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赤然将军回忆录- 第35部分

担任马夫必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了解快马的习性，饲养，管理要适当。二是须懂骑术，乘坐时要适应快马的独特奔跑方式，否则它又会恢复到原来刨蹬的奔驰本性。做一个合格的马夫需要精力和智慧，需要爱心和牺牲。他们最辛苦又最不起眼，容易被人们遗忘。他们虽是平凡的劳动者，但在我心中，他们也是真正的英雄。战争年代，我离不开战马。若没有他们训练、养护出一匹匹骏马供我乘坐，伴我出生入死，同样没有今天的我。

东征西征时，我骑的是一匹海溜红马，它只认我、马夫和警卫员三人。其他人一接近，它就猛踢、猛咬。为避免发生伤害事故，马夫董凤祥不得不时时看守着它。但这匹马训练有素，是匹优秀的千里驹。曾从敌机轰炸区救出过朱瑞。一次，我负伤昏迷后，它不离左右，直到董凤祥闻其长啸后赶来救出我。

1937年红军解放宜川时，我的坐骑白龙马以其神力助我争取了时间，赢得了胜利。

1942年在冀中抗日作战中，我凭海溜马驰骋于纵横交错的战场，所向披靡。顺利通过平汉路后，我把爱骑送给了余秋里，董凤祥为此还哭了好几天。

1946年解救战争中，我先后骑过四匹快马，蒙古种的“千里藏针”是肖劲光奖励的，能达到每小时60华里的速度。当我们顺利的完成了作战任务，它却光荣地累死了。第二匹是伊犁产的枣红马，也因连续追击敌人而不幸累死。第三匹是西宁产的菊花青，一直陪我到全国解放，1952年才与之分手，我的戎马生涯是与战马分不开的，与我的马夫们分不开的，我爱战马，更尊重马夫，他们默默无闻，却永远在我心中。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谨以此书记纪念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我的亲密战友。我们及子子孙孙将永生永世缅怀你们：

阎应娃，红军独立师一团一连连长。其时我任连指导员。1935年劳山战斗中牺牲。

路文昌，红二团团长。其时我任该团政委。1936年8月清涧战斗中牺牲。

文年生，我任八十一师政委时他任师长。十年动乱中受迫害致死。

白志文，我任警备五团政委时，他任团长，经历十分坎坷，1986年去世。

还有许许多多敬爱的领导和战友离我们而去。

1932年，白明善同志被井岳秀绞死在榆林。

1933年，毕维周、王兆卿、高禄孝、崔明道、高寿、高庆恩、王守义、王品肖等同志，被蒋梅生杀害在镇川堡无定河边。

红军时期献出宝贵生命的有：

刘志丹、谢子长、杨重远、谢绍安、任浪华、梁文郁、陈文保、郝新民、惠泽仁、吴虎峰、薛毓瑞、王思温、胡宴英、任三、白雪山、任广盛、任志贞（女）、薛翰臣、强龙光、强世清、白德胜、杨玉清、路智川、杨凤岐、栾新春、阎遂之、刘光贤、杨延龄、杨植本、谢四娃、吕振宝、杨琪、杨森、赵福祥、李成荣、魏武、张承忠、王志明、杨有旺、牛居琪、李清业、南贵代、白海宽、任瑞林、李志国等同志。

抗日战争时期献出宝贵生命者：

贺大增、高启甫、杨琪敬、杨占胜、刘志英、贾俊儒、蔡莲峰（女）、郭六胜、崔世俊、王国昌、张庚应、封治宗、李学诚、强雄、朱绍基、王万富、鲁贲、阎鸿鹏、史唯然、王保贤、吴世芳、史秀荣（女）。

解放战争献出宝贵生命者：

李国斌、鲁智、王学礼、白鉴。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去世的：

彭德怀、阎揆要、薛兰斌、李荆山、崔国英、张达志、周兴、胡景铎、韩先楚、李志民、李寿轩、李启贤、顾前、朱火花、杨彩彬、周士弟、谭家述、常乾坤、成钧、高朗亭、霍维德、曹力如、王子宜、刘景范、马佩勋、赖传珠、杨林、徐国珍、胡友之、姚知一、杨振东、袁广发、王昌虎、王锡昌、王仁法、王国昌、齐渭川、杨文谋、齐瑞生、潘寿才、薛峰、陈克功、谭生彬、马云泽、阎清芳（女）、张毅忱、李世臣、李合邦、马豫章、马济川、李惠友、孙均一、白锋、白凤吾（女）、李华楷、许法善、惠世恭、马万里、杨成森、惠凤莲、魏思文、申广盛、申国范、史纪全、熊伟、杜瑞兰、薛丹浩、马光厚、曹光华、王华亭、路晋元、路志良、折福遂、孙超群、王智涛、聂凤智、龙福才、阎红彦、阎玉山、薛振昌、赵学贵、李仲英、白寿康、谭嗣愚、龙谦、宋云辉、林宗昭、李卓然、折永年、谭冠三、江波（曾名江显潮）、杨清云、黄玉龙、康玉林、王兴邦、王强、崔田民、崔田夫、白如冰、白占玉、冯文德、李景膺、李景林、武自升、车先锋、冯振海、郭宝珊、刘明山、肖劲光、徐海东、程子华、王再兴、高青云（女）、张文舟、吴习智、王国瑞、慕生忠、郝玉堂、冯汉章、胡守义、胡守安、高文书、郝正连、霍源丰、孙时光、曹茂森、徐锁、高维嵩、井新民、李子厚、李果、何正德、靳赖川、王凤岐、马明方、刘永清、史桥、范子英、高波（女）、强全义、牛岗、刘占云、聂鹤亭、陈凯轩、张永安、白振华、张子荣、门善德、常远亭、王士俊、张占云、王瑛（女）、林奕葆（女）。

安息吧！我衷心敬爱的首长和战友们。

●相濡以沫——妻子翟平

我妻翟平，原名翟德秀，生于1918年12月9日（农历10月18），祖籍河北蠡县，家住北沙口村。虽是农家，但不愁吃穿。

她的父亲知书达理，为人开明，不仅会编字典供自己查字用，还在家里办了小学，请来师范生戴筱菊（后成为翟平大嫂）当教师。

她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她最小，也是女孩中最聪明的。她父亲对子女一视同仁不仅没让女孩裹小脚，还让她们和男孩一样读书识字，都在他自办的小学读书，直到学校停办。

1930年，大哥大嫂带翟平去北京继续求学，她在第十三小学读书时，逢1931年“九一八”事变，学校停课，她和大家一起上街游行，为受难的东北同胞佩孝。

小学毕业后，她考入温泉女中。1936年她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她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积极宣传抗日。民族危难，学校关闭，她与正在北京的父亲、二姐等人一起回到家乡蠡县北沙口村。

二姐夫秦范五当时在南沙口男子小学任教，他推荐翟平到女子小学教书。她在学校加入了党领导的“文建会”。

1938年初，她被选派到蠡县师资训练班学习。不久，调到县文建会负责宣传工作，编写、印发传单，深入群众，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在不断地革命实践中，她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斗争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成为一名出色的妇女干部。

1939年5月，日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大扫荡，她曾被敌人包围。但她勇敢、沉着，手持土造“独角牛”（又称“折腰子”，打一次需填一次火）手枪，仅用了三发子弹就冲出了包围。

1941年春，我率留训团赴晋察冀征兵，我团参谋刘毖恰好是蠡县人，1940年到的延安，这次也随我来到河北。他找到女友沈相如，劝她去延安。沈却说：如果翟平去，我就去。

原来，沈和翟是县文建会中仅有的两位女同志，俩人十分要好。翟平早就向往延安，见此机会，不顾家中反对，毅然决定去延安抗日、深造，她于1941年6月参加了八路军，成为我留训团的一名战士，我也就有幸结识了她。

她刚入伍不久，又遇日寇扫荡。我率主力部队在前方迎敌，她和同志们分散隐蔽时，走丢了。独自一人在青沙帐掩护下跑了一整天，又饥又渴。幸亏当地老乡救济了她，宁肯自己挨饿，也要叫她吃饱。她与老乡又结伴而行。风餐露宿几天几夜，才遇到县游击队战士，知道留训团将于第二天在定县市庄集合，她又急忙赶路，终于按时到达集合地。

由于她一贯的出色表现，1941年7月被党组织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员，介绍人是留训团副官张金铭、沈相如。她的坚强勇敢，聪明才华，令我佩服、欣赏，我们于8月1日在战场上结成终生伴侣，风雨同舟了半个多世纪。

1942年初，她随我一起通过了平汉路。5月又参加了护送300万法币回延安的艰巨任务。一路上，也和大家一样，身背40多斤重的法币，冒着生命危险，终于到达她神往已久的延安。

1943年2月，她进中共中央党校六部学习。思想觉悟、理论水平和文化知识得到不断提高。

在大生产运动中，她从不怕苦，总是出色完成交给她的生产任务。同时，她还担当起警备五团小学生的教育工作。

1945年“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她担任过陇东分区家属队队长，关中分区家属队队长等职。

1946年胡宗南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因战事紧张，我来不及在部队行动前通知她，她只得带着3个子女在敌人包围中周旋。有一次，她和前来搜捕的敌人几乎擦肩而过，恼羞成怒的敌人严刑拷打曾帮助过她们的百姓，但当地的群众始终用生命保护着她们，使她们得以脱险，在前线我甚至听到她们都已遇难的消息，但我始终不停的寻找她们，直到县委书记李景膺找到她，她才带着孩子脱离险境回到部队。

1947年，她担任四纵队干部子弟学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似乎从无假期。直至1952年她调到四军军部后，才休息了一周。

1952年至1954年底，我在上海防空军高射炮兵学校任职时，她负责该校幼儿、子弟的教育工作。

1954年，她又随我到了北京高级防校。她积极组织干部、教员的家属，配合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为形成良好的校风尽了自己的努力。

1955年，军队中的女干部大批转业到地方工作。当时她已是军队正营级干部。高级防校干部部长王兴邦已为她联系好，到北京市卫生局任处长，将比现在的工作单纯、清闲。但她为了照顾好7个子女，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仍留在学校从事幼儿、子弟的教育工作。

高级防校对她的评价是：该同志组织纪律观念很强，原则性强；团结同志，能做到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得新的团结。对工作认真负责、严格要求。经常深入到厨房、活动室、病儿隔离室去了解情况。主动了解家长对幼儿的教育情况，以掌握每个幼儿的特点，便于及时解决问题。工作中她手勤、腿勤、眼勤、嘴勤。她要求工作人员以慈母之心爱幼儿，以园丁精神育幼苗；要与幼儿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游戏、同唱歌、同表演。她以身作则，凡要求工作人员做到的事，她必带头去做，如给幼儿理发、洗澡，为幼儿调配饮食并亲自尝试，动手搞好清洁卫生等。由于她的模范行动，团结了幼儿工作的全体教职员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她负责期间，没有发生过一次秕漏，得到家长的好评。她被人们称为“政委的贤内助”，“工作的好榜样”，“幼儿的慈母”，“学校工作的好助手”。

《人民日报》曾于1957年10月以《将军的好妻子，家庭的好主妇》为题报道了她的事迹。

《解放军报》也于1957年“三八”妇女节的社论中，赞扬她“在新形势下能坚持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成为将军的好助手”。

由于她长期以来的出色贡献，1957年6月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和三级独立自由勋章。

1958年11月，她获得北京教育局、卫生局和妇联颁发的“优秀保育工作者”奖状。

1959年底，我调到空二军工作。高级防校不舍得她离开，给她很高待遇希望她留下。而空二军盼望她早日到他们的子弟学校工作，再三催促，使她很为难。最后她再次放弃自己热爱并熟悉的岗位，调到空二军干部子弟学校作校长兼支部书记。

空二军政治部1962年4月5日给她做的鉴定是：“翟平同志自1961年3月调任子弟小学校长兼支部书记工作以来，积极肯干，认真负责，对领导建校工作成绩较显著。对国内外形势认识正确，是非界限明确。组织纪律观念强，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坚决认真，尊重领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能以身作则。有一定的政策原则水平，认识问题较敏锐。能照顾整体，对学校幼儿园的统一领导较全面。上进心强，关心政治时事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好，坚持真理，敢于向不良倾向作斗争。思想意识健康，作风稳重，生活朴素。团结同志好，待人诚恳。群众中威信较高。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善于抓活思想和树立榜样，改造后进同志有成绩。工作积极热情，责任心强。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任劳任怨。一年来在建立健全各种制度、整顿学校以及改善生活等项工作中都有明显成绩，反映很好。有组织领导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