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相信任何人- 第5部分

然后我会再一次地发现我错了。我早已作出了选择，前半生已经过去了。

医生的名字叫做纳什。今天早上他打电话给我，开车来接我去了一间诊所。他问我，我告诉他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露出了微笑——并不是恶意的笑——打开了他桌上那台电脑的盖子。

他给我放了一段影片，一个视频剪辑。内容是关于我和他，穿着跟今天式样不同的衣服坐在相同的椅子上，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影片中他递给我一支铅笔叫我在一张纸上画图，但眼睛只看着镜子，这样一切都是反着的。我看得出影片中的我觉得很困难，但现在从这段影片里我只看到自己满是皱纹的手指和左手上闪闪发亮的结婚戒指。我画完图后他似乎很高兴。“你越来越快了。”影片里的他说，然后加了一句说即使记不住训练本身，在某个地方——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我一定是记住了几个星期以来训练的成果。“这意味着你的长期记忆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作用。”他说。影片中的我笑了，但看上去并不开心。电影在这里结束。

纳什医生关了电脑。他说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在见面，我身上一种叫“情景记忆”的功能严重受损。他解释说这意味着我记不起事件或亲身经历的“生平细节”，并告诉我这种情况通常是由某种神经性问题引起的。结构性或化学性都有可能，或者是荷尔蒙失衡，他说。这种案例非常罕见，而我的病情似乎格外严重。当我问他有多严重时，他告诉我某些日子里我对自幼儿时期以后的事情都不太记得住。我想到了今天早上，醒来时我完全没有成年以后的记忆。

“某些日子里？”我问。他没有回答，他的沉默让我明白了他真正的意思：

大多数日子。

针对持续性失忆症有一些治疗方法，他说——比如药物，催眠——但在我身上大多数已经试过了。“但你自己能够起特殊的作用来帮助自己，克丽丝。”他说。当我询问原因，他说我跟大多数失忆症者不一样。“你的症状表明你的记忆并非永久遗失。”他说，“你可以恢复记事好几个小时，甚至小睡一会儿后醒来还能记住事情，只要你不陷入熟睡。这非常少见。大多数失忆症患者不到几秒钟就会失去新的记忆……”

“结论是？”我说。他将一本褐色封面的笔记本从桌上滑过来给我。

“我想也许应该记下你的治疗过程、你的感受、任何想起的印象或者回忆。记在这个上面。”

我探身向前接过笔记本。里面一个字也没有写。

这就是我的治疗？我想。写日志？我想记起事情来，而不仅仅是记录。

他一定感觉到了我的失望。“我还希望写下记忆的这种举动会起到其他效果。”他说，“效果可能是累积的。”

我沉默了片刻。说真的，我还有什么选择？要不就记日志，要不就永远保持现在的状态。

“好吧。”我说，“我会记的。”

“好。”他说，“我的号码已经写在日志的扉页上了。如果有什么不明白，打电话给我。”

我接过日志，答应说我会的。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说：“最近我们就你幼儿时期的记忆作了些不错的工作。我们一直在看照片，还有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他从面前的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相片。“今天我想让你看看这个，”他说，“你认得出吗？”

照片里是一所房子。刚开始它似乎全然陌生，但当后来看到前门处破旧的台阶时，我突然明白过来。我在这所房子里长大，今天早上醒来时我还以为自己就在这所房子里。它的模样看上去有些变化，不那么真实，但绝对没有错。我使劲咽了一口：“这是我小时候住的房子。”

他点点头，说我早期的记忆大多数没有受到影响。他让我描述屋里的情况。

我告诉他我的记忆：打开前门即是客厅，向房子深处走有个小餐室，屋外的小路直接通往房屋后部的厨房：小路把我们的房子和邻居隔开。

“还有吗？”他说，“楼上呢？”

“有两间卧室。”我说，“前面一间，后面一间。浴室和卫生间比厨房更远，在房子的尽头。它们一直位于房子外面另修的一所建筑里，后来加了两堵砖墙和一个波形塑料顶棚，才把它们并了进来。”

“还有呢？”

我不知道他在找什么。“我不知道……”我说。

他问我能不能记起某些微小的细节。

于是我想起来了。“我的母亲在储藏室里放了一个写着‘糖果’字样的罐子。”我说，“以前她把钱放在里面。她把罐子藏在最上面的一格，那一格上还放着果酱。她自己做的。以前我们会开车去一片树林里摘浆果。我不记得树林在哪里了。我们三个会一起去森林深处摘些黑莓，摘了一袋又一袋，然后我的母亲会把它们做成果酱。”

“好。”他说着点点头，“好极了！”他在他面前的文件上记录着。“这些呢？”他又问。

他手上拿着几张照片。一张是一个女人，过了一会儿我认出她是我的母亲。有一张是我。我告诉他我可以认出哪些，认完后他把照片拿开。“很好。比起平时你能想起的童年记忆要多得多了。我想是因为这些照片。”他停顿了片刻，“下次我想让你看更多相片。”

我答应了。我很好奇他从哪里找到了这些相片，他对我自己都一无所知的生活又知道多少。

“我能留着吗？”我说，“这张老房子的照片？”

他笑了：“当然！”他递过来照片，我把它夹在日志页里。

他开车送我回家。他已经解释过本不知道我们在见面，但现在他告诉我应该好好想想我是否要把开始记日志一事告诉本。“你可能会有受限的感觉。”他说，“因此记录时会想避开某些东西。而我认为让你感觉可以畅所欲言是非常重要的。再说本如果发现你又决定尝试进行治疗的话，可能会不开心。”他顿了一下：“你可能得把它藏起来。”

“但我怎么记得要写日志呢？”我问。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突然想到一个主意：“你可以提醒我吗？”

他告诉我他会的。“但你必须告诉我你会把它藏在哪里。”他说。我们在一所房子前停了车。马达熄火后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这是我自己的家。

“衣柜。”我说，“我会把它放在衣柜深处。”

“好主意。”他说，“不过今晚你必须记日志，在睡觉之前。不然明天它又只会是一个空白的笔记本，你不会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

我说我会的，我明白。我下了车。

“保重，克丽丝。”他说。

现在我坐在床上，等我的丈夫。我看着照片里自己的家：我在那儿长大。它看上去如此平常，又如此熟悉。

我是怎么从那时变成现在这种境况的？我想。发生了什么事？我有什么样的过去？

我听见客厅里的自鸣钟报了一次时。午夜了。本正在上楼梯。我会把日志藏进一个刚找到的鞋盒里，再把它藏进衣柜，就是我告诉纳什医生的地方。明天，如果他打电话来，我会在日志上记更多东西。

11月10日，星期六

今天记日志的时间是中午。本在楼下读什么东西。他以为我在休息，不过尽管我很累，却没有歇下来。我没有时间。在忘记之前，我必须把它写下来。我必须记日志。

我看了看手表上的时间。本提议下午一起去散散步，我还有一个小时多一点儿的时间。

今天早上我醒来时不知道自己是谁。睁开眼睛时我以为会看到床头柜坚硬的棱角、一盏黄灯、房间角落里四四方方的衣柜、有隐隐羊齿草花纹的壁纸。我以为会听见妈妈在楼下煎培根，或者爸爸在花园里一边吹口哨一边修剪树篱。我以为自己会躺在一张单人床上，床上除了一个被扯坏了一只耳朵的玩具兔子什么也没有。

我错了。我在父母的房间里，刚开始我想，然后才意识到屋里的东西我一件也不认识。卧室是完全陌生的。我倒回床上。出错了，我想。非常非常可怕的错误。

下楼前我已经看见了贴在镜子上的照片，读过了上面的标记。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小孩，甚至已经不是少女，并明白过来现在我听见的、那个一边做早餐一边向广播大吹口哨的男人不是我的父亲，也不是室友或男朋友，他叫做本，是我的丈夫。

在厨房外我犹豫了。我很害怕。我马上要见到他，仿佛是第一次见面。他会是什么样子？跟照片里的样子一样吗？或者相片也很失真？他会老些，胖些，还是秃一些？他的声音听起来怎么样？他会有什么举动？我嫁得好吗？

突然一种幻觉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一个女人——我的母亲？——告诉我要小心。别草率结婚……

我推开了门。本背对着我，正用铲子翻着平底锅里“咝咝”作响的培根。他没有听见我进来。

“本？”我说。他一下子转过身来。

“克丽丝？你没事吧？”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于是说：“没事。我想没事。”

然后他笑了，一副松了口气的模样，我也一样。他看上去比楼上的照片要老——脸上有更多的皱纹，头发已经开始发灰，在太阳穴的地方稍稍有些掉发——但这些非但无损他的魅力，反而让他更加迷人。他的下巴有力，适合年长的男人；眼睛闪烁着调皮的光芒。我意识到他有些像是年龄稍大的我父亲。我本可能嫁个比这糟糕的人，我想。糟糕得多。

“你看过照片了？”他说。我点点头。“别担心。我会解释一切的。你为什么不到走廊那边找个地方坐？”他对走廊做了个手势，“穿过去就是餐室。我马上就来。给你，拿着这个。”

他递给我一个胡椒磨，我去了餐室。几分钟后他端着两个碟子跟了进来。油里浸着一条泛白的培根，煎过的面包和一个鸡蛋摆在碟子边上。我一边吃，一边听他解释我是如何生活的。

今天是周六，他说。他在工作日上班；是一名教师。他解释了我包里的那个电话和钉在厨房墙上的一个白板。他告诉我应急的钱放在什么地方——两张20英镑的纸币，卷得紧紧地塞在壁炉上的时钟后面——又给我看了那个剪贴簿，从中我可以粗略地了解自己生活的多个瞬间。他告诉我，只要齐心协力，我们应付得来。我不确定自己相信他，但我必须相信。

我们吃完饭，我帮他收拾干净早餐的东西。“待会我们该去散散步。”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答应了，他看来很高兴。“我读一读报纸就来，”他说，“可以吗？”

我上了楼。一旦等到独处，我的头脑便开始天旋地转，装得满满当当却又空空荡荡。我感觉什么也抓不住，似乎没有一件东西是真实的。看着现在所在的房子——现在我知道这是我的家了——我的目光却是全然陌生的。有一会儿我甚至想逃跑；可我必须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坐在昨晚睡过的那张床边上。我应该铺好床，我想。或者去打扫，让自己忙起来。我拿起枕头拍松，这时传来了一阵嗡嗡声。

我不清楚那是什么。声音低沉，时断时续。是细细的、微弱的铃声。我的包在我的脚下，当拿起它时，我意识到嗡嗡声似乎是从那里面传来的。我想起了本说过的手机。

找到手机的时候它在发亮。我瞪着它看了好一会儿。隐隐约约地——在内心深处，或者记忆的边缘——我清楚地知道这个来电意味着什么。我接起了电话。

是个男人的声音。“喂？”他说，“克丽丝？克丽丝？你在吗？”

我告诉他我在。

“我是你的医生。你没事吧？本在旁边吗？”

“不。”我说，“他不在——你有什么事？”

他告诉我他的名字，还说我们已经在一起进行了几个星期的治疗。“针对你的记忆。”他解释说。我没有回答，他说：“我希望你相信我。我想让你看看卧室里的衣柜。”我们又沉默了一阵，然后他接着说，“衣柜里有个鞋盒，往里面看一眼，应该有一个笔记本。”

我望了一眼房间角落里的衣柜。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你告诉我的。”他说，“昨天我们见面了，我们说好你应该记日志，你告诉我会把日志藏在那里。”

我不相信你，我想说，但这似乎既不礼貌又不全是真话。

“你能不能去看一眼？”他说。我告诉他我会的，接着他加了几句，“现在就去。一个字也不要和本提。现在就去。”

我没有挂电话，而是走到了衣柜旁。他是对的。衣柜的底板上是个鞋盒——一个蓝色的盒子，盖不严实的盒盖上写着“爽健”牌字样——里面是一本用棉纸裹着的小簿子。

“找到了吗？”纳什医生说。

我取出小簿子拿掉棉纸。它是棕色的皮革封面，看起来价格不菲。

“克丽丝？”

“是的，我拿到了。”

“好。