欢。曾麟书被知府和知县尊称为“老太爷”，内心得意非常。（鲤鱼跃龙门，不但荣及父祖，还能光披九族。曾国潢在家书中绘声绘色地记载，一位族叔“为命件事”“接官”，地方官问他是何人，衙役们回答，是“曾某大人令叔”。于是“官称之曰‘叔老大人’”，此叔感觉大有光彩，快慰平生，“此次最得意。”）
正如《儒林外史》所描写的，范进在未中举前，借碗米都借不到，中举当天，他岳父就拿着数千钱赶来，邻居们也送米的送米，送肉的送肉，让他顺利地打发了报喜的“报子”。在那之后，更“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
第二节 靠拜客“收份子”筹集做官经费
一
点了翰林之后，曾国藩于道光十八年年底请假回家，在老家逍逍遥遥“把戏”（玩耍之意）了一年。这一年他的主要任务，是为将来进京当官筹集“资本”。
当京官还需要“资本”吗？当然。清代官僚制度和今天有很大不同。首先，传统时代交通不便，进京当官，需要雇车雇马，花掉一笔很大的路费。这笔钱国家不给报销。其次，翰林等官员工资很低，而大清帝国又无公款消费之制。清政府不但不提供住房和公车，不报销公款吃喝，甚至连官服都要官员们自己购置。
所以当京官之初，是一件赔钱的买卖。甚至有人中进士后因为家中没钱，没法进京当官。“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中进士后钦点刑部主事，就因为家境贫困，无力支持当京官的花销，一度不想就任。后来还是族叔刘举臣每年接济他二百两，才勉强做了十年京官。
所以曾国藩这次回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筹资”，而筹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拜客”。
二
传统时代，一个人进学、中举、中进士后，照例要四出拜客。自道光十八年年底抵家，到十九年十一月离家进京，曾国藩在家乡呆了二百九十六天，这期间他外出连续拜客四次，共计一百九八天。也就是说，居乡近一年间的十分之七都用于拜客了。他的足迹遍及湘乡、宁乡、衡阳、清泉、耒阳、永兴、邵阳、武冈、新化、安化等十县州。
所拜的对象是以下四类：一类当然是自己的亲戚故旧；二类是族谱上能找到的湖南各地曾氏家族族人，其中大部分是累世没有来往的；三是非亲非故的各县官员和著名乡绅；四是在外县经商的湘乡籍的老板们。
其目的，一是向亲朋好友通报喜讯，二是与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们建立起社交关系。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则是借此收受贺礼，收敛钱财。这是当时社会之通习。
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曾国藩正式开始拜客，该日日记中记载他“仆一人，肩舆八人”，昂然行走于湖南乡下，引得农人们纷纷驻足观看。
出了位新科进士翰林公，自然是方圆百十里内的轰动性事件，这不仅是白杨坪曾家的光荣，也是整个曾氏一族乃至湘乡县甚至湘中地区的莫大光荣。对这支崭新的潜力股，大家表现出极大的投资热情。曾国藩每到一地，都受到隆重欢迎，不但摆酒款待（常有海参席、鱼翅席），有的还请戏班前来助兴（如四月十一日日记载，是日唱剧，客甚多）。各处主人不但要给曾国藩送上“贺礼”，还要附送“轿钱”。
他到的第一家是岳父欧阳家。岳父在欧阳宗祠大开筵宴，请客八席。在《湘乡曾氏文献》中，有一本曾国藩亲笔所记的“戊戌、庚子流水账簿”，专门记载他这一段拜客收入。从中我们可以查到，正月十六日在岳父家他收到“轿钱四百六十四文”。第二天在欧阳宗祠，则“入轿钱四百文，送予钱十二千八百文”。
除了亲戚家外，曾国藩拜客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祭拜各地的曾氏宗祠，向曾氏各支先祖通报这一特大喜讯。从岳父家出来，他到达了“庙山家祠”。“祠内经管请外姓人吃酒，四十余席。”吃酒的场面之所以如此宏大，无非是庙山曾氏向外姓人炫耀家族的光荣而已。这一天曾国藩收入“轿钱三千二百文”。
在这几次拜客过程中，最重要的对象是各地官员。这自然是赤裸裸的“打秋风”了，然而官员们一般来讲都心甘情愿。因为彼此都是官场中人，而官场生存，最重要的就是关系网络。多个朋友多条路，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所以官员的赠送普遍比其他人要重一些。比如八月二十二日，他到武冈州城，知州杨超任“请酒极丰，又送席”，又送银二十两。另两名地方官员一人送八两，一人送二两……
除了亲戚、同族、地方官员之外，曾国藩拜客还有不可忽略的一项内容，那就是湘乡人在各地所开店铺，人情簿中记为“拜乡亲店”。凡是湘乡老乡开的店，不论烟店、当铺、纸行、布店、钱庄、绸缎庄，还是杂货店、烟袋店，曾国藩一概拜到。这种礼拜，目的无非是赤裸裸地敛财而已。而这些小老板对这个新科大老爷当然不敢怠慢，无不或多或少予以馈赠，有的还恭恭敬敬请他喝酒。比如九月他在新化拜店凌兴隆、胡德昌、戴永隆、孙义盛等八家，“十五早请酒，席极丰盛，且恭，又共送钱十二千文”。传统时代，商人社会地位低下，经营风险很多。结识了一位翰林，自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所以曾国藩所获颇丰。比如他在宝庆城内拜了四十四家湘乡店铺，收了十二千九百文，平均每家收了三百八十四文。城外四十六家，收入三十六千六百文，平均每家收入七百九十五文。
曾国藩拜客过程中所收的钱财名目繁多，大致有贺礼钱、人情钱、轿钱、发卷钱、贽仪、题主钱，等等。一般来讲，送钱多少，要根据双方关系亲疏、施与方的地位和财力、双方过去的人情往来等多种因素综合决定，授受双方心中是有一定默契的。多的可达数十两，少的可能只有“羊毫笔二支，印色一合”。然而有时双方并非心有灵犀，不愉快就不可避免。有的地方对新科进士大表欢迎，引导他去拜祭扫墓，请他书写对联，但提到贺礼，却不痛不快，导致曾国藩十分恼怒。比如他四月到达松陂曾氏家祠后，祠堂经管人又请他写字，又请他扫墓，折腾他好久，过后却提出手中无钱，贺仪须等到八月时再送，曾国藩当时勃然大怒，严厉训斥了他们一顿。四月初十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道：“是日，松陂祠未具贺仪。又前年父亲至此祠送扁，伊言当送钱来家贺，后食言。今又言贺仪待八月送。又前日要余扫墓，情理不顺，余盛气折之，祠内人甚愧畏。”
四月十二日记载，曾国藩的雷霆之怒使得松陂管祠人十分害怕，请人说情给曾国藩赔了不是，还送了一部分钱。“松陂请人说情，送押钱六十四千。”
那么，曾国藩四次拜客收入总共多少呢？首次拜客从岳父家拜到塘头湾曾祠，二十三日由塘头湾回家。时间不长，只有七天，范围不广，都是至亲，收入也不多。曾国藩自己统计了一下，共收入二十一千一百八十文。清代铜钱兑换白银的比率，大约是一千五百文兑换一两。这样算来，曾国藩拜客一周，收入约十四两白银。
首次拜客不过是小试牛刀。接下来曾国藩又有三次拜客，时间路程特别是收入均大大超过第一次。第二次拜客中，仅三月初七日至三月十一日在湘乡县城的四天，曾国藩就收入钱十二千六百文，银四十一两八钱。我们按《湘乡曾氏文献》账簿将第二次拜客收入逐笔相加，总收入为白银三百九十六两二钱三分。
第三次拜客收入，曾国藩自己做了这样一次总结：
三月二十九日出门，到六月二十二日到家，通计得现钱、轿钱、下人钱五百XX（原文如此）千文，花元二百三十元。
第四次拜客，按《湘乡曾氏文献》流水账簿逐笔相加，合计收入白银五百九十七两一钱五分。
以上四次，以白银合计，共为一千四百八十九两一钱二分。
三
这一千四百八十九两的收入，相当于今天多少钱呢？
嘉庆道光时期，物价水平很低。猪肉一斤五六十文，鸭蛋每个二文多，普通瓜菜如黄瓜每斤二文上下，葱每斤五文，桃子六至十文一斤。至于一亩良田只要三十两银子。这样说来，曾国藩的拜客收入，可以买五十亩良田，或者四万斤猪肉。
为了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估算一下清代一两白银值今天多少钱。因大米的价格最能体现白银等货币的购买力水平，所以我们就借由米价来换算一下。道光八年，苏松米价每石一点五四两。也就是说，每斤值银零点零一两，而今天普通大米零售价每斤二元左右。那么当时一两银子就是值现在二百元人民币。
以此衡量，曾国藩拜客收入的一千四百八十九两白银，合今天人民币二十九万左右，堪称巨款。
四
除了在家乡把戏时四次拜客外，道光十九年秋天，曾国藩北上入都为官时沿途拜客收入也相当不菲。上至省长（巡抚），下至县令，乃至学官，他都拜到。一路北上，收到馈赠共计约五百余两。根据以上记载，总计曾国藩所有拜客收入，在两千两以上，合成今天的人民币，可达四十万元。
多年之后，曾氏在家信中回忆起这段经历，显得颇为后悔：
我自从己亥年（道光十九年）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作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满其欲……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这是后来的悔悟，当时困窘中的曾国藩面对这些馈赠，似乎并无犹豫。因为这么多银两，作为将来京官生活的预备也仍然不甚充足，所以曾国藩还主动向他人借钱。道光十九年四月十六日日记中说“路费，大启已诺”。
第三节 替人打官司赚“外快”
除了接受馈赠和借贷，“干预地方公事”，也是曾国藩收入的一个来源。
读过《曾国藩家书》的人都知道，曾国藩为官之后，写给父亲和弟弟的信中，经常讽谏他们洁身自好，不要插手地方事务。苦口婆心，反复申辩。比如他说：“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给人的印象是他向来谨言慎行。其实这是他后来的认识，道光十九年里，这样的事他自己也颇做了几件。
道光十九年二月，曾国藩的朋友朱尧阶典当别人的一处田地。典当到手，旧佃户彭简贤却阻挠新佃户下地耕种。经人劝解，旧佃户仍然“强悍不服”。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的进士身份就发挥作用了。二月二十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他“辰后（8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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