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人在清军的压力之下，不得不献出永历。在接到这封信的第二天，吴三桂带着几名护卫，缓步走向永历帝的居所。
在热带竹楼的厚厚屋棚之下，永历帝面南而坐。他头戴一顶马鬃瓦楞帽，身穿一件纯绢大袖的袍子，腰间束了一根黄丝带。这个末代皇孙空顶着皇帝之名，终生逃亡，到处漂泊。不过毕竟是天潢贵胄，他仪表伟岸，举止端庄。他一动不动地坐在竹椅上，眼睛空空洞洞地看着前方。不知为什么，吴三桂看见这个人，心跳忽然凌乱了，他越走越慢，在永历帝几步之外悄悄地停下了。
永历帝见有人进来，轻声问道：“何人？”
不知为什么，吴三桂张张口，没说出话来。永历帝又问了一句：“来者何人？”
扑通一声，吴三桂自己也没想到，恍惚之中，他已经跪在这个年轻人的面前。
“你就是平西王吴三桂吧？”永历依然轻轻地问。
吴三桂什么也没听见，他只是恍惚见到这个酷似崇祯皇帝的年轻人脸上的疑问表情。他分辨不出他在说些什么，只是机械地一连声地应道：“是！是……”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听清了永历长叹一声：“说什么都无益了！只是朕本是北人，想见到十二陵再死，这，你总能做到吧？”
他又勉强应了一声。永历轻轻向他挥挥手，让他退去，他却站不起身来，只好由卫士上来把他搀扶出去。
自这天以后，吴三桂再也没有见过永历。四个月之后，他不顾别人的反对，没有把永历押赴北京，而是在昆明城外的蓖子坡把他缢杀了。
第一十三节 虔诚的佛教徒
吴三桂不想再叛变了。他在云南的日子过得挺不错，他真的别无所求了。他喜欢云南这地方。这里四季如春，天蓝得一尘不染，和内地简直是两个世界。
这里离辽东很遥远，离北京也很遥远，远到似乎他可以将它们忘却。这两处埋藏了他那么多复杂记忆的地方，他真希望能够不再想起。
“仕宦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吴三桂现在所得到的，已经超过了他最奢侈的想望。现在，他是天下最富有、最有权力的人之一，云南的几千里土地上所有金帛子女都为他所有，在这里，他可以为所欲为。人生一世，他还能有何求呢？
在昆明，他次第建起了三座宫殿。天下所有的珍玩宝器和人类所能想出的所有享乐花样，几乎他都可以拥有和尝试。昔日的风流将军，此时更加风流狂放。
三桂在滇中奢侈无度，后宫之选，不下千人。三桂公余，召幕中名士宴会，酒酣，三桂吹笛，宫人以次唱和。旋呼赏赍，则珠宝金帛堆陈于前，宫人憧憧攘取，三桂顾之以为笑乐。三桂不善书，然每喜临池。
府苑中花木清幽，有所谓列翠轩者，厅事五间。春秋佳日，三桂辄携笔坐于轩内，作擘窠大字，侍姬诸人环视于侧，鬓影钗光，与苍翠之色互相辉映。厕身其中，殆无异蓬壶阆苑矣……玩过奢侈玩高雅，吴三桂已经五十二岁了，却愈加裘马清狂。昔日占据了他全部情感世界的陈圆圆现在已不能享专房之宠，青春年少不再，他要抓紧剩下已经不多的时间恣意享受，尽情追欢，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对自己的巨大付出作出补偿。
不过，吴三桂毕竟是吴三桂。虽然嬉游无度日日笙歌，可是在世人的眼里，他却仍是位贤明仁义的王爷。虽然跺一跺脚云南都要抖一抖，可是他却是一副宽厚长者的形象。平时和衷御下，和蔼可亲。与人计事，相对如家人父子。人有诘难，益喜与之交往。文武官员每以公事拜谒王府，府中必于规制之外，备饭款待。
上至督抚，下至守令甚至小吏，逢年过节都能得到王爷的丰厚馈遗。巡抚袁懋功内召返京，吴三桂以十万金相赠；继任巡抚李天浴患病，他竟不居王爷的身份，亲至府中视疾，以示眷励之意。
凡是旧日上司或者朋友有求于他，不管多难，他必定尽心帮助。在辽东时，他曾隶属于毛文龙部，入清之后，未相往来。然而，当毛氏的老仆从几千里外的江浙赶到昆明，向他告诉失势的毛家被将军李强强占之时，他亲自出面，迫使李强退还了毛宅，还输金谢罪。宁都（今江西省宁都县）曾应遴曾于吴三桂有恩，其子游滇，吴三桂以十四万金相赠。
上上下下都知道王爷仁义诚厚，可是也都知道王爷曾经置父母性命于不顾，曾经追杀故主子孙以为功。当然这不关自己的事，吴三桂在朝在野，都混得明白，混得精神，所以到处收获的都是毕恭毕敬和衷心服从。
可是，富可敌国位极人臣的吴三桂却经常觉得有点什么不对劲。他越是拼命作乐，越是觉得空虚无聊。“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每当此时，他总是一饮颓唐。他总是莫名其妙地心里发虚，夜里，经常在梦中惊醒，一夜无眠。
也许是一家三十多口尸横遍地的场景总在他眼前浮动，也许是成千上万的同胞的鲜血让他难以淡忘，也许是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让他难于安枕。
还有，那从遥远的北京射过来的，闪烁莫测的目光。虽然他殚精竭虑地效忠，可是那些满洲人似乎总是和他若有若无地保持着距离，热情的外表下总似乎隐藏着深深的寒意……这种闪烁的目光，像是一把沉重而锋利的剑悬在头顶一样，让他时刻不安。
毕竟，他是个叛臣啊！
平西王爷开始信佛了，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给云南遍地的佛寺大量布施。他在府内设了多座禅堂，常常像个孤僧一样长时间地打坐。他又在凤鸣山上以前无古人的手笔用纯铜铸了一座佛寺，号称“金殿”。
平西王爷不光信佛，凡是神仙，他都热心讨好。他重修了昆明的玉皇阁、老君殿、报国寺、西寺。在报国寺的众佛之中，他又命人修了一尊奇怪的塑像，这尊塑像面容酷似吴三桂本人，“将巾，松花服色，锦边，右手抚膝，左执卷，面左顾”。这个奇怪的佛像叫“西来尊者”。
可是，所有这些高大的殿宇，也不能遮蔽他那无家可归的灵魂，不能阻挡一点灾祸。吴三桂的宿命，正向他一步步走来。
第一十四节 “只此云南是吾血挣”
满洲人对吴三桂失去信任，应该是从吴三桂亲身入缅擒杀永历的那一时刻起。
永历帝那封信里的话，成了吴三桂命运的预言：“将军自以为智，而适成其愚；自以为厚，而反觉其薄。”
顺治皇帝可以理解吴三桂在命运的压迫下屈辱地投靠，也可以用混合着欣赏与蔑视的眼光看着他拼尽心力在大江南北为他卖命。但是，当吴三桂为了进一步讨好他而再一次扑向故主时，福临不寒而栗了。
吴三桂做得太过分了，过分得连被效忠的对象都有些难以接受。一条噬咬旧主来取悦新人的狗，能让人放心吗？一个没有任何道德原则的人，可以为功，更可以为祸。
当吴三桂从缅甸回来，马不停蹄地投入镇压云南当地叛乱之时，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康熙皇帝即位了。
康熙皇帝基本上是在和平环境中长大的，与从白山黑水走来的祖先不同，他接受的是正规而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到了康熙这一代，爱新觉罗家族才真正弄明白了儒臣所说的天理人欲和世道人心的关系。出于内心的道德信条，他不能对吴三桂当初的投奔抱理解态度，对于吴三桂为大清天下立下的汗马功劳，他也不存欣赏之意。对这位王爷的卖主求荣，他更是觉得无法接受。对这位功高权重的汉人王爷，他心底只有鄙薄、厌恶，还有深深的猜疑和不安。
亲政不久的康熙皇帝在宫里柱子上悬起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三藩”的名字。那是困扰他的首要问题。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他必须用伦理纲常来整合人心。而任用叛臣作为帝国藩篱实在是不可接受的现实。
“三藩”中，他最不放心的就是吴三桂。这个手握重兵的人是帝国内最大的危险因素。为了大清的江山万无一失，必须解决这个人，而要解决这个人，首先必须解除他的兵权。要解除他的兵权，就得撤藩。在康熙看来：
“‘三藩’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
刚刚二十岁的康熙说干就干，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撤藩的诏书送到了云南。
对吴三桂来讲，这确实是当头一棒。云南是他苦心经营准备留给子孙后代的。他为满洲人打下了大半个中国，云南这块封地并非过厚的报酬。对此，吴三桂和顺治之间有着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可是现在，刚刚即位的康熙皇帝却要剥夺他用半生的出生入死肝脑涂地换来的这点报酬，未免太让他吴三桂难以接受。
兵权就是吴三桂的命根子。像吴三桂这样的叛臣，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失去了道义的保障。他的所作所为，使正人君子愤懑已久。而且，在军政上层生存了这么多年，他结交了许多朋友，也不可避免地树了许多敌手。一旦失去兵权，吴三桂的身家性命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朝里多少人对他虎视眈眈！他之所以到处横行无碍，处处迎来满面春风，还不是因为兵权在握！朝廷催促撤藩的诏令一道接一道，面对年轻气盛的康熙皇帝一步步杀机毕现的举动，他好像别无选择了。吴三桂没想到康熙会这样薄情寡义，爱新觉罗家族会这样过河拆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看来竟是千古通义，历朝历代，概莫能外。可是，吴三桂实在不想再叛变了，叛变并不是他的专利。他原想在满洲人的庇护下，安安稳稳地终此一生。
几乎所有的史学家都把“三藩”叛乱的罪责归于吴三桂，我却愿意为他开脱。如果不是康熙帝对吴三桂个人品质的深刻反感，不是其人的年轻气盛以及超越祖业的雄心所驱动，叛乱本可以避免。如果康熙皇帝再老成一些，再等待几年，等已经六十二岁的吴三桂寿终正寝之后再采取措施，本可用和平手段解决“三藩”问题，对中国历史造成的震动会小得多。
事实是，在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九月撤藩诏下达之后，吴三桂经历了长达两个多月的犹豫彷徨。毕竟已经六十多岁了，吴三桂不再有当年“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锐气。明明大势已去，一向头脑清楚的他还在幻想皇帝能收回成命。可是，身边的幕僚们却比他清醒，他们日夜撺掇他起兵。
智囊方光琛的进言一针见血：“王欲不失富家翁乎？一居笼中，烹饪由人矣！”
多年养尊处优的平西王，现在又一次落入焦躁痛苦的抉择之中。他整夜失眠，动辄脾气大发。转眼到了岁末，宣诏的使臣又一次到了府中，平日温文尔雅的吴王爷头一次失去了自制。面对使臣的催问，开始还笑容可掬的他，竟一下子“赤颊大骂”起来，他指着钦差的鼻子吼道：
吾挈天下以与人，只此云南是吾血挣。今汝贪污小奴，不容我住耶？！
起兵势不可免了。只是，难道反叛竟是他的宿命？
六十二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吴三桂又一次全身披挂。在练兵教场的鼓角齐鸣中，他纵马疾驰，连发三箭皆中靶心。虽然已是花发满巅，延陵将军风采依然，还是那么英武绝人！
吴三桂率领二十万人马又一次踏上了征程。一路上，风动尘生，杀气袭人。
第一十五节 末路
起兵之初，形势对吴三桂颇为有利。吴三桂手下的官兵都是百战之锐，能征惯战。在吴三桂的指挥下，他们很快就拿下了贵阳、长沙、岳州、成都、常德、衡州，一路克捷。所到之处，清军望风披靡。
吴三桂又一次饮到了长江之水。他亲临常德指挥，陈重兵于长江南岸，摆出一副汹汹之势。这时，吴军士气高涨，将领中有人主张立明朝后裔以收揽人心，有人主张疾行渡江全师北上，有人主张沿江东下，控扼江淮以绝南北粮道。可是吴三桂拒不表态。时间一天天过去，开始时势如破竹的吴军仍在长江南岸按兵不动。
吴三桂自有他的打算。他想通过这个举动，向朝廷表明他并不是想真的反叛，他只是要保住自己应得的那份利益。他认为大军的一路摧枯拉朽，足以吓倒未经世事的小皇帝。他派人给朝廷送去奏章，请求停战。同时，又转托西藏的达赖喇嘛为他向朝廷“说情”，示以“裂土罢兵”之意。
他觉得自己的要求合情合理，康熙皇帝没有理由不妥协。
这个举动暴露了吴三桂的目光短浅。这正是他这个精明的投机者和真正的历史伟人之间的差别，也是注定他不能成大器的证明。他这样的人，在历史脉络的缝隙间可以游刃有余，却缺乏引导历史创造历史的眼光和识度。武力有时可以决定一切，却不是无懈可击的论据。当他的努力和更多人的利益针锋相对时，他的英勇、精明、识略都成了礁石上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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