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这里的环境，便于行动和作战。
当时正处在日寇“强化治安”时期。他们将华北划分为三种地区。一是“治安区”，即敌占区。采取以“清乡”为主的政策。强化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厉行大编乡，对当地人民大肆掠夺，残酷镇压；二是“准治安区”，即游击区。以“蚕食”为主，推行恐吓与怀柔并进的政策。修筑封锁墙、封锁沟。建立碉堡，逐步扩大占领区。烧毁村庄，制造“无人区”，以防我军活动。三是“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以军事进攻为主，反复进行“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细菌，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
1941年春至1942年冬，日寇到我根据地“扫荡”174次，一次比一次大，手段一次比一次毒辣。其投入总兵力达83万多，较前两年增加一倍多。扫荡的时间有时长达3、4个月。敌人分割，切断各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在解放区周围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并沿铁路线、公路线和河流，建封锁墙、挖封锁沟。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
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坚持一党专政，强化法西斯统治；在军事上实行观战、避战的消极政策。救民族于危亡之中，抗击侵略者的艰巨历史责任，只有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来承担。
征兵正是在冀中军区处于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团随六分区在定县、安国、深泽、安平等县活动，既要参加反扫荡，又要完成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我们和六分区征集了300余名新兵，大部分是机关人员和地方担任教师的同志，小部分是精简人员。我们只能到高阳、蠡县、博野一带继续征集。
军区首长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为安全起见，又派九分区领导进行征兵工作。我抗大同学肖星怀是九分区参谋长，他积极帮助我们，指点传授我们在平原与日寇作战的本领，使我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又征兵300余人。
此时日寇进行扫荡，将冀中军区和北方局负责人黄敬及机关人员，从饶阳县留楚镇追击至滹沱河渡口，情况十分危急。我留训团100多干部和600新兵，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迅速占领了河南岸有利地形，与日寇300多人展开了激烈的抗击战。虽然敌人火力占绝对优势，但留训团的百余干部却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他们勇敢机智，使敌人寸步难行。军区直属队和北方局机关人员从容不迫的脱离了危险区，进入饶阳县附近安全地带。而我团无一伤亡，完成阻击任务后撤到饶阳县孙村附近与军区会师。
●胜利通过平汉路
自我团于1941年8月随军区行动以来，军区首长对留训团的出色表现倍加赞赏，向中央军委通电，以冀中军区部队虽然很多，但红军干部太少为由，请求将留训团留在冀中以增加抗日敌后力量。并拟将我分配到九分区任司令员兼政委，其余干部分配到各分区担任重要职务。
中央军委来电称：另有重要任务需李宗贵完成；兼他是“七大”正式代表，必须回延安参加会议。部队其他人员以及新兵全部返回延安补充留守兵团。军区服从命令积极筹备，以使我们能安全过平汉铁路到达晋察冀去接受新的任务。
平汉铁路为交通动脉，日寇在铁路两侧新挖护路沟，深3米宽5米，沟中积水1米，加之铁路沿线岗哨密布，时有压道车巡逻，通过十分困难。1941年12月27、28日一连两夜，我们由一个团掩护过路，均未成功。时间紧、任务重，上级要求不惜任何代价通过平汉路。
经过再三考虑，我向军区提出新的方案：将过路点设在清风店。根据侦察，我发现距日寇碉堡10米处有西、东通道，宽2米，白天由伪军防守，盘察、敲诈勒索往来的行人。但晚6时东西闸门用大锁封闭。因这条通路上从未发生过事故，日伪军认为万无一失，警戒疏忽。我可以事先率尖刀组潜伏到铁路东南侧，将闸门的铁锁打碎；军区派一加强连配备轻机枪在炮楼东北区隐蔽，闸门一打开，就佯攻炮楼，吸引敌人火力；我部乘机可迅速通过炮楼。军区于1942年2月7日批准我的方案，依此行动。
2月9日晚，小雪纷飞，留训团6时从丹庄出发，8时到达集结隐蔽地清风店炮楼东南300米处。友军及时向炮楼方向展开猛攻，我团迅速砸碎闸门大锁，800多人一拥而过，无一人伤亡。随之放了3发信号弹，通知佯攻部队，我们已顺利通过关卡。
胜利的喜悦，使人们忘记了连日的饥寒交迫，我们仅用8个多小时走完100多里路，拂晓前进人晋察冀边区的陈庄。迎接我们的同志早已安排好食、宿。在这里休整3天后，到达东黄泥附近晋察冀军区。
1942年2月14日，军区参谋长唐延杰亲自到我团驻地召开900多人的全团指战员大会，他说：首先祝贺你们无一伤亡、无一掉队的胜利通过平汉路并按时到达这里。事实再次证明，你们这支红军部队，是一支久经考验英勇善战的钢铁队伍，指挥员是立场坚定、经验丰富的优秀干部，大家对你们非常器重，又有新的艰巨任务需要你们去完成。你们将随军区行动，要尽快熟悉边区民情和地形地物，加强训练夜行军、走山路的本领。你们还要负责查清同浦铁路两侧的日、伪军布防等情况。唐参谋长还说：你们番号改为“新编游击队”，行动要绝对保密。并说任务未下达前还要随时准备反扫荡。
会后，唐延杰秘密向我交待了任务：现有300万法币，这是晋察冀抗日军民，千辛万苦筹集起来的，分装在密封好的500个白包中，每包30斤。党中央急需这些钱。此前两次派部队送往延安都未成功。华北局负责人鲁贲和妇救会主任都因此而牺牲。钱还差点丢失。日伪军为截获这笔巨款，派出大量特务追踪搜寻，任务艰巨而危险，这次任务只准成功不能失败！我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但需考虑好实施方案。
●智斗日伪，携三百万法币回延安制定方案
我深知这300万法币对于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缓解目前的经济危机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也深知完成这次任务的艰难。我认真分析了前两次失败的原因，仔细观察了军事地图，心中初步有了底。2月18日我向唐参谋长提出方案：第一，这次征的新兵多数生活在平原地区，别说走山路，连山都没见过，这就需要时间锻练，练出过硬的山地行军作战的本领。第二，挑选一条口、伪军认为人马无法通过的“天险”之路，避开他们严密设防以及我方常走的路。这就需要请军区派出精明强悍的侦察员与我们共同探明五台山北侧到忻州北站的道路。第三，请军区发给新兵每人4颗手榴弹和部分枪支，用以自卫。携带法币之事绝对保密，我将亲自选择政治军事素质好、体力强的人来完成。不要派部队护送，以免走露风声。第四，故意宣传我们这支新组建的游击队“战斗力差，纪律涣散，见了鬼子就跑”，以迷惑敌人。唐参谋长表示赞同我的方案。但要向聂荣臻司令员汇报后再定。2月19日，唐对我说：聂司令员完全同意你的方案，三天内满足你提出的条件。
22日军区将手榴弹、枪支发到部队，我选定了一些新兵，将武器做了仔细的分配。23日将500包法币打成黄背包。拿到部队后，我背上一个，编号为“1”，大家见状争先恐后抢着背，结果我预先选定的500人中，反而有个别的没有抢到。我只得编出理由说服一些同志让出来，同时表扬了他们的积极性。年小体弱者不服气，我说这次任务很艰难，只要能做到不掉队就算完成了任务。
●周密准备
我们从24日起开始检查每人的着装、以及携带的枪支、弹药、手榴弹是否符合要求，并按行军标准进行操练。尤其抓紧爬山训练，以期新兵个个尽快锻练成为爬山虎。此间，日寇又进行了一次大扫荡，虽然迫使我部过路计划推迟，但我们这支部队在反扫荡中得到进一步锻练，并掌握了不少新的作战知识。
当一切准备就绪时，原军区参谋长聂鹤亭、原北方局公安局局长李波突然要求和我们一起走，他们拟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这二位重要干部不仅自己去，还带着7个人7匹马。人好办，马骡走崎岖山路就成问题了。我将此难题呈报军区，由于唐参谋长原是聂的副手，他再三向我解释：你可重新组织力量，妥善安排，不会影响你完成任务的。我素知你的能力很强……”我当时年青气盛，颇为自信，就答应了带他们走。不料唐又提出送给军委参谋长叶剑英一匹骏马（缴获日军官的），我二话没说也同意了。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准备，从而延缓了过同浦铁路的时间。
我团派到平汉路西去征兵的赖其正在晋察冀军区只征得150人，还缺350名。这就需要留下50人和一个建制排继续完成任务，其余100名新兵将由我们带走。我将和200多老战士一起，率800多新兵，护送300万法币，还有两名党的重要干部，回到延安。
我深知任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我下定宁可牺牲也要完成任务的决心。经过反复研究、实地考察，我精心选择了行军路线，周密制定了实施计划和方案。我首先将1000多人的部队组成4个营：“前卫营”以建制排为骨干保护200包法币，其中作为先锋部队的向导者要带50包，并负责为后续部队指示道路并标出险路、隘路，该营由于道荣营长指挥。“运送营”以一个建制排携带30个包并保护其它210包不受损失。我亲自指挥一个营携带10个包，并派8个班负责聂、李及其马匹的安全。“后卫营”负责收容工作，绝不许发生丢人、丢物的现象。我命令大家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除组织工作外，还要求每人准备一根“探路棍”，以防夜间通过山路时脚步踏空。每人要带上急救药品、仁丹、蒜头和足够的饮用水及指北针。每连还要准备一根长绳，经过危险地段时，要求连长在前、指导员在后，其他人编上号，顺序行进，以防事故和掉队。还规定了万一掉队的联络地点。约定过铁路时右臂扎白色毛巾以便于分辩。行走中不许用光；相互联络时不许喊叫，而要用鸟叫或其它不易暴露的办法。
6月1日我接到通知：要求我们6月5日12时通过同浦铁路。我们于6月2日集结到河北省边沿的对窝子村。为尽量做到万无一失，部队继续训练。并假设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进行演习。我们深知准备越充分越周密取得成功的把握才越大。
●出奇制胜
6月5日下午4时，我们从对窝子村出发，走了10华里狭窄难行的沟渠来到牛道领。此山是五台山分支，绵延40里，山高风洌，经两小时的艰难跋涉才到达山顶。虽说是夏季，但山顶的气温却低于零度。巨风夹着大雪，体轻的人不慎都会被卷走。脚下全是冰，所有人的衣衫都冻成硬壳，山上是丝毫不能停留。体弱者如徐锁、刘秀亮等20多人，走起来都飘飘呼呼。少数女同志东倒西歪举步维艰。带的牲口也费了不少周折。
上山难、下山更难。到晚上8时我们离接应点还有40多华里路。前一段没遭遇到敌人，但不能保证后一段路不会发生意外。如不能按时到达，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决定将实情告诉大家：“前进则生、后退则死”。幸亏提前进行了训练，大多数人都坚持住了。大家互相照应着、帮扶着，咬紧了牙关振奋起精神，加快了行军速度。3小时内跨过清水河，牧马河和汾河，准时到达了忻口以南、忻州市以北的集合地，与黄新廷、余秋里的团接上头，顺利通过同浦铁路。
过路后指战员们口干舌燥，身子骨就像散了架似的，再也走不动了，唯一的愿望是睡上一觉。但是，必须在拂晓前脱离日寇的“治安模范区”，否则面临的危险就太大了。接应部队再三警告，我只得动员大家振作精神，再拚搏一下。不愧为英雄部队的指战员，一鼓作气，用5个小时行军60余华里，到达了余秋里所属团部的所在地。这已是6月6日的凌晨，人们倒头便睡，一觉睡到下午6时，友军早已将水、饭准备好了，大家美美的饱餐了一顿。
我受到余秋里政委的热情款待。我们是抗大一科二队同学，曾经互勉互学，建立了诚挚的友情。战场上相遇更倍感亲切。我将最心爱的坐骑海骝快马赠送给他，他将自己的坐骑骡子回赠给我。
●班师回延安
我们到达的当天，晋西北军区就电告了延安党中央办公厅。6月9日杨尚昆主任亲自带10多名干部赶到岢岚。他们清点了500个黄背包，检查了包裹内的法币。看到每个包上的封条、钢印完好，杨尚昆高兴的笑了，拍着我的肩膀道：你可立了大功，真是了不起！
6月10日，我们告别了热情挽留的友军，踏上了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