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姓蔡，一个五十多岁的瘦高男子。吴医生将我带到他办公室，刚说明来意，他便看也不看我地对着门外吼起来：“写作？我知道你们的意思，精神病院嘛，铁门！大锁！把人关起来，像监狱一样！哼，就冲着这个来，就对这种东西感兴趣……”我一下子怔住了，不知道蔡院长为何发这样大的火。我赶紧声明我对精神病院的理解，说这里所做的是一份崇高的工作，面对精神病人这个弱势群体，医生和护士的工作让我钦佩。所以想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以便写出真正感人的东西来。
蔡院长似乎没听我的解释。门外有人叫他，他便径直出去了，将我和吴医生留在他显得很大的办公室里。
我正不知所措，吴医生拍了下我的肩头说，咱们走吧。我说，这事怎么办呢？他笑了笑说，这不，已经同意了嘛。蔡院长就这习惯，只要他没明确否认，就是表示已经同意了。
从院长办公室出来，经过一片草坪，就是吴医生所负责的病区了。这幢两层法式楼房此刻有一半被遮在树阴中，另一半暴露在阳光下，远远看去，像一幅明暗交错的风景画。
吴医生说：“院长虽说是同意你呆在这里了，但你只能在我负责的这个病区活动。这里的底楼是男病区，二楼是女病区，在这个范围内，你以新来的医生的名义走走看看，与病人交谈什么的，都可以。但晚上最好不要去病房，因为天黑以后，有的病人病情发作，会伤着你。你知道，有的躁狂型病人发作起来是很厉害的。”
我想起了二楼尽头的那间黑屋子，董枫就是在一个雷雨之夜看见里面突然有了烛光的。并且，在这间长期闲置的病房里，那夜的烛光中还出现了一个正在梳头的女人。尽管吴医生将此事解释为董枫的幻觉，但我总觉得另有蹊跷。此时，吴医生对我的告诫，是对我的关心呢，还是暗含警告？
不管怎样，吴医生对我的写作还是很支持的，不然他不会同意我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以便在龙大兴这样的病人中搜集写作素材。当然，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严永桥死而复生地到我家拜访我，这事实让吴医生也无法解释。现在他让我住到医院里来，也许是想与我联系得更紧密些，以便为这个谜团找出答案。
走廊尽头的一间小屋成为我的临时住处。一张小床，一张简易写字台和一把木椅就是室内的全部家当。吴医生说，这是他上白班午休和上夜班时休息的地方，现在提供给我了。凑巧他这段时间不上夜班，所以夜里我可以独自享受这个空间。
我说过，这幢法式楼房里全铺着老式的地板，我在这小屋里哪怕轻轻地走动，地板也会发出咚咚声。不但如此，屋外的走廊上，包括不远处医生护士的值班室里，只要有人走动，我在这小屋里都能听见咚咚的脚步声。如果距离稍稍近点，还能感到地板的轻微震动。
我突然想到，严永桥逃离精神病院的那天晚上，就是踩着这样的地板溜出去的，怎么没人发现呢？
吴医生正为我整理这小屋里的一些零乱东西，听到我的疑问后说：“那天我没上夜班，听值班医生讲，他是趁医生查房打开了病区的铁门后溜出去的。从病区出来到楼外，根本不经过值班室这一段走廊。”
我“哦”了一声，想着这楼房的布局，进门后往右是医护人员值班室的走廊，往左是通向病区的小铁门，正中间是一道宽大的楼梯，通向二楼的女病区。
“不过，”吴医生望着我说，“我做医生这么多年了，精神病人逃出医院的事发生过不少次，生生死死也见了不少，但死后又出现的，还是第一次听说。要不是你遇到，我绝对不会相信有这种事。当然，理论上说来，人绝不可能死而复生。因此，你遇到的严永桥，是另一个人的可能性更大。”
我想起了在严永桥家里看见的遗像，他绝对就是撞进我家来的那个人。我知道吴医生心里其实也很困惑，但是，这一切现在确实无法解释。我只好点头同意吴医生的判断，说：“但愿那是另一个人。”
这天晚上，第一次独自住在精神病院里，我的感觉是既新鲜又有点莫名的紧张。吴医生回家去了，值夜班的医生和护士我还不熟悉，也就没出去乱窜。躺在这小屋里的铁架床上，我想到了我家里的寂静，那个供我独自写作的居室现在应该是一片漆黑。我得离开它一段时间了，如果那个拿着黑雨伞的家伙再次登门，他会发现那里已暂时无人居住了。
我突然产生了往家里打一个电话的念头。电话就在我的写字台上，如果此时铃声大作，没人的屋里也可趁机热闹一下。
抱着这个莫名其妙的想法，我在这医院的小屋里向家里拨通了电话。天哪，电话刚一拨通，有人就拿起了电话，我听见一个男人粗哑的声音：“喂，喂！”我冲口而出：“你是谁？”就在这一刹那，那端压下了电话。
31
有时候，
任何不可思议的小事都会让人惊恐万状。试想，你锁好门窗，离开了你独居的住宅，可是，当你在深夜从另一个地方往家里打电话时，却有人接听，怎么回事？那一刻，我的心咚咚狂跳。是小偷进屋了吗？不可能，因为小偷是不会来接电话的，那会暴露出屋里有人。我想到了严永桥，那个早已从精神病院逃跑出去并死于车祸的魂灵，难道，他又窜进我屋里了吗？或者，他一直就躲藏在我屋里的什么地方？
我得证实这点。我咬了咬牙，再次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呜——呜——”，电话的长音从看不见的暗处传来，再没人来接听了。
我的心里七上八下，显然，在我家里接电话的人已有了警惕，不再来接电话了。谁进了我的屋？我是不是需要立即赶回去看看？
我看了看表，夜里11点零5分。吴医生给我讲过，这精神病院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晚上10点关大门，上锁，非抢救病人等特殊情况，是没人给你开门的。翻墙出去呢？不妥，别人会认为我在这里图谋不轨。况且，蔡院长对我呆在这里本来就不太欢迎。
当然，在这医院出不去了是一个十分合理的借口，其实，真要回家去查看，我还是有些恐惧。
突然想到，打个电话，让张江替我到我家看看如何？这个热爱文学的大学物理系学生，是很乐意替我做事的。
接电话的是一个妇人的声音，我想是张江的母亲吧。她叫我等一等，便将话筒放在了一旁。张江在做什么呢？我无端地感到他又在他卧室的窗口，用望远镜盯着董枫的窗口或阳台。用这种方式爱上一个人是容易疯狂的，因为他不知道她的名字，听不见她的声音，更不了解她的任何情况。在镜头里，她的身姿、她的任何一个动作都让他入迷，正是这种陌生感和毫无认识的可能性，会让爱这种本来就带有盲目性的情感无限泛滥。
张江来接电话了。听完我的叙述，他惊讶地表示，会有这种怪事？我立即赶过去看看。我叮嘱他，如有什么危险，就立即报警。他表示毫不在乎，要我放心，他去查看后很快就把结果告诉我。
放下电话，我躺在小床上随便抓起一本书来翻看，是吴医生放在这里的书，书名叫《美国精神病案例选》，看来，精神疾患正侵袭着整个人类。我翻了几页，老是走神，因为心里惦念着张江去我家查看的情况。
电话一直没有回过来，张江遇到了什么危险吗？深夜的精神病院已是一片寂静，外面的走廊上和值班室里，医生或护士走路时在地板上踩出的咚咚声显得格外沉重。
等待回音的时间每分钟都很长。有一阵子，我眼前老出现恐怖的画面，其中一幅是，严永桥正站在我家里的写字台边，张江倒在地上，一把黑雨伞的金属尖已插进了张江的胸部，血流得满地都是。尽管没学过《精神现象学》，但我知道这是人的一种灾难幻想，就像有人老担心亲人会出车祸一样，并且，一担心起来，还会想像车祸的场面。人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我看了看表，已是夜半12点15分了。张江去我家，骑自行车不过十多分钟，无论如何，他早该给我回电话了。
我心里乱成一团，给张江家打电话，老是占线的忙音，试了多次后，我发现这不是占线，而是将话筒放在了旁边。我知道有人有这种习惯，为了防止睡觉后被电话打扰，就用这办法。
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小时，已是凌晨1点过了，张江究竟遇到了什么事呢？看来，只有天亮后才能联系上了。
外面的走廊已没有了脚步声，看来，值夜班的医生和护士也已在值班室休息了。天气闷热得很，小屋里的一台电风扇搅动的风也是热的。我无法入睡，便想到外面去透透气。
我走出小屋。经过走廊时，尽量放轻脚步，以免惊动值班室里的医生和护士。还好，值班室的门是关上的，这样我就省去了一些招呼应酬和解释。
走出楼外，空气凉爽了些。在林阴道上走出一段后，我回望这座现在只有黑色轮廓的楼房，感到它像一个正闭目睡去的老人。
突然，从侧面的小道上飘出一个白色的人影，我下意识地问道：“谁？”
“我，小翟。”是很清亮的女孩的声音。她已走到我面前，是一个穿着白罩衫的护士。小翟？是董枫的同事，我听董枫谈起过她。
她疑惑地盯着我。我赶紧作了自我介绍，并补充说：“董枫在黑屋子遇到怪事后，就是给你打的电话吧？她还叫你天亮前千万别去黑屋子那边。”
“是的。董姐遇到的事太恐怖了。第二天我们打开那间长期闲置的病房看过，里面什么也没有。”小翟的声音仍然很困惑。她大约二十多岁，圆盘脸，身材小巧玲珑。
我问：“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和你一样，散步呗。”她掠了一下头发说，“董姐没上夜班，我和另外的人又没知心话可说，闷得慌，天气又热，出来走走免得在值班室打瞌睡。”
“楼上那间病房闲置多久了？”我问。
“快三年了吧。你知道，这是幢老房子了，那病房的墙角浸雨，老解决不了，屋里很潮，没人愿住那里。而且，那病房里先先后后死过好几个病人，都是自杀的，怪吓人的，谁愿意再住那里呀。”
“你见过自杀的病人吗？”我问。
小翟不自觉地往左右的暗黑处看看，仿佛有些害怕似的说：“我只见过最后一个叫单玲的女病人。那时我刚到这里做护士。那女病人也很年轻，才十九岁，因为失恋精神分裂了，怪可怜的。”
我突然记起吴医生与我聊天时，曾无意中提起过这个叫单玲的病人。我无端地感到，董枫在黑屋子看见的在烛光下梳头的女人，与这个已自杀的女病人或许有什么关系。
32
夜半的精神病院里，
弥漫着树叶的潮气和阵阵花香。如果不是从那隐藏在暗黑处的楼房里，时不时发出一两声病人的尖叫、哭喊或者歌唱（那是一种变调的使人恐惧的歌声），你会以为这里是世外桃源呢。是的，大片大片的树林、灌木、草坪，在夜里已看不见但香气弥漫的花朵，自然界显示出它勃发健康的生命力，仿佛在感召着陷入精神迷雾的人们。
我对小翟护士说：“我们到二楼的那间病房去看看，行吗？”
我是突然产生这个冲动的。现在正是夜半，如果那间长期闲置的黑屋子里真有什么奇异的动静，现在走近它，也许能发现点什么。
“不行不行，”小翟惊恐地说，“自从董姐在那个雷雨夜看见那屋里有人以后，我们在夜里就从不走近它。本来，它就在走廊的尽头，我们查房也不用走到那里去。”
“那个叫单玲的女病人自杀在那屋里以后，那间病房就再没住过病人吗？”我问。
“是的，没人敢住了。墙角浸雨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大家都害怕，这才是原因。”小翟顿了一下又说，“以前的事我不知道，但单玲的死，我是看见的，好吓人哟。”
我和小翟在一条石凳上坐下来。这石凳很光滑，显然是年代久远了。在精神病院的树阴下，小翟给我讲起了单玲之死。夜很黑，她的讲述仿佛来自时间的暗处。
“前后算来，单玲的住院时间大约在半年左右。那时我刚来医院工作不久。是一个中年妇女送单玲来住院的，据说是单玲的姨妈。这女孩子真可怜，三岁时父母就离了婚，后来母亲去了国外，父亲也到沿海城市闯荡去了，是姨妈带着她长大的。
“单玲中等个子，一头长发，一双丹凤眼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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