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坐稳，也无法侧卧的情况下，他竟然还在构思怎样才能写好这三个议案。尽管浑身无力，但只要有了灵感，他就要用颤抖的手紧捏着笔，写上几个字。医疗组教授、家人、领导都劝他要好好休息，千万不要再写了。连医疗组的医生都对他的病情没有把握，但是，对生命充满了乐观心态的王维忠从没想到过“死”，因为他是医生，是医疗专家，他了解这种疾病的发展规律。就这样，只要手能动，只要脑子清醒，他就坚持写下去，几个字、几句话，就这样努力地写下去，写下去……好多次，药液都漏在皮下，滴在床上，他竟没有察觉；有时，家人正在护理他吃饭时，他会突然停下来，让他们拿来纸和笔，因为他又想起了一句很好的话；有时在半夜三更，守护他的亲人竟会猛然看到老头子不知何时早倚靠在病床上，一边喘着气，一边眯着双眼，像小学生做作业一样，一笔一画地在笔记本上写着，写着……就这样，王维忠将构思好后的东西全部写成提纲，有时是在儿子、学生和朋友的帮助下，由他口授，他们记录，最终完成了三个议案。经过14天无尿、高度腹水后，虚弱的王维忠只能以血液透析、排除体内毒素等手段来维持生命，曾先后透析12次，放腹水9次。由于省、市及学校、医院各级领导的重视，抢救及时，治疗到位，他的病情终于一天天好转。此时已是2000年的2月底了。在王维忠心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赶到北京及时参加人代会。当躺在重症病房中的王维忠指着摊在病床上的那几份议案，对看护他的二儿子王绍申提出想进京参会时，绍申急了，他好言劝阻老人说：“爸爸，其他的事我可以由着您，但这事可不行！您也不想一想，现在您病得这么重，身体还不知何时才能恢复，别说去千里之外的北京，就是离开医院我们都不放心呀。”最后，绍申实在劝阻不住固执的父亲，只好又把老母亲、姐姐和妹妹她们拉来劝导，可还是没有用。医院领导和治疗组的同志们获知后，一个个想方设法跑来劝阻他。就连吉林省人大的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也坚决不同意他带病参会。可固执的王维忠认准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他一边积极配合医院治疗，一边躺在病床上绞尽脑汁地想点子呢。2月20日，为了能早日出院，王维忠要求撤掉身上所有的静脉给药，改成口服和肌注。25日上午，他向院里提出去北京参会的想法。院领导和医疗组的教授们一听，都不同意，并说出种种理由来阻止他参会。本来就是医学专家的王维忠当然能理解院领导和同事们的良苦用心：自己尽管刚刚脱离生命危险，身体也开始恢复，但多项化验指标不正常，随时都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危险，都为他捏了一把汗，担心他万一会出什么事。见正面的不行，王维忠又换了一个理由：“你们以前不是多次找过北京的专家为我会诊过吗？这样吧，我开不开会不重要，但可以借开会期间请北京专家会诊，再对病情作一次全面的检查。”2000年3月1日，春寒料峭的长春是个好天气，新春的太阳透过医院住院处的大玻璃，投射到王维忠的病床前。他面朝东升的旭日，贪婪地呼吸了一大口新鲜空气，然后趁人不备，拔掉身上的针管，倚着墙壁，开始练习走路了。随后，他趁儿子去买早点的机会，急不可耐地打通了省人大有关领导的电话，大声地说：“我今天完全可以出院了，真的，请领导相信我。人代会要召开了，我这身上的病也全好了。我明天一定得跟随大家一起去北京，一定要参加人代会。”他接着又动情地说：“这次人代会，我特意准备了7份很好的议案，如果我写的议案交不上去，那就是失职，就是辜负了全省人民，就是辜负了信任我的选民！”他又耐心地说服了家人。做了一次全面的检查后，确信他已不存在危险后，医院领导无可奈何之余，只好让他出院。
3月2日一大早，身体还极度虚弱的王维忠在儿子的陪同下，跟随吉林团的全体代表赴京参加全国人代会。
3月3日到京后，他根本顾不得休息，就赶到人民大会堂。尽管身边有儿子绍申的搀扶，尽管是慢慢地行走，尽管是走一步歇一步，在上人民大会堂台阶时，每上一级，他都要喘息着休息一下，花了近半个小时，一路休息了二十多次，这才顺利进入人民大会堂。里面的代表们看到老人一边喘着气，一边在儿子的相助下艰难地走进来，几乎全都站了起来，大家敬佩的目光聚在他的身上，纷纷将最好的座位让给这位可敬的老人。
用生命换来的议案（2）
每次回宾馆时，他都拒绝绍申背他，而是坚持走楼梯，就这样每天坚持锻炼几次。到了3月5日开幕式时，奇迹出现了，王维忠甩开儿子的双手，自己挺直腰板，竟不太费力地步入了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就这样，在京的十几天会议期间，他坚持步行，从没有休息一天，不但没有倒下，相反体力一天比一天增强，步履一天比一天沉稳。大家对他恢复得如此之快表示惊讶，他笑逐颜开地回答：“都是‘两会’救了我，没有参加这次大会，我也许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快呢。”
7月份，经医院再一次彻底的检查，王维忠身上的各项指标及体力基本恢复正常。2000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带病参会的王维忠又提出7件议案，它们是：制定“强制执行法”、“举报法”、“民办教育法”、“农村合作医疗法”、“发展中医法”、“人体器官捐赠法”，“农民权益保护法，要强调农民尽义务”。其中“民办教育法”、“农民权益保护法”被人大常委会立为议案。会议期间接受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16家新闻媒体采访，刊出报道17篇。《经济日报》记者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七份议案的背后”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七件高质量的议案，可以说是王维忠代表用自己的生命写成的，这是一个人大代表为国为民最真诚的奉献。”〖JP〗王维忠却认为，自己还没有完全达到那样的境界，只不过是履行一个人大代表应尽的职责而已。
这次病愈后，很多人对他这样说，您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王维忠乐呵呵地回答道：“我要多做善事、好事，多为老百姓说真话，更好地回报我的选民，回报社会，这样，我才感到幸福呀。”但令这位医学专家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疾病令其肝脏大大受损，加上老人一直处于高度的劳累之中，仅仅五年后，引发了肝肿瘤，虽经两次换肝手术，最后还是过早地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第六章 只有立法，才能治国
“老虎吃牛”事件引出两例法律议案（1）
傍依在吉林著名的长白山山脉的张广才岭，山高林密，地理位置偏僻。在这风光秀丽、层峦叠嶂的大山之中，生活着许多野生动物，其中最为世人瞩目的东北虎是世界级濒危动物，是国家明令严禁猎捕、予以重点保护的“国宝”。1998年正是虎年。2月12日，张广才岭下，蛟河市黄松甸镇双山子村六里地屯发生了一起令国人瞩目的“老虎吃人”事件！村民李义家有一头3岁牤牛被老虎吃了，50多岁的贾学山家一头已怀孕的两岁母牛也被吃了；第三个丧生虎口的，是青年农民张邑彪家的3岁怀孕的母牛。由于春节过后老虎频频吃牛，弄得六里地屯人心惶惶，再也不敢把牛群散放山中，更没有人敢单独进山砍柴，老虎能吃牛，还不能吃人吗？尽管这儿比较落后，但老百姓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都不错，他们认为，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打猎了，但是这样下去，村民的生命财产会受到威胁，必将严重影响日常的生产和生活。无奈的村民们只好成群结队地找到当地政府寻求说法。
“农民状告东北虎”的消息，在各地新闻媒体刊载后引起强烈轰动，长春几家媒体的有关跟踪报道，更引起了全国数百家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随后，有关“老虎吃牛，三农民状告当地政府”的报道，也引起了国人关注。不久，“全国十佳律师”之一的王海云决定免费为蛟河市三位农民讨公道。
此事自然引起了事发地蛟河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他们先是邀请有关专家来确认事件是否属实。1998年2月21日，吉林省林业厅野生动物保护处专家吴志刚来到事发地，经现场跟踪定位考察得出鉴定结论：这行足迹的确是一只雄性成年东北虎所留。这一消息令当地政府喜忧参半：有老虎，证明蛟河市的禁猎工作力度大，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得好，群众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强，但东北虎的活跃对山区农民财产的侵害，引起了农民的恐慌和保护区政府财政的尴尬，这令政府必须承担赔偿责任。蛟河市政府为东北虎而喜，又为东北虎而忧，因为三位农民状告东北虎不成，转而状告他们市政府了。
蛟河市政府也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得越好，野生动物必然就越多，那么，农民受害现象也就越严重。今后怎么办？野生动物猖獗，生命财产受到伤害，是否真的由政府来管？政府管得起吗？老虎吃牛，究竟谁买单？
1998年5月上旬，刚从边远山区调研回长春的王维忠，被《长春晚报》和《城市晚报》上的这些跟踪报道所吸引，“老虎吃牛，到底该由谁来买单”的争议，引起了他极大的关注。
王维忠敏感地意识到，当地政府大力创造了优良的生态环境，使境内野生动物越来越多，老虎多了，但人畜的受害率也因之越来越高，如果都由政府来“买单”的话，今后的补偿金额也会越来越大。这既会令政府不堪负重，更会令做了好事的官员们陷入迷惑：这究竟是功还是过？本地媒体的跟踪报道令王维忠陷入深深的忧急之中：此事充分暴露了我们国家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仅仅限于初步立法。由于种种原因，具体的法规和可行性政策措施还远远没有跟上。人们期待着国家快速地进一步健全法制的同时，是否能出台一份完整的诸如“老虎吃牛”究竟由谁来掏腰包的规定呢？这样就使现实中许多无法可依的事儿，变成有法可依。无独有偶，1999年3月，张广才岭附近，又发生了老虎吃掉农民两匹马的事，但这次当地政府却拒绝“买单”；2004年，吉林省的舒兰县又发生了几起黑熊伤人事件，有关乡民的赔偿也无着落；随后不久，延边地区又发生了老虎咬伤人的事。尽管前面已有“老虎吃牛，政府买单”，但对于老虎伤人甚至吃人怎么补偿、由谁补偿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不由令王维忠陷入沉思：为何同样的保护动物伤人事件，有的政府愿意“买单”，而有的政府却拒绝赔偿呢？以后再出现类似的事，责任到底该由谁负？是否该有一部严谨的法律或法规规范此事呢？平日十分关注立法工作的王维忠，决定对发生在自己“家门前”的新鲜事进行调研，听取群众的意见，更听取当地政府及有关管理部门的意见。随后，他两次驱车数百公里来到蛟河市、舒兰县及延边等地深入调研，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2001年夏，在东北乡村调研〖HJ0〗〖HJ〗＇TS）＇经过长达六年的深入调研，王维忠掌握了大量的有关保护动物伤人事件的第一手材料。他先向吉林省有关部门提议：应成立吉林省野生动物损害补偿金，这笔钱应当由财政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乡民的切身利益，减轻地方政府的负担，同时，更好地让全社会树立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2004年3月，他又向第十届全国人代会第二次会议提交了一份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议案，深刻地指出，随着自然保护区的设立及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野生东北虎、黑熊、野猪等野生动物活动空间逐渐得到了改善。加之《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实施，各地方政府又制定了禁猎法规，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不断增强，在东北林区，多年不见的野生东北虎、黑熊、野猪等逐渐出现并扩大了活动范围。但随之而来的是野生动物伤人、践踏庄稼的现象屡有发生。几年前，吉林省蛟河县老虎吃牛、野猪成群践踏庄稼等使农民苦不堪言，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更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在一段时间的争辩后，当地政府给予了农民一些赔偿，这就是“老虎吃牛，政府买单”。2004年初，舒兰县连续发生黑熊伤人事件，农民获赔开始了漫长而艰难之路。今后类似事件将会逐年增多。现行法律对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特殊侵权行为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影响当事人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无法规界定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