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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关心和爱戴，令大病初愈的王维忠倍感温馨。尽管这次大手术，足足令这位瘦弱的老人体重降了十多公斤，尽管他的身体还需长时间的休养，但这位一心系着百姓的代表，根本顾不得休息，当天晚上，又开始制订调研计划。
但令王维忠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2007年6月下旬，他的胆汁量突然减少，皮肤、巩膜黄染，尿色深黄，大便变白，血中胆红素陡然增高，这些都是阻塞性黄疸片象，这也是肝移植手术后，并发症发生最多的胆管问题。
6月29日，王维忠在家人陪同下，第二次住进了北京武警总医院。尽管经大力医治，他的胆汁量有所提高，但胆汁中絮状物增多，曾主刀的某主任显得很为难，内科医生更是无计可施，一个月后，王维忠只好于7月27日出院。
8月6日，王维忠因突发高烧而住进了中日联谊医院消化内科。后经内科主任王江滨教授组织有关专家大力抢救，终于转危为安。
一个月后，肝脏状态出现很大变化的王维忠又一次来到北京，先后住进了北大人民医院。
2006年10月，离开北大人民医院后，王维忠又住进了北京武警总医院，经过综合诊断，他决定在此再进行第二次肝移植皮手术。
在此期间，我多次来看望老人。但每次我一般只呆半个小时就离开。因为我实在不忍过多的打扰他。
2006年11月10日下午，我又一次特意从通县赶到位于海淀区五棵松北京武警总医院住院部探望王维忠老师。一见到我，老人很高兴地拉着我的手，与我天南海北的谈了两个多小时。其间，他还多次谈到我的那本由他作序、由中国方正出版出版的《卧底记者：我的正义之旅》一书，早在此次，他就再三指出，这本书差错太多，而且印刷质量也很差，应找出版社反映。
我告诉他：此书印刷四次，都因为差错而没在达到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的要求，而且错得最多的一次竟有500多处，创下了中国出版史上差错率最多的记录！
他听到在近两年时间内，中国方正出版社一拖再拖，至今还没有出版新书，而且社长肖建国态度恶劣时，十分生气，抓起病床上的纸和笔，叫嚷道：“这家出版社太不像话！有错就改么，哪有错了还敢这么拖着，还拒不改正？！作为中央机关的出版社，特别是一家政法系统的出版社，更应带头守法，廉洁奉公呀。这个社长是如何当的？我要给何勇同志写信……”
见我不同意，他又气呼呼地说：等我好后，我一定亲自给中国方正出版社的负责人打电话，我要责问他们的责任心到哪里去了！哪有一本书连续印刷四次都有错的？那个责任编辑康弘太不像话，一本书错这么多，还能在出版部门呆下去？这种根本不配做出版！如果他们还不改正，我和你一起告他们去。这样的书不但影响你这位作者的声誉，也影响了我这位代表的名声，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为新闻记者的新书亲自写序言呢……
我赶紧制止了老人。在这种关健时刻，对于他这样的病人来说，最好的休息是安静。
由于中国方正出版社有关负责人肖建国、曾明子、杜英莲及责任编辑康弘等人一拖再拖，特别是，社长肖建国拒不改正，而且态度生硬，再三称此事与他无关。忍无可忍之余，2007年8月底，我怒而将对方告上北京西城法院，并同时递交了两份起诉书，一份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决被告采取积极措施，将所出版的第1…4次印刷有差错的书全部收回销毁，承担原告因此带来的所有经济损失；重新出版印数同等的、符合新闻出版总署规定的新书，并按双方出版合同的规定支付相关版税；由被告承担相关诉讼费及相关费用。与此同时，我在另一份诉状中，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侵犯原告名誉权成立，并赔偿精神损失人民币一万元；判决被告在《新闻出版报》和《中华读书报》上刊登公开赔礼道歉启事；由被告承担相关诉讼费及相关费用。
2007年10月15日上午，西城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有关消息，当天和第二天的《法制晚报》及《北京青年报》分别以题为《“卧底记者”现身法庭对新书挑错》、《新书出错太多作者法庭维权》报道了此事。
那天下午，我们一老一少在他的病房里谈了近三个小时，直到晚饭时间快到了，我这才醒悟过来。见我要走，他坚持要留我一起吃晚饭，还笑眯眯地说：“我明天就要进手术室了，所以这几天胃口非常好。上周北戴河的小沈特意为我送来的海鲜，我还没有吃完，冰箱里还有呢……”
他是温暖的传播者（3）
十几天前，北戴河医院的沈淑萍大姐得知王代表在这儿住院的消息后，十分牵挂老人的身体。在我的带领下，特意来京看望过一次。当她在病房里听到老人很想吃海鲜时，于是，这位慈善的大姐当天返回北戴河并于第二天起了个大早，特意从海边购买了两箱皮皮虾、燕鱼及螃蟹等海鲜，让王维忠感动不已。
为了不再打扰老人休息，我决定告辞。
他半欠着身子，又一次紧紧抓着我的双手，恋恋不舍地说：“真想与你多唠一会。我明天就开始动大手术了，第一次能成功，第二次肯定没问题。这次的肝源很好，我很有信心。”临了，他笑容可掬地再三嘱咐我：“石野，你可要记住，一周后你一定要来看望我。等我这次出院后，你一定跟我一起去一趟东北，我有好多事情需要你去帮忙呢……”
我走到病房门口，又恋恋不舍地回过头，只见一抹绚丽多彩的夕阳，从西边窗户折射进来，映在老人充满自信的黄色脸庞上。他那挺直的腰板、坚强的表情永远定格在北京冬日温暖的夕阳余辉中……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这次几个小时的相见却成为我们的永别……
直到第26天后，我突然获知，自从11月11日老人进入重症病房手术后，就再没有能出来……
据王维忠子女们告诉我，在此期间，外面的亲人只能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钢才能看得见里面的老人，不过，他们每天都能通过话筒对话。尽管身体极度虚弱，但他还是固执地要去了纸和笔，只要神智清晰，他总要在纸上记下几个字……直到最后几天，他才停止写作，从此处于昏迷状态。后虽经大力抢救，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留下他宝贵的生命。
2006年12月5日1时08分，王维忠，这位热爱生命的老人，这位桃李满天下的著名医学教授，这位情系百姓的好代表，他那颗自信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68岁。
当亲人们悲痛欲绝的时候，发现他的头部还枕着几张写满了密密麻麻字句的纸。那些，都是他尚未完成的议案，其中，还有留给我的一封信……
2006年12月10日，在王维忠那简陋的家属楼中，与他相濡以沫的衣淑珍老人拉着我的手说：“老王是个从来闲不住的人，平时很少在家。回到家不是做笔记，就是关在书房里写作。特别是在他担任人大代表后，更是如此。”
王维忠的长子王绍坤流着泪说：“我父亲自从当上人大代表后，在紧张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之余，把全部身心投入到调研和代表的履职工作中，他太卖命工作了，他那些议案和建议都是用生命换来的。
他平时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特别在他最后的这十年，都是为‘人大代表’四个字而活着……”
他的次子王绍申叹息道：“我父亲完全是因为工作而积劳成疾，如果他平时多加注意的话，是不可能这么快去的……”
他的长女王绍霞哽咽着说：“父亲这一辈子总是知道去帮助别人，却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亲人谋利益。其他的我不说，单就我妹妹，至今还是一位极普通的工人。凭他的关系和声望，我妹妹的工作早就该解决了，但他从来不过问。”
他的小女儿绍梅是从小到大都爱跟在爸爸身边的亲人，也是爸爸生前最为疼爱的孩子。一提到爸爸，她总忍不住掩面而泣。她对我说，至今她都不相信可敬的爸爸真的离去了……
吉林大学有很多领导曾与王维忠教授是共事三四十年的同事，一提到老人，大家都禁不住热泪盈眶，他们都一致认为他是个工作极为认真的人，是拼命三郎，他真是做到了“死而后已”！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中心实验室主任张桂珍含着热泪说：“王老师是我的恩师，是我一生的益友。”
8年前，当这位留学日本的医学博士回国时，有个别人老排挤她，后来是王维忠力排众议，坚决推荐她担任自己的副手，随后又把中心实验室主任这个重要位置让给了她。如今近十年时间过去了，不负恩师厚望的张桂珍带领一队人马，攻下了许多疑难的医学科研课题，为吉林的医学科研作出了很大贡献。
王维忠不但在教学和科研上影响着张桂珍，更在做人上影响着她。
2004年4月20日下午，因为王维忠一直在依法监督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执行庭有关违法行为。谁知，对方却唆使几个不明身份的男女冲到医院来寻衅，对方明知王维忠刚做完大手术也不理会，竟气势汹汹地直冲到他住院的病房，威胁让他不要管这事。王维忠挥着正在打点滴的手，指着对方严厉地警告，并叫医务人员把这几个法盲驱出病房。
张桂珍当时是病房的负责人之一，正好目睹了王维忠的毫不畏惧、怒斥对方的情形。王维忠作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和人大代表的正气，令她和同行们敬佩不已。特别是他身上那种大义凛然的正气，至今还令她热血沸腾。
王维忠的主治医生王江滨，是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大内科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现为吉林省政协委员。这位著名医学专家，既是王维忠的同事又是多年的好朋友。
2006年12月10日下午，在中日联谊医院消化内科办公室中，王江滨流着泪告诉我：“作为几十年的同事和师长，王教授的敬业精神和高尚人格令我震撼！这两年，我都是他的主治医生。在病床上，他总是不听我的劝告一边打点滴一边写议案，有时还偷偷‘违反’重病房的规定接待来访者。他不但为基层百姓的不平大声呼吁，而且还公然痛陈我们医院里所存在的不良现象，当众痛斥个别搞歪风邪气的医务人员。”
他是温暖的传播者（4）
消化内科有两位医生经常在病人中私卖药品、器械、拿回扣，从病人身上开药卖钱、向病人索要出院发票，然后通过其他途径将钱据为己有，他们的行为曾在全院通报批评，其中一位医生还曾因治疗方针错误致病人死亡，并涂改病历，被定为一级医疗事故。但他们不思悔改，工作经常不认真负责；而且一直觊觎王江滨的主任职务；多次对其进行诬陷。后经吉林大学纪委和检察院经调查，纯属子虚乌有。尽管如此，长春某检察院有关人员还是插手此事。王维忠闻知真相后，马上为这位女专家仗义执言，不但当众怒斥那两位同行，同时马上向省政法委、省检察院和长春市检察院反映，监督检方的行为。在他的大力关注下，此事终于得到解决。
在此次长达三个小时的采访中，我还获知，王江滨教授的姐姐王浙滨创作了《芬妮的微笑》、《生死牛玉儒》等电影的编剧。她早就知道王维忠代表的感人事迹，一直想把他写进剧本。在王维忠教授去世前，他也多次提及此事。还这样告知我：“我的个人传记由你来写，出版后，再让王编剧他们根据你的书来改编……”
王江滨提到昔日王维忠为深受冤屈的自己仗义执言时，感动地说：“他是一位正直的代表。不管是谁，只要是有悖于法律和社会公德，他就会挺身而出。他真正是一位大公无私的知识分子。在我们医院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特别是，他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按规定政府部门有一些医疗方面的优惠待遇，但他坚守医保，用药从来不超标，不用最好的、最贵的药。由于他病情危险，有时一天就得花一万多元钱，但很多费用他却不愿让单位来承担，总是自己掏钱。”
在日本、德国等地留学多年的王教授现在为吉林省的政协常委，她直爽地告诉我：“可以这样说，我只是个知识分子，以前对政治从不感兴趣，是王维忠教授所作所为深深影响了我，我完全是在他的引导下走上从政议政道路的。我现在非常珍惜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荣誉，我也一定以王教授为榜样，为人民说真话。”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王江滨果然没有辜负王维忠教授的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