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2月，接到国防部长林彪签署的免去我职务的命令。不到一个月，吴法宪派空军政治部副主任任学耀和干部部任免处处长到南京找我谈话。他们奉空军党委的指示，要树我为“活着的李玉和（样板戏《红灯记》中牺牲的共产党员）”还准备委我以重任。若不愿意回到空军，可以到陆军大军区任职等。
当时由于伤残的腿病又复发，我正躺在医院。我对此感到蹊跷：林彪免了我的职，其死党吴法宪却要封我的官，无非想拉拢我成为他们一伙。我当即对任学耀说：“英雄”或是“典型”（文*冇*人－冇…书－屋－。电子书），历史自有公断，不需人为的花费心思去塑造。你曾是我部的基层干部，对我的经历、我的为人，别人可能不了解或了解不深，而你应该是一清二楚、知根知底。任问我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说继续治病。他说最好去北京空军总医院。我摇头拒绝，提出回瓦窑堡，他表示不同意：你要治病，总应靠近有大医院的城市。回西安如何？我同意了。任说他还要回京向吴法宪、余立金汇报后再定。
当时，林彪1号命令已下达，要将所谓的“党内走资派”从大中城市流放到小城市或农村，让当地不明真相的群众监管。每月发30元生活费。我算“暂缓”执行的，估计提出去西安养病问题不大。
1970年5月接到通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表示，第一，欢迎我回西安；第二有房子安置。于是我积极准备搬家，争取早日离开令我感慨万千的南京。
我在南京工作了8年。来时信心百倍，别时忧伤满怀。“文革”中的残酷迫害，使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有的含冤去世，有的致伤致残，还有许多杳无音讯。估计他们凶多吉少。我思念他们，为这些比我更不幸的人深感不平，但却无法为他们尽力，感到内疚与悲伤。但我这一生问心无愧，始终忠于党和人民，兢兢业业奋斗在党所需要的任何工作岗位上，即使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也从未做过损害党和人民昧良心的事。我自认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战友。想到这些心情才平静一些。
1970年10月，我携家到达西安市。兰空司令员杨化民已接到吴宪法的命令，要他们“不冷不热”的对待我。只发给维持生活费，没有其他补助。我并不在乎生活是否艰苦，只要求得精神上的平静。
不久，李瑞山派秘书赖光和房管处处长，把我们安置到原省委书记霍士廉在建国路雍村的住处，住房年久失修，但比起那些仍身陷囹圄，无家可归者，就强多了。
●患难真情
1971年春节，李瑞山来雍村看我，见住房有倾塌的危险，派秘书赖光再催房管部门为我重新找房。当时曾说青年路止园的原杨虎城将军的公馆可以考虑，刘澜涛曾住过此院。但造反派查封了该院，并命名为“地主庄园”。加上整个社会秩序仍然混乱，我考虑还是住在雍村为好。省革委会只好决定进行维修，保证住房不至于出事故。对此，我十分感激。
省里还为我装了电话，并提供一辆伏尔加小轿车，使我能自由活动。我终于能回到离别20多年的家乡瓦窑堡，与久别的亲人团聚了。
象李瑞山这样，敢于在我最困难、最“落魄”之时信任我帮助我的人，有许许多多。他们给予我的不仅仅是生活上的支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鼓励和安慰。使我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也使我体会到确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而更坚定了我活到老、为人民服务到老的决心。
原陕西省煤炭局副局长白占玉，1934年9月他任赤源县（今子长县白庙岔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时，我和他就是患难之交。如今他又顶着压力，为我装暖气、修锅炉、修围墙。冬天供给我所需的煤炭，使我在雍村8年没有挨冻。
1932年时的老战友贺秉章，当时任北京煤炭学院党委书记，他才不理“造反派”那一套，供应我油、蛋、肉、米、面等，使我不至于挨饿。
空军工程八纵队副纵队长强伟和同培贤两位战友，也长期为我家提供米面，时常解我之困。
那段时间，不论是在职的，还是被罢免的，不论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群众，都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以各种方式关怀帮助我。患难真情令我永世难忘。他们是：
胡耀邦 马文瑞 贺吉祥 刘景茹
王 平 贺 毅 高维嵩 张达志
张 震 刘景范 常黎夫 严 波
李志民 王子宜 谢怀德 张黎群
韩先楚 刘景星 贺晋年 李白蕾
尤祥斋 李世臣 刘学增 高惠琴
刘海燕 袁 园 冯汉章 孙旭斌
吴岱峰 牛书中 王华亭 侯智防
薛兰斌 罗元发 李 果 郝玉堂
崔田夫 王 海 王果山 王 强
刘显增 曹双明 田启元 马光厚
校 正 薛子卿 强全义 曹光华
魏玉英 侯世俊 牛占彪 刘安国
马云泽 张吉辉 何正德 史 桥
阎清芳 杨永斌 陈克功 白纪年
李启明 潘寿才 何承德 折永年
赵启明 李华楷 王玉昆 艾楚南
刘 镇 龙维道 李民轩 曹相茹
常远亭 龙福才 贺济堂 许法善
马凌茹 龙 谦 杜瑞兰 骆柯良
熊 伟 王世杰 韩民栋 赵坤铭
钱竞阳 张维山 栾成功 曹茂森
陈 明 张平山 李红先 同桂荣
陈 靖 郝明山 孙国英 刘力贞
翟羽佳 谢 琦 张毅忱 赵来红
刘占云 王 寒 白凤吾 胡景铎
袁德良 冯少卿 章 泽 姚绍文
尹昌尧 郝明珠 李茂才 刘惠诚
江 波 惠凤莲 席居仓 崔存惠
戴北星 魏正廷 赵炳森 李猞生
刘 昂 井助国 杨子蔚 李启贤
王志贞 白振华 史纪全 霍美英
霍源丰 邓国忠 宜立功 翟德让
秦 曙 杨成森 史 道 徐 锁
李合邦 边 丰 王生财 王保民
刘克东 冯文德 刘吉耀 张 华
齐渭川 冯文华 李森桂 胡汉俊
武自升 雷 清 马万里 郭志清
薛 峰 齐瑞生 惠世恭 王士俊
冯有才 张步高 钟 毅 张耀中
冯 毅 郭宝珊 陈慕华 白灏辰
郝怀仁 车先锋 尚立敬 白 茜
张金铭 马豫章 张 涛 白凌云
董学源
特别是在那段时期，我和舒同一起共同度过一段艰难岁月。我和他1935年11月直罗镇战斗时一起工作过。1942年曾在晋察冀边区极为困难的时期相遇。“文革”前他任陕西省委副书记。1973年他被罢免职务，并被下放到百余人的平绒厂做工。每月只发30元生活费，还限制一切自由。
我不顾当时“自身难保”，向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呈述了我对舒同的看法，肯定他不是叛徒，应该改变他的处境。李瑞山采纳了我的意见，恢复了舒同的自由。
舒同除担任领导工作外，还是我党我军的著名书法家。“文革”以来他曾发誓，不再把他的书法作品给任何人。但他慷慨为我书写了“疾风知劲草，严霜识磐松”的条幅。还为我书写了十几幅毛泽东诗词和名人诗词。
在此期间，我也为需要帮助者尽了微薄之力，刘志丹同志的夫人同桂荣在文革中生活十分艰难，我尽力帮助她度过难关，家里的东西只要她喜欢，就送过去，逢年过节一定要去探望。许多在“文革”期间被斗、被关、被“劳改”的同志，请求我帮他们申冤，我从未拒绝过。只要我能办到，就挺身而出，尽力为他们辩明真相，洗刷不白之冤。我主要通过李瑞山向调查单位提供真实材料，为甄别冤假错案或大案要案尽到应有的责任。
我还为陕北老区的老红军写了无数份证明信，对于恢复他们的名誉、使之得到应有的待遇和妥善安置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当时处于“文革”后期的混乱状态，上访人员无处接待。许多人听说我助人为乐，一传十、十传百，蒙冤受屈的人们抱着希望，不断登门请求帮助。我在雍村的家一时变成了上访的“接待站”。尽管每月32斤的粮食定量仅够糊口，但我仍然尽量设法让客人吃饱。
当时有人称“李赤然就象英国的不管大臣，什么都管”。还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诽谤我是西北“走资派”的“黑后台”。这引起省委的重视。李瑞山找我谈话，经过认真仔细的核实，证明我所做的事中，没有一件违犯了党的政策。李瑞山肯定了我替政府做了必不可少的“拾遗补缺”的工作。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论是为官还是为民，不论是在顺利的情况下，还是在危难之时，都应象个共产党员的样子。雍村8年，我虽处于十分困难的环境中，但共产主义信念没有动摇，共产党员的责任没有放弃。我还准备练好身体，有机会再为人民多干几年。
我每天坚持刻苦锻练，使膑骨已碎、韧带渐松、经常肿胀的膝关节逐渐健康起来。原来只能跛行，还常要依靠拐杖，现在却能日行6000步。我还患有胃窦炎、糖尿病、心脏病、脑供血不足等慢性病，但坚持早晚散步、打太极拳、做保健操，并注意劳逸结合、饮食适量，粗茶淡饭、心情开朗，努力和疾病作斗争，与健康同行，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其乐融融。健康的身体将保证我能做更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
一○、生活多美好（1978年——2006年）
●平反决定
1978年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南京军区空军委员会作出了《关于为所谓参与空军‘罢官夺权’和‘盐城未遂兵变’中受到打击迫害和诬陷的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吴法宪、江腾蛟一伙，为了其反党乱军、篡党夺权、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采取种种阴谋手段，造谣诬陷，捏造了一个所谓‘聂风智、顾前黑集团’，给聂凤智、顾前、张少虹等同志强加了参与空军的‘罢官夺权’、搞‘盐城未遂兵变’等莫须有的罪名。
在1967年12月召开的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四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对聂凤智、顾前、蔡永、李赤然、周正勋、薛毓芳等同志强加了参与空军的‘罢官夺权’、搞‘盐城未遂兵变’等莫须有的罪名。在1967年12月召开的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四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对聂凤智、顾前、蔡永、李赤然、周正勋、薛毓芳等同志采取隔离看管、限制自由、打骂逼供等法西斯手段，进行重点批斗；并对另一些同志在小组批斗。尔后，有的送‘五·七’干校当候补学员，有的送农场监督劳动，有的专案审查，有的被迫害致残、致死。
现已查明，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江腾蛟一伙强加的所谓‘聂顾黑集团’参与空军‘罢官夺权’和‘盐城未遂政变’等罪名，纯系对一大批领导同志的诬陷、打击、迫害，是蓄意制造的冤案。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精神，南京军区空军党委五届七次全会决定，对上述案件中遭到打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为因此而受到株连的家属、子女、亲属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推倒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材料予以销毁。”
南京军区空军党委（盖章）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八日。
1979年7月9日，我接到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1979年4月9日的信。
1980年5月，我回南京军区空军办理8年中被没收的私人物品和个人应得待遇问题，包括从南京到西安的搬家费、房租费、书报费、所欠工资，以及妻子翟平因受株连而应恢复名誉等问题。赵昭政委、政治部车主任以及大多数干部群众积极帮我解决，他们找证据、查事实、立清单，很快将处理报告交到司令部。但司令员既不上报空军，也不给予答覆，还不满的宣扬：这些老家伙平反了还不满足，算什么待遇问题的帐！他对老同志毫无感情，目无党纪国法，致使此事久久未能解决。钱物、待遇对我本不是大事，但要讨个公道。
1981年8月，兰州军区空军通知我由雍村搬到兰空干休所归建。
●老骥伏枥
1982年5月，接到军委空军要我正式离休的命令，不久，我搬到西安兰空干休所四号。干休所有5栋兵团级住房，我这一套紧邻马路，噪音、污染严重，闲杂人员来往穿梭，极不安全。当时垃圾成堆，苍蝇老鼠横行。
按照军委总后的规定，我的住房面积应为270平方米。而这套亟待维修的房子是180平方米。1992年，兰空又增加了70平方米，每平方米给240元的修建费。这只是当时实际修建房屋所需费用的若干分之一，同兰州军区规定的每平方米600元的标准也有很大距离。
我自参加共产党，把生命都交给了革命事业，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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