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 第5部分

　　　　【6】《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出版。

　　　　【7、8】《黄炎培日记》，1945年6月27日。转载《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许纪霖著，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9】《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第一部分　第12节：延安归来（4）

　　　　【10】《毛泽东自传》，斯诺录，汪衡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11、13】《西行漫记》，［美］埃德加斯诺著，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

　　　　【12】《傅孟真先生与五四运动》，傅乐成，转引自《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14、26、27、28】《傅斯年全集》，第四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15】《忆傅孟真师》，何兹全，载台湾《传记文学》，第60卷第2期。

　　　　【16】对于这句话，有研究者认为傅斯年〃将毛泽东比作雄才大略的项羽、刘邦，并将不堪大任的国军比作功败垂成的陈胜、吴广〃（《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石淑波、于桂军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出版）。此说恐怕有误。当时的〃国军〃正配合盟军进入对日本军队的全面反攻阶段，达到了自抗战以来如日中天，最为辉煌的鼎盛时期，何以用来与两个自喻为鸿鹄实为燕雀而究不能成大器的草莽英雄陈胜、吴广之辈比之。傅其言，实乃以项刘比做国共两党，具体言之，乃以项刘比做蒋介石与毛泽东。陈胜、吴广是对自己以及五四时代的学生领袖罗家伦等辈无可奈何的自嘲与自谑。从傅的话中还可看出，此时的他依然没有把所谓的第三党——民主同盟放在眼里，更没有产生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辈认为的〃苍茫大地〃，须由民盟来力主沉浮的幻觉。因而，这也注定了傅在延安的观察与感受，与黄、章等人的大不同。

　　　　【17】《学术大师治学录》，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另，关于尹达撰写《报告》一事，中科院编的《治学录》作了如下叙述：1936年春，尹达（1906…1983）从殷墟被抽调到山东日照两城镇参加龙山文化遗址考古，由梁思永带队。这次发掘是为进一步探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面貌，共发掘50多个龙山文化时期的墓葬。发现最多的是陶器，墓中的头骨已经腐朽，经多方努力，收取了30多个。发掘所得于秋天运到南京。撰写发掘报告的重担落在尹达肩上。他一面参加清理标本的工作，一面着手整理记录，编写考古报告。报告的主体部分写好后，还没有来得及写结论，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长驱直入，南京告急。1937年秋，尹达随史语所匆忙迁往长沙，敌机很快就对长沙开始轰炸。国难当头，尹达决心忍痛放弃即将完成的研究项目，毅然离开个人收入优厚、工作条件令人羡慕的学术机构，投身到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洪流中。他和几位同事相约结伴，投奔延安参加抗日。1937年的年终这一天，尹达到达延安。

　　　　关于《山东日照两城镇史前遗址发掘报告》稿，考古学家梁思永在1939年以《龙山文化》为主题所发表的论文中说：〃这个报告将成为对于山东沿海的龙山文化的标准著作，是研究龙山陶器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另据近年从台湾传来的消息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将用尹达的原名刘耀，出版这部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考古报告的未完稿。这份由史语所带到台湾去的考古报告稿，经过60多年的世事沧桑，终于获得了问世的机会，惜报告的执笔人却已命赴黄泉，无法看到自己的心血结晶了。

　　　　【18、22】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档案。

　　　　【19】《范文澜》，朱瑞熙、徐曰彪，载《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刘启林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20】《中国通史》，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21】1949之后，黄炎培官至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这是中共投桃报李的酬谢。但黄氏经常在毛泽东面前不断地念及当年自己在延安时戴在中共头上的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打天下易，坐天下难〃等圣人圣言〃紧箍咒〃。最后，已被念得极不耐烦的毛泽东，可能想起了太平天国时杨秀清以上帝之身用〃劝世良言〃来压制洪秀全的往事，索性来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转守为攻，一句〃打天下也不易！〃算是正式破了这个所谓的〃周期率〃与〃紧箍咒〃。自此黄见到毛泽东不敢继续啰唆，更不提什么〃勃焉〃、〃忽也〃之类道业高深的法术了。

　　　　【23】《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文汇出版社2000年出版。

　　　　【24】《近三十年见闻杂记》，左舜生著，香港自由出版社1952年出版。

　　　　【25】《傅孟真先生年谱》，傅乐成著，转引《傅斯年传》，焦润明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29】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

第二部分　第13节：日暮苍山远（1）

　　　　第十三章生别常恻恻

　　　　◎日暮苍山远

　　　　傅斯年作别陈寅恪，在重庆中央研究院办事处稍事停留，尽了一份〃太上总干事〃的责任后，便登船向李庄进发。抵达李庄时，正巧遇到同济大学师生于码头装载货物行李，即将离川乘船东下，重返离别了近九年的上海大本营。傅氏见状，心绪更加纷乱，待上得岸来，穿越镇内纷乱的街道和郊外一片葱绿的稻田，跨越五百多级台阶，大汗淋漓地登上板栗坳，已是暮色时分。

　　　　一直翘首期盼的史语所代所长董作宾见傅氏终于到来，长吁了一口气，直言不讳地告诉说，史语所快到了散板儿的程度，特别是同人的家属们看到同济大学陆续东迁，越来越沉寂难耐，焦躁不安，三天两头跑来询问复员归京之日。年轻学者整天议论纷纷，无所事事。不知是谁打听的小道消息，传傅斯年可能要接替朱家骅出任教育部长，以后再也不管史语所了，众人闻听，如失擎天之柱，遂更加惶恐不安，大有兔死孤悲，树倒猢狲散之感。若不赶紧想法加以安抚，一群男女老少闷在这个形同葫芦一样的山坳里，恐怕早晚要出乱子。

　　　　傅斯年听罢，想到自己自抗战胜利后，连续在重庆、北平、昆明、南京之间来回奔波，表面上搞得红红火火，且在媒体上出尽风头，不免有小道消息传播开来，直至搞得史语所同人信以为真，鸡犬不宁。他苦笑着道：〃糟糕，这都是我的罪过〃，遂心生一计，当场找来一张白纸，在董作宾的书案上泼墨挥毫，上书〃传言孟真要当官，斯年离所不做官〃几个大字，挂在牌坊头大门的一边，以明心志，也算是对史语所同人的无声解释。

　　　　随后，傅斯年与董作宾商讨具体的复员计划和处置措施。当晚，傅氏召开史语所同人会议，除了当面表白自己不会抛下众人到南京做官外，明确表示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最迟至10月，也就是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一定要带大家重返首都，让大家得到应有的快乐与幸福。

　　　　一席话令茫然四顾的史语所同人如同深夜中突然望到了跳跃的灯火，愁云顿消，郁郁寡欢之心境豁然开朗。

　　　　一个星期后，傅斯年接到朱家骅发来的电报，令速至南京出席国府紧急会议，傅瞻前顾后，一咬牙离开了李庄。没料想，此次登上轮船，则是他与生活了六年的李庄的最后诀别。自此，那高大肥胖的身影从扬子江尽头山坳里悄然消失，而李庄的山山水水也只有在傅斯年的梦境里出现了。

　　　　傅斯年虽已离去，整个史语所却明显地稳住了阵脚，空气为之一新。对于傅氏的人格魅力与崇高威望，董作宾后来曾作过如此评说：〃当年孔子在陈的时候，时常挂念着他的学生，并说'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真先生也许想起了这几句，要回所把同人们'裁'一下子。那时新旧同人，除了三两位老友之外，大部分是他一手培植的青年，受过他的训练和熏陶，爱之敬之而且畏之。〃【1】

　　　　此言尽管不算直白露骨，但也清晰明了，只要具备一些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知识的人，就会明白董作宾所言内含的事理奥妙。

　　　　时在李庄门官田社会学所陶孟和手下服务，并以研究太平天国史著称的罗尔纲，后来在谈到湘军兴起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时，曾着重指出曾国藩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兵随将转，兵为将所有〃、〃将富兵横〃的个案，以及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的畸形危害。

　　　　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虽没有湘军与淮军之营制、饷章之独特，但基本上沿袭了〃兵随将转，兵为将所有〃的习气。除李济、董作宾等几位元老外，凡后来入所的青年学者不只是〃大部分是他一手培植〃，几乎全部都经傅氏一手选拔提携。从中央研究院档案看，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名，最早出现在1928年6月第一次院务会议上，当时作为院长的蔡元培对于〃无中生有〃的这个机构筹设的构想、意义和目标，不甚了了，只是出于对傅的信任才允许设置开办。稍后傅斯年在写给胡适代向蔡元培要求宽列史语所经费时说得明白：〃蔡先生此时实不大了然我们这个研究所所处的地位。〃【2】而傅向中研院提交的第一期报告中，也明确表示对于新的人事布局与争取的学者，必须合乎他本人的史学思想，并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3】，绝不引诱主观而乌烟瘴气的人前来捣乱滋事。〃如果一旦引了，不特有时免不了致人于无用，且爱好的主观过于我们的人进来时，带进些乌烟瘴气，又怎么办？〃【4】日后的事实完全证明了傅在这方面的坚持与固执。

第二部分　第14节：日暮苍山远（2）

　　　　史语所筹划之初，其成员结构从1928年正月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为班底，到当年岁暮，变成以清华研究院人员为主体，就其内在本质而言，则是从〃本土派〃变成西洋〃海归派〃，傅、陈、赵、李连同后来的吴定良等清一色西洋〃海龟〃构成史语所核心，而顾颉刚则被踢出圈外。当然，不能说顾颉刚是属于〃捣乱滋事〃与带进〃乌烟瘴气〃之人，这种做法除了门户之见外，重要的还是基于学术的志向与思想观念的异同。其他自荐或被荐入所者，其情形大体如此。顾颉刚出局之后，北大考古研究室主任、著名金石学家马衡欲加入史语所，想不到竟被傅斯年作为不〃预流〃之人而婉拒，后马衡虽官至故宫博物院院长而誉满学林，但总未能跨入史语所那高傲得有些邪乎的门槛。稍后，在史学界颇有些名气，且自视甚高的苏州才子、燕大教授郭绍虞，毛遂自荐又想在史语所找一把椅子坐坐，并讲了自己一大堆研究成就如何伟大与不可或缺等，傅连眼皮都未眨一下，只把嘴一撅，大号烟斗往桌上一敲，便将此君仍视为不〃预流〃之辈而一口回绝。在李庄期间，梁思成推荐的燕大毕业生王世襄，赴重庆与傅斯年相见时，更是被傅氏看做上不了台面之人。傅氏当着梁思成的面横眉冷对，一句〃燕大毕业生没有资格到我们这里来〃作了拒绝，并当场将其轰出门外，弄得推荐者梁思成灰头土脸，大失面子。不仅如此，即使堂堂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推荐之人，也屡屡遭拒。如蔡元培1930年因〃七十五岁老友专函介绍〃的王君瑞；1931年荐介以治《战国策》闻名的钟凤年；1932年介绍的〃初交〃蔡哲夫；1934年荐介以《中国词学史》著称的薛砺若；〃于蛮源史籍致力颇勤〃、〃蒙文程度亦似可应用〃的毛汶；由汪精卫函荐，再由蔡亲荐的吴向之；1936年荐介的傅氏〃北大旧同学〃金毓黻等，皆为傅斯年以〃本所限于经费〃而〃一时无法借重〃为托词，全部当做臭狗屎和会带进〃乌烟瘴气〃之辈关在门外。当时的蔡元培为尊重史语所或者说傅斯年的〃人事独立〃规矩竟也毫无办法。由此可推想陈寅恪荐举的蒋君大沂之命运也当如此。【5】

　　　　据北大浙江派具有〃鬼谷子〃与军师之称的重量级人物沈尹默回忆说：〃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民元教育部时代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菊生）等人包围………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南按：〃我们〃，包括马幼渔、马叔平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又说：〃以后直至中央研究院时代，受胡适、傅斯年等人包围，死而后已。胡、傅诸人后来和我势同水火，我南迁后，蔡先生时在京沪间，但我每次拟去看蔡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