刂兄沽怂咚稀�2007年10月，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发回重审。
无独有偶，2007年8月30日早上6时许，吉林省松原市金融法律服务所的韩丽芬和丈夫徐昌军、朋友郭天青三人，来到前郭县第二小学西侧自家的房子里。因为他们获知自家房子将被强制拆迁，但有关拆迁的补偿协议都没有谈好。就在此时，20多辆警车和行政执法车开了过来，约六十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直朝韩家的房子走来。韩还未回过神来就被警察抬了起来，并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殴打。因拼命挣扎，她的衣服被撕破，裤子也被拽下去了，致使她几乎赤身裸体。徐昌军和郭天青看到，急忙跑过来，想给她穿上衣服，保护她，但马上被打倒在地，随后被抓走，郭也被打伤。这对夫妇被殴打和侮辱的过程被围观的群众录像、拍照。徐昌军在遭受重大刺激后诱发心脏病，警方这才让120救护车接走。后经医院抢救，虽脱离了危险，但至今还住在医院治疗，没有人负担医药费，也无人理睬此事。
2007年10月，山东省广饶县张峰洲特意找到我投诉：2007年5月16日，其家乡山东省广饶县政府借口“公益事业”，欲将广饶镇的五村全部拆迁。县房管局及广饶镇的有关领导到五村进行座谈时，张峰洲等人提出很多疑问，如拆迁单位现在连“许可证”都未发，根本不是合法的拆迁人，评估机构如何确定，对村民的补偿如何评估，对方未能作出合理的答复。随后，当地法院以张峰洲多年前的一宗经济官司为借口，将他押入看守所。当他出来后，发现村子已被拆成一片废墟，多名以死抗争的村民被打伤，三人被火烧伤。而广饶县有关官员还一再声称，此次拆迁，是当地群众主动申请签字，要求政府这样做的。目前，张峰洲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帮助下，团结60多户村民准备起诉广饶县有关部门的非法拆迁行为。
四年时间为“拆迁法”议案调研（3）
2008年1月，广东阳江市岗列农场为了解决本场工人邓超松、陈章兴和刘计祥等的住房困难，于1985年在本场辖区内批给336平方米给他们建房。此后，他们又依法办理了“建设用地许可证”、“农居民建设用地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证件，但1995年11月，阳东县东鹏公司经阳东国土局指出他们是“非法卖卖土地”并发出自行拆除通知，称他们为非法建筑，并走上诉讼。在一审法院刚开庭的当天，房地产商陈国协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带人强行拆除了他们的住宅。至今，这三家无家可归的职工，一直在为自己的房产四处上诉，也一直无人理睬。
……
这仅仅是我最近采访的几个有关非法拆迁的案例。在此前，我曾采访过多宗与此有关的投诉。
早在2004年，我第一次与王维忠见面时，他就曾经提到过相关问题，并要求我在今后的新闻调查过程中，如果遇到强制拆迁、非法拆迁等恶劣事件，一定把调查到的真实情况告知他。他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准备用几年时间，对非法拆迁等问题进行调研，提交议案，建议立法规范。同时，他还向新华社、《人民日报》及央视等记者提及过此事。他在多年的调研中了解到，近年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商品房价格在全国各地直线飙升，房地产开发一片火热。在暴利驱使下，一些地方官员和房地产商联手，时常做出侵犯老百姓权益的违法乱纪行为：任意圈地、故意压低地价、强行拆迁和非法拆迁等。尽管中央及相关主管部门三令五申严禁非法拆迁，但这种现象在地方愈来愈多，这引起了王维忠和许多人大代表的担忧。2004年“两会”结束后，王维忠向吉林省委、省政府提出在全省开展学习新修改的宪法的活动。各级人大应开展一次以爱民、为民、保护人权为主题的执法检查，重点检查当前广泛存在的政府、法院非法占用农民土地不给补偿，城市拆迁损害公民权益不查、不处理、不作为的案件，进行依法监督，以维护宪法权威，增强人民群众用宪法维权意识。让宪法修正案落到实处，真正使广大人民群众受益。之后不久，他又特意向全国人大有关领导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近年来随着房地产价格的直线飙升，全国城乡出现了一股扩建、开发热，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牟取私利，无视国法，不惜利用手中权力作开发商的“保护伞”，不按规定给拆迁户补偿或少给补偿；很多老百姓在走投无路之际，只好通过各种途径向人大代表求助。反映的大都是强行拆迁，不履行合同，损害居民权益方面的问题；还有的建筑方态度蛮横，甚至动用黑社会性质组织威胁伤害居民，政府、法院对此类事件迟迟不予解决，接访人员态度蛮横，使受害者上访无门。针对非法拆迁现象，特别是针对开发商极其野蛮的违法行为，各地人大应该趁宣传宪法之机，集中解决这种侵权行为。他发现，目前在这方面只有一些规范性文件，如建设部“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和“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等，但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法规。为此，从2000年开始，他开始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2006年2月，王维忠与几位代表在接受《新青年》杂志记者熊伟采访时明确指出，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何保障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很严重。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2005年“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当前困扰中国的七大社会问题中，“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加剧”排在首位。现在，按征用土地量和农民人均土地量的保守估算，目前全国约有4000万失地农民，其中那些“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失地农民，已经成为一个需要特别给予关注的社会群体。王维忠忧心忡忡地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规模的扩大，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规模快速增长。2004年2月24日，国土资源部通报了2003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2003年度全国建设占用耕地343。7万亩，建设用地占优补劣问题明显。全国建设占用耕地面积中，有灌溉设施的占71％，多数是居民点周边的优质良田，而补充的耕地，质量较差，综合地力明显低于占用的耕地，补充耕地中有灌溉设施的只占51％。最后，他又向国家有关部门发出呼吁：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有各种原因，但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土地征用的法律制度严重滞后于发展，造成土地征用补偿安置费偏低。
尽管王维忠在几年时间内对有关城市“拆迁法规”的议案积累了很多材料，但由于他手头工作太多，一直未能如愿。2007年初，我在整理王维忠的笔记时，还看到他几年时间中收集到的有关强制、非法拆迁方面的许多调研笔记。我想，他如果看到长春市出台禁止非法和强制拆迁行为的一系列法规，肯定会含笑九泉的。
第七章 向非法医疗广告开刀
让名人从药品广告中消失（1）
2007年8月23日，一则令中国老百姓颇为关注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在当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吴仪强调，从现在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4个月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并特别强调，将禁止和取缔以公众人物、专家的名义证明疗效的药品广告。这则令老百姓拍手叫好的消息，国内数百家新闻媒体都在显著位置作了报道，成为当天大家议论最多的热门话题之一。然而，也许很少有人会想到，国务院出台这个决定，与全国人大代表王维忠在长达9年时间的努力和呼吁不无关系：他多次在“两会”上为杜绝名人做医疗保健广告大声呼吁，而且多次提出修改《广告法》的有关议案，同时又多次以各种方式向国家领导人建言，其中包括几次直接给主管卫生工作的吴仪副总理写信，并两次当面汇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影视明星在大众之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可谓与日俱增，致使许多大小企业不惜血本请来明星做广告。这种现象有如“千树万树梨花开”。由于医药保健品市场管理十分混乱，一些影视名人纷纷投身医药广告、保健广告。从唐国强代言北京新兴医院、文清代言“眼保姆”，到巩俐代言“盖中盖口服液”、仇晓代言“金驴胶补血冲剂”、江珊代言“钙加锌”、郭德纲代言“藏秘排油”等，这些都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误导了消费者。“今年春节不收礼呀，收礼只收脑白金”、“感冒了，我就要当天见效”、“爱因斯坦大脑活跃，飞鹤奶粉家喻户晓”、朴雪（补血）、盖中盖（钙中钙）、朴锌（补锌）……
还有一些恶俗甚至虚假的广告让国人直起鸡皮疙瘩，厌恶至极。而这些广告，绝大多数是由名人、明星代言的。明星表演夸张，广告创意低俗，表现形式蹩脚，害人不浅。近年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不断接到消费者投诉，反映其在看过一些名人、明星广告后，出于对他们的崇拜与信任而购买了广告中的产品，使用后却发现与广告宣传不符，甚至相差甚远。
正如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名人，本该在道德上严格自律，特别是在代言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药品广告上，更应该慎之又慎，可是一些名人被金钱蒙蔽了双眼，早已将患者的痛苦和生命抛在了脑后。事实上，名人代言药品广告，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法律责任问题。
尽管国家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停止对混乱的名人广告进行整治，但还是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维忠早在任政协委员时，就开始着手调查许多有关民生的问题，其中特别关注过非法医疗广告问题。1998年3月中旬，他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回到长春后，就开始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议题，带着课题深入调研。一个多月后，他初步掌握了长春的报刊、广播、电视及各类地方发布的有关违法医疗广告、“性病”广告及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他从掌握的大量调查资料中发现，长春市街头各类的违法医药广告，尤其是“性病”广告随处可见。在这些极为低俗的广告中，竟有不少影视明星的头像，而且是“报刊有字，广播有声，电视有形”。这些华而不实、东拼西凑的虚假广告，使许多不明真相的市民深受其害，不但严重侵犯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而且还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人讽刺说，长春市真的变成了国际“性”城市。身为医学专家的王维忠深知其中的猫腻，对此更是深恶痛绝。在掌握了大量事实和数据后，他写信给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苏荣和中共长春市委副书记战月昌。苏书记看过后让秘书立即电话告诉他：“苏书记对此很重视，特意表扬你为吉林省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战月昌书记也在一次会见王维忠时，特意当面对他的调研给予肯定。王维忠再接再厉，于1998年11月份组织农工党在长春的部分全国、省、市三级人大代表对省市医药广告发布情况进行视察，发现了众多违法医药广告，提出了针对性治理建议，促使辽宁省工商局、卫生厅、广电厅和中共辽宁省委、有关市委宣传部加大治理违法医药广告的力度，使医药广告发布情况明显改善，大大地净化了长春的广告环境，受到广大百姓的称赞。但是，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单位，特别是个别报刊，根本无视国家的有关规定，依然想方设法发布违法、违规的医疗、药品广告。往往是这边执法部门刚一查处，那边就已经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99年3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王维忠领衔向大会提交了七项议案，其中位于最前面的就是“修改《广告法》，取消医疗广告，规范药品广告”，很快被全国人大常委会立为议案。1999年3月10日晚，央视新闻联播对此进行了报道。在此后不久，经过几个月的调研，王维忠又写了一份长达四千多字的题为“治理违法医疗广告刻不容缓”的调研报告，送交给有关主管部门，呼吁打击非法广告。2003年，王维忠曾在写给吴仪副总理的一封信中这样大声疾呼：希望国家早日出台法规，一定要让那些名人、明星做代言的医疗广告从老百姓眼中永远消失！
让名人从药品广告中消失（2）
这次国务院首先拿名人代言药品广告开刀，可谓切中要害，是对药品广告整治的“釜底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