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创造“朱氏恩德论”
与“天命观”相配合的是“恩德论”。
快要登上帝位之际，他遇到了一个理论难题：怎么看待农民起义？
肯定农民起义吗？似乎当然应该肯定。因为他和他的追随者都是起义者。他们用起义推翻了万恶的旧王朝，建立了光明的新社会。他们的合法性源于这个朴素的真理：天下无道，就应该有人揭竿而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但是慢着，如果肯定起义无罪，那再有后来者效仿他起兵造反怎么办？
在推翻旧王朝的时候，他当然可以大喊造反有理，起义无罪。但是，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就必须让老百姓明白，以后不许造反，更不能起义。
这个弯子可不太好转。
所以，他要大力打造“朱氏恩德论”。
在朱元璋以前，中国人认为“有德者有天命”，可以拥有天下。而无德者就失去了“天命”。天下无道，人民就可以起来推翻它。而朱元璋要打造的“朱氏恩德论”是：因为你身处的王朝对你有恩，所以不管它有道无道，你都不应该带头起来背叛这个王朝。
朱元璋说，一个人有了天命，也就从上天那获得了天下的所有权。也就是说，全部中国领土的产权都归他一人。其他所有人，都是“寄居者”。
所以，开国皇帝对天下百姓来说，有两大恩德：一个是开创了太平，使天下人不再相互残杀，可以保全性命。二是既然天下土地，都是皇帝家的，那么所有的粮食，。电子书下载都是在皇帝家族的土地上长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人都是皇帝一个人养活的，每个人因此都应该对皇帝感恩戴德。
不要以为这是在开玩笑，这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真实想法。只不过朱元璋表达得最透彻。
从这个理论出发，元朝皇帝虽然统治低能，毕竟也建立了一套法律，安设了几名官员，比天下大乱还是要好。所以朱元璋说：“元祖宗功德在人。”在给元世祖的祭文中，他更这样颂扬元朝的统治：“惟神昔自朔土来主中国，治安之盛，生养之繁，功被人民者矣。”
元朝初建，统治秩序比较好，老百姓一度安居乐业。他朱元璋虽然生不逢时，没赶上好时候，吃不饱穿不暖，但毕竟也算是吃了人家蒙古皇帝的，喝了人家大元天子的，怎么能忘恩负义，不予承认呢？
如予父母生于元初定天下之时，彼时法度严明，使愚顽畏威怀德，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在民则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安其生，惠莫大焉！
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
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
在内心深处，朱元璋对元朝当然是充满愤怒的，毕竟他一家人差点因为元朝的野蛮统治死绝。但对于他这样级别的政治家来说，考虑问题，不能从个人恩怨，而是要从天下大局出发。进一步说，不能从正义与否角度，而是要从“实用”与否角度。
所以洪武四年，朱元璋命人在北平给元世祖盖了庙。洪武六年，他又在南京建了历代帝王庙，把元世祖忽必烈和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都供在一起，还把元朝开国功臣木华黎等四人牌位也供在边上，他自己恭恭敬敬前去行跪拜大礼。他如此敬礼元朝，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给天下百姓作个示范，让他们也敬礼新朝，告诉他们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既然承认皇帝是天下所有人的大恩人，那么即使一时统治得不好，偶有雷霆雨露，那也都是天恩，大家永远不能起叛逆之心。这就是朱元璋建立天命恩德论的最终落脚点。在他朱家政权的治下，天下再无道，人们都要老老实实当顺民而不是逆民。任何情况下，起义都有罪，造反都无理。
第六节 我造反有理，你造反有罪
理论构建到这儿，朱元璋发现他遇到了一点难题：
他本人就是大元王朝的推翻者。他食元朝之毛，践元朝之土，世受元朝雨露之恩，却起兵打倒了大元王朝，这怎么解释？
虽然谁握住了刀把子谁就有了话语权，要把这个道理讲圆满，也实在太考验人的智商了。
朱元璋开始是这样解释的：他当初参加起义，只是为了吃饭活命，并不是为了推翻元朝。他不断强调自己加入起义军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点。他说自己加入起义军是“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与元臣秃鲁书》）。他又说：“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红巾）忽至，误入其中。”（《明太祖实录》卷三七）在《皇陵碑》中又说：“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那些起义领袖）何有乎仁良（也没什么好东西）。”他宁肯降低自己参与造反活动的意义，也不能给臣民作坏的榜样。
后来他又进一步解释，说他起兵之时，元朝已经失去天命，土崩瓦解了。他动不动手，元朝都注定要灭亡了。他的原话是：“盗贼奸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也就是说，元朝的灭亡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参加起义，不是为了推翻旧王朝，也不是为了当皇帝，而是因为实在不忍心看人民遭受痛苦，要拯万民于水火。他取天下，是从群雄之手，而不是元朝之手。
这两种解释似乎还不圆满，到了编写《大诰》时，朱元璋又发明了“殿兴有福”理论。他天才地将起义者分为“首乱”者和“殿兴”者两部分。首乱者，就是带着造反的那一批人。而殿兴者，就是他这样半路参加起义的人。
《御制大诰三编·造言好乱第十三》中，朱元璋说：“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愚民作乱。
朱元璋认为，带头作乱者都是忘恩负义、胆大妄为之徒，注定没有好下场，这就是所谓“殃归首乱”。
朱元璋还举大量的例子来论证他的观点：历代大型农民起义中，最早揭竿而起的那批人，确实多数都做了后人的铺路石，“秦之陈胜、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则等辈，皆系造言倡乱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辈，若烟消火灭矣。何故？盖天之道好还，凡为首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既多，比其成事也，天不与首乱者，殃归首乱，福在殿兴”。
至于为什么首乱不祥呢？朱元璋笼统地解释说，因为这些人引起了战乱，造成了流血，老天爷讨厌这样的人。
至于那些后来才参加起义的人，就没有什么责任了。因为动乱的大火已经烧起来了，他们再加把火，是为了使火灾早点结束，早点还大家以太平，所以“福在殿兴”。
这一说法充满矛盾，既然天下无道，“天将更其运祚”，被推翻是必然的，总得有第一个起来反对它的，尽管他可能不成功，但是其发难之功是不容否定的。但朱元璋称之为“愚民”，说他们是“作乱”。然而没有流血，怎么会推翻无道的旧王朝，又哪来的新王朝？站在“首乱”者的尸体上，享受首乱者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的成果，却又这样大言不惭地辱骂他们，实在是匪夷所思。
费尽脑汁，朱元璋的理论其实是要落脚于，万万不要第一个揭竿而起。
说他狡猾也可以，说他愚蠢也可以，说他阴险也可以，说他坦率也可以，反正理论构建至此，朱元璋图穷匕见：不论怎么说，你们可千万不要造我大明的反。
为了说服愚民，他又继续费尽口舌，推导出了宁可饿死，也强于造反之说。他说，元朝承平时，富无旁忧，贫有贫乐。纵有天灾，“饥馑并臻，间有缺食而死者，终非兵刃之死。设使被兵所逼，仓惶投崖，趋火赴渊而殁，观其窘于衣食而死者，岂不优游自尽者乎”？
饿死强于战死，比起那样被杀死的，活活饿死还很“优游”舒服，相当享受呢。所以宁可饿死，也不能反抗他的统治。他又从多个侧面论证这个主张，说造反其实没有什么好处：从乱者并非俱能为人上人，除了那些“乱雄”和文武官吏外，“其泛常，非军即民，须听命而役之。呜呼，当此之际，其为军也，其为民也，何异于居承平时，名色亦然，差役愈甚”。也就是说，剩下的大部分，打了半天仗，也不过落了个普通军民，既然这样，何苦费事一回呢。
他在《大诰三编·造言好乱》一节中说：
且昔朕亲见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当是时，恬于从乱。
一从兵后，弃撇田园宅舍，失桑枣榆槐，挈家就军，老幼尽行，随军营于野外，少壮不分多少，人各持刃趋凶，父子皆听命矣。与官军拒，朝出则父子兄弟同行，暮归则四丧其三二者有之。所存眷属众多，遇寒朔风凛凛，密雪霏霏，饮食不节，老幼悲啼，思归故里，不可得而归。
不半年，不周岁，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儿父母亦丧者有之，如此身家灭者甚多矣。
当初啊，我亲眼见着许多大户人家，普通人家，穷苦人家的人跟着造反。那可相当苦啊：抛弃田地家产，一家老小跟着风餐露宿。早上出去打仗，父子兄弟都去了，回来时，四个人往往死了两三个。不长时间，这一家就剩不下什么人了。
他通过这种“亲身经历”来谆谆告诫百姓不要起来造反。
说到这，我们就理解他为什么讨厌孟子了。
他要删掉有恒产者有恒心理论。朱元璋的理论是，有恒产当然有恒心，但无恒产也必须有恒心。换言之，在朱元璋的统治之下，你即使沦为赤贫，走投无路，也不得起造反之心。
他删掉帝王必须仁慈，意思是，对帝王，不得有任何要求，什么样的帝王，百姓都应该服从。
他不许批评商纣王，并不是朱元璋喜欢商纣王，要像郭沫若先生那样为商纣王翻案。而是因为他主张，即使皇帝如同商纣王一样荒淫无道，臣下也不应该批评，更不应该推翻。
历代皇帝可能也有人和朱元璋一样，读了孟子感觉不舒服，不过他们还从来没有人想到可以阉割孟子。因为孟子是儒学体系的核心，正如黄仁宇所言：“从个人说辩的能力和长久的功效两方面看，孟子在传统政治上的地位要超过孔子。”
朱元璋不一样。对于他这样赤手空拳开天辟地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他自己，人世间所有一切，包括所谓真理，都是为他服务的。朱元璋袭用孔孟之道，是因为孔孟之道可以巩固他的统治。如果不利于他的统治，他当然可以改造它甚至消灭它。对别人来讲骇人听闻的大逆不道，对他来说，却完全符合逻辑。
第七节 刘伯温的悲惨下场
除了教育百姓外，朱元璋还要抓官员队伍的思想建设。
朱元璋做事的特点是考虑极为长远。在与元朝作战之时，他已经想到了未来王朝的巩固问题。所以，遇到那些宁死不屈的元朝官员，他权衡利弊后，挑出几个，大加表彰，借此在自己的大臣中树立“忠”的观念。
元太平路总管靳义在太平城破时投水自杀，朱元璋称之为“义士”，下令“具棺敛葬之”。元将领福寿死于集庆，石抹宜孙死于处州，余阙死于安庆，他也一一加以礼葬和祠祀，以彰其“忠”。他夸奖福寿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其福寿之谓乎？为人臣者当如是也。”
蔡子英为元至正中进士，累官至行省参政。元亡被明兵捕获，押至京师。朱元璋久闻其名，以礼遇之，但蔡子英不为所动，在羁所大哭不止。
“人问其故，曰：‘无他，思旧君耳！’”朱元璋闻听，十分感动，“洪武九年十二月命有司送出塞，令从故主于和林。”命人给了车马路费，送他到北方草原去找北元皇帝去了。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有力地向天下人宣示了他对“忠诚”这一品质的推崇。
朱元璋善于招揽人才，许多故元的将领文臣投奔到他的麾下，为他的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在奔向帝位的途中，他对这些人毕恭毕敬，遵礼有加，比如刘基因为做过元朝臣子，不想出山，朱元璋绞尽脑汁，想尽了各种办法劝他出来，又对刘基非常尊重，每次都“称老先生而不名”。
然而，开国之后，当这些人的重要性降低之后，朱元璋的态度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刘基为朱元璋的事业，可以说尽了肱股之力。没有刘基，也许就没有朱元璋的天下。因此，当元顺帝北逃、皇子买的里八剌被送到南京时，他和其他开国元勋一样，欢欣鼓舞，文思泉涌，写了一封祝捷文章，正要给朱元璋送上时，朱元璋却下了这样一道诏书：
“因命礼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尝仕元者不许称贺。”做过元朝官员的人，不要参与庆贺。
这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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